科瓦科夫斯基：左翼的遗产

左翼的遗产

莱谢克·科瓦科夫斯基/文

王立秋/译

莱谢克·科瓦科夫斯基(Leszek Kołakowski, 1927-2009)，波兰著名哲学家，华沙思想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王立秋，云南弥勒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

译自Leszek Kołakowski, “The Heritage of the Left”, in Leszek Kołakowski, Is God Happy?: Selected Essays, Penguin Books, 2013. 译文仅供学术交流，请勿作其它用途，文中观点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前共产党员——无论是像伊尼亚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鲍里斯·苏瓦林(Boris Souvarine)、亨利·列斐伏尔、埃德加·莫兰、安妮·克里格尔(Annie Kriegel)、皮埃尔·戴克斯(Pierre Daix)、多米尼克·德桑蒂(Dominique Desanti) 那样的作家、知识分子或哲学家，还是像鲁特·费舍尔(Ruth Fischer)、安德烈·马尔蒂(André Marty)、夏尔·蒂永(Charles Tillon)、米洛万·吉拉斯、沃夫冈·莱昂哈德等那样的前官员和领袖——写的书填满了一个又一个的书架。（我们可以忽略许多间谍的作品。）他们的书有一些是自传性质的，有一些则是分析性或历史性的。不过，在所有这些著作中，作者都试图把握、解释和理解共产主义现象和自己过去对此事业的投入。这些书构成我们世界的政治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西洛内那句经常被人引用的预言——未来共产党员和前共产党员之争是决定性的——可能有夸张的成分，但它也包含一定的真理：在摧毁共产主义上，前共产党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很难想象左翼（无论是欧洲的还是美国的）会写这种书。我的意思是，从历史或心理学的角度来解释和分析左翼自己的错付投入、错误信念和虚假希望的书。看起来，这些人会不加解释地、不对过去进行任何反思地，从一个事业的同路人一跃变成另一个事业的同路人。苏联看起来没那么好了？我们还有中国的新社会主义之光和毛主席的不朽思想。中国也出问题了？那就古巴吧，与帝国主义恶龙斗争的古巴人民的伟大希望。菲德尔也不那么完美了？那就去找别的吧。虽然，至少在积极的意义上说，能找到的不多了。但左翼知识分子里还是有一些人仰慕波尔波特或霍梅尼（人的愚蠢是没有极限的），但必须承认，他们只是少数。

所以，他们会没完没了地寻找好的、高贵的事业，并且，一旦他们出于任何原因放弃一个好事业，他们马上就会把它抛诸脑后，再去寻找一个新的事业。当然，长期以来，也一直存在真正好的、却带来不好的结果的事业，但看起来，这样的事业也越来越少了：弗朗哥的西班牙（不行），萨拉查的葡萄牙（不行）、皮诺切特的智利（不行）、南非的隔离（也不行）。至于非洲那些最糟糕的暴政，只有他们不加解释地说它们好啊就是好——就像他们说西方的民主就是坏啊就是坏那样——的情况下，它们才可能被列入好事业的清单。

为什么，在共产党员如此执着地试图分析共产主义和他们对此事业的投入的同时，左翼却几乎不会去做这样的分析？共产主义是一项严肃的事业，共产党员是真要干事的。他们知道他们在追求什么；他们要搞的，是世界范围的权力政治。当然，他们经常说谎，但他们在说谎的时候通常是头脑清楚的。共产党员觉得自己要为一个非个人的伟大事业承担个人的责任。而另一方面，左翼则是在享受一种无需负责的，纯粹心智上的投入。共产党的领袖看起来也不怎么看重这些进步的合作者；他们会恭维和利用这些同路人，但不会严肃地对待他们，这样的做法也不无道理。共产党员是鹰；左翼是无能狂怒的蝴蝶。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共产党员在放弃自己的信念和党派之后往往会倒向社会民主主义或自由主义（或者干脆彻底告别政治）而几乎不会或者说只会暂时地加入左翼的一个原因。

几乎一切事业，甚至是好的事业，都能证明左翼的这种令人舒适的不负责任。无疑，我们有严肃的政治、道德和军事理由要求美国从越南撤军，今天也几乎不会有人为在那场战争中犯下的可怕“错误”争辩。但人们大声地、最为系统地讲的大道理，即一旦攻占北越，南越就会得到“解放”，这个信念却从来没有存在过。无论南越政权多么地肮脏腐败，任何人，无需超人的洞察力都能知道，接替它的政权也会给越南人民带来无与伦比的，更加糟糕的恐怖和灾难。20世纪70年代的左翼不知道亚洲的斯大林主义意味着什么吗？他们中的大多数很可能真不知道，但他们的无知说不过去；他们只是宁可不知道而已。左翼或前左翼写过哪怕一本坦诚分析这一经历的书吗？我不能肯定没有，但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分析。在中国，“大跃进”害死了几百万人，“文化大革命”又搞死了几百万人。那些曾经歌颂伟大领袖的左翼有审视过这些自己假装没有注意到的暴行吗？那些为古巴的大压迫者激情澎湃的左翼有过同样的反思吗？（再一次地，我没听说过这样的分析，但如果我错了的话，我愿意承认自己的错误。）通常，在面对证明他们支持的政权是建立在奴役、酷刑和大屠杀的基础之上的证据的时候，所谓进步人士会回复一句：“这是CIA捏造的证据！”然后，在证据变得对他们来说也不容否定的情况下，他们干脆就把整件事情抛诸脑后。

我们还能想起那个可以说不算太近但也不算太远的时代：如果你说苏联有集中营，那么你就会自动地被贴上“冷战佬(Cold Warrior)”的标签。因为冷战佬按定义来说就是错的，所以，按逻辑，苏联自然就没有集中营了。在苏联的荣光消逝之后，新的光又出现了，在每个历史时期，我们都会看到相同的模式：崇拜暴君然后逃避、忘记。

不过，在左翼的心态中，还是有一个伟大事业在过去数十年里丝毫不受触动，那就是对民主国家的厌恶。效忠的对象变了，但如果说，在左翼政治中还有什么没变的话，那就是：在专制国家和民主国家的一切冲突之中，专制总是对的，民主总是错的。美国对苏联，美国对古巴，以色列对叙利亚，概莫如是。甚至在军队独裁的阿根廷对英国的时候，专制也是对的。要说明这点，没有必要去论证这个或那个专制政权是人类最光荣的成就；在一切与民主的冲突中，专制就是对的。

托尼·朱特在《未竟的往昔：法国知识分子1944-1956》中就做出了这样的评论。他的书讨论的是比上面提到的时代更早的一个时期，但基本的模式是一样的。的确，那些年的法国是后来在西方民主世界流传的guachisme（左主义）的主要来源。我的妻子比我先读到那本书，她在读完后跟我说：“瞧，我们一定是在20世纪50年代读多了这样的东西，以至于都不觉得那有什么好奇怪的；今天读来，这看起来几乎难以置信”。

这本书关注的焦点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自由派，更不是保守派，确切来说，它关注的正是左翼(gauchistes)，进步的介入(engagés)的代言人。朱特的目的不是简单地描述那诸多早被遗忘的荒谬之事，而是在二战前后法国历史的背景下理解和解释它们。他特别考察了法国人对东欧政治审判秀(show-trial)的反应。和最著名的人物——如让-保罗·萨特和天主教那边的埃马努埃尔·莫尼埃——一样，许多著名的和不那么著名的作家和知识分子都在这个有趣的考察报告中出现了。

朱特说，在20世纪30年代，虽然第三共和国，其政治体制及其资产阶级遭到了左翼和莫拉斯主义者的攻击，但是，这两场运动都还认可过去的一些偶像，比如说蒲鲁东和贝玑。在人民心中，一战的恐怖还相对新鲜，无条件的和平主义依然强势，但共产主义的吸引力（至少和二战后的那些年相比）还不那么强。无论如何，人们普遍认为第三共和国没救了，而左翼和右翼的批评者也都不会为它的衰亡而感到惋惜。“在这个早期阶段采取反对贝当的立场不但需要相当程度的先见之明（更不用说勇气了），还表示出这样一种意愿，即愿意捍卫那些与消亡的第三共和国相关的价值（虽然也在形式对这些价值有所修正）”(p. 25)。在一段时间里，左翼普遍希望能在信誉破产的民主废墟之上实现民族复兴（后来，这个希望变得看起来难以理解）。不过，这些幻觉没有持续多久，不久之后，它们就为另一种甚至更加短命的幻觉——法国社会在战后会勠力同心，为进步和社会正义而努力——所取代。当然，苏联在大战中的巨大贡献的光荣壮大了法国共产主义。朱特说，对像萨特那样的非党员左翼来说，“革命”变成一个“绝对命令”，一个“先验的存在要求”，但革命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没有内容，也没有任何分析来对它加以支撑。不久之后，解放带来了痛苦的失望，而抵抗运动也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个传奇。自然，人们欢迎关于英勇的过去的故事，这样的故事也越讲越多；没人想谈论与纳粹的大规模合作。多年以后，一些人才勇敢地把每个人都知道却欣然忘记的真相给说了出来。而此时，反美主义又成为反纳粹抵抗的自然延续，大量的知识分子热情拥抱反美主义，把它当作安全舒适的英雄主义的港湾。

在这里，我要说句题外话。像本文作者一样经历过德国对波兰的占领的人，在后来读到法国人的战时回忆录的时候会觉得，他们描述的简直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战争期间的法国人还能去剧院，还能毫无顾忌地出版受德国人审查的图书和杂志，相互颁发文学奖；高中和大学还在运转。当然，生活更贫穷了，但还在继续。

在战后，那些曾短暂地支持贝当的人忙着道貌岸然地谴责那些比他们更晚抛弃贝当元帅的人。（当然，有一些人的确有可怕的通敌之举；但朱特说，甚至布拉西亚克这样没什么实质性恶行的人，也最终因为反动言论而被判死刑。）

在战争期间和战争之后，法国智识生活中的一切都为模糊所笼罩。的确，政治环境大多是模糊的，但模糊被当作一个哲学工具来为特定的政治选择正名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以分析模糊而著称的梅洛-庞蒂成功地避开了最糟糕的情况，而那些像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雷蒙·阿隆那样在政治的模糊中还能保持通透与体面的人之所以能够做到这点，是因为他们都坚持（与政治“正确”与“不正确”之分相对的）单纯的善恶之分。萨特花了很大力气试图使这个区分变得无意义。也许，莫尼埃那群人（和他们一厢情愿的盲目）的情况更加令人不安，因为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宣称谴责斯大林主义的“过度”毫无意义，因为民主也不干净，他们甚至走到了这样的地步：他们真的认可了东欧的司法-政治谋杀，认为那不过是通往正义王国路上需要付出的必要代价。

共产党员只是否认人们知道的，关于“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这个说法在当时还没有传开）的恶行的一切，左翼同路人则不一样。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是承认这些暴行的，但他们通过诉诸斯大林主义（包括它最糟糕的方面）的历史意义来为之正名。他们向自己的读者保证，即使有“一定程度的过度”，社会主义也在成长。一些左翼抹黑审判秀的受害者，其他左翼则悲伤地反思这样的审判给社会主义国家的声誉带来的损害。但甚至那些显然对这种对残忍的公开展示感到不安的人也相信，除支持东方的共产主义及其在西方的前哨外别无选择。（他们根本不会去提大林主义末期在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斯盛行的反犹主义；但他们恶毒地抨击以色列，认为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无论共产主义国家的统治者做了什么，他们总归是站在左边的，因此，他们就是朋友。道德义愤被留给了西班牙或被殖民的阿尔及利亚，也就是说，被留给了所谓“资本主义”本尊犯下的罪行。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会有一些为数不多的左翼谴责共产主义的暴行，因为在他们看来，那不再是共产主义，而是老资本主义的复辟。因此，辩护的策略对每个知识分子来说都不一样，但只要他们愿意相信，他们就总能找到法子捍卫和美化那个“谎言之国”（用西里加的书名来说）。事实证明，在给知识分子灌输对这一信念——你必须做这样一个选择，要么选择社会主义和正义，这样你就必须无条件地支持苏联，要么你就是站在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和压迫者那边——上，共产主义格外地成功。今天，这看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如此之多的，为自己所受的精细复杂教育而自豪，并且的确在高师和索邦接受教育的人，竟然如此轻易地就接受了这样一种原始的、捏造出来的世界观。

不过，哀叹人的盲目或邪恶（无论在既定场合下哪个词更合适）是没有意义的。知识分子谄媚暴君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共产主义出现之前便为人们所熟知了；但比较地看，知识分子大规模地支持共产主义暴政这件事情，需要更加具体的解释。自然，人性的一些方面和形形色色的文化问题都起到了作用：对资产阶级环境——对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来说，也就是他们自己所处的环境——的仇恨；表达为极端反美主义的，隐藏的民族自豪感和嫉妒感；共产主义即将在欧洲取得胜利的（不完全非理性的）信念和确保自己站在胜利者一方的需要；各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的盲目；在渴望成为政治领袖却不能实现这一抱负(political leaders manqué)的知识分子那里如此常见的，对力量和暴力的崇拜；支持被剥削者的事业的真诚愿望（无论在实际的表达上受到了怎样的误导）。但总归有需要解释的地方。20世纪40年代和50十年的左翼是共产主义这个世界现象的，被法国文化的具体语言包裹（也许，同时也表达了西方的自毁冲动）的附录。我们不可能简单地通过个体的卑劣意图就把共产主义解释过去。虽然我们对它有所了解，但我们依然需要从历史的角度来对它加以解释。布尔什维克可能——我相信的确如此——是一个偶然，但它成功并开始像癌细胞一样扩散这个事实依然非常有趣。萨特或莫尼埃说过的荒唐话看起来数不胜数；今天再读这些东西让人既感到恐怖又觉得好笑。在书的最后几章，朱特出色地在左翼怪诞措辞的背景下描绘了法国独特的智识传统。但在坚持这个传统（无论是否与马克思主义相伴）还活着这一点上，他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在这里，他看起来表现出某种反法偏见。我们也不能责备他没有试图解释共产主义者整个现象。也许，那样的责备太过于容易了。

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