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國榮紀念音樂會：城市集體記憶的凝結與被「操縱」

2006年的反對港府清拆天星、皇后碼頭事件將「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這話題引至更廣泛的討論，但往前回看少少，關於2003年的城中記憶是涉及「集體記憶」更常見的年份，尤其在本土各路媒介的表述中得到了多方呈現。以無線新聞於當年播出的《2003年香港大事回顧》為紀實文本，03記憶還見諸於電影《金雞2》中主人公如何回憶「一生中最艱難的年份」：交代了從年初民政事務局局長何志平為港求得下簽的軼事到非典襲港、經濟崩潰的時代背景；在之後的流行歌詞創作中，林夕亦寫下《新聞女郎》，詞中以死於沙士、七一維園、巨星隕落、楊利偉到港等作為03年香港記憶的標誌。

頗有意思的是，被「集體記憶」記載的何志平本人曾對這一名詞展開過一番批判，他站在為政府清拆作辯護的立場微言到「集體記憶」已經被濫用，「集體」需要涵蓋的人數無法估計，「記憶」的時間性指意模糊。何志平進一步質疑：「回憶的內容又是甚麼呢？是自己與情人月下喁喁細語的回憶嗎？是聲嘶力竭的社會運動嗎？」以班雅明（Benjamin）的論述為基礎做出回應，其荒謬之處在於何志平所謂的「解構集體記憶」是對「城市或建築物與其歷史，文化及社會實踐間關係」的輕視，以及對個人身份政治申張的罔顧。所以「集體記憶」不能被狹隘化為個人思緒的追憶，也並非只有數十萬民眾現身抗爭這一種貧瘠的想象。

2003年，兩位流行文化偶像張國榮和梅豔芳先後離世，傳奇粉碎的記憶不單是存在於偶像的追隨者心中，更是對香港和香港人的一記重創。因為香港流行音樂和電影的豐富面向是這座城市足以被辨識的獨特標記，張梅二人正是其中最為光輝的流行文化符號之一；而流行文化亦為戰後一代香港人自主身份意識的生長灌溉養分。至今，距張國榮逝世已經十八年有餘，逢他的忌日和生辰，華人世界和深受香港流行文化影響的地區仍不間斷地舉辦相關的紀念活動。然而，面對香港這樣一座「急速變化、仿佛停不下來的城市」（Abbas1997），一份曾經代表著傷痛的「集體記憶」會隨時間進程呈現怎樣不同的演繹？又是在主角早已「身不在場」的紀念中，「集體記憶」是如何為後來的各方力量影響的？看到2013年的《繼續寵愛.十年》音樂會和2021年的《想你.張國榮》音樂會，這兩場大型的紀念表演可以提供一些較為明晰的指向。

流行音樂與「集體記憶」

張國榮生前的演藝成就無疑是矚目的，僅他參演的電影作品便多達六十一部，發行國粵語錄音室專輯超過二十張。因此在紀念張國榮的一系列活動中，作品回顧是最主要的一類構成。但由於不同流行文本的特性，電影作品的版本是難以複制和進行再演繹的，觀眾們總期待著張國榮電影作品的重映機會，從而能一睹他往日的風采。

針對音樂作品的回顧則不同，主要形式為歌手們對張國榮經典曲目的翻唱。以2013年《繼續寵愛.十年》音樂會和2021年《想你.張國榮》音樂會為例，表演曲目從八十年代早期令張國榮走紅香港流行樂壇的《風繼續吹》《Monica》，到日後創作概念更為先鋒的《這麼遠那麼近》等，這兩場音樂會幾乎涉獵了張國榮所有重要的音樂作品。同時，紀念音樂會的表演嘉賓通常雲集了本地流行樂壇的重量級人馬，如此隆而重之的紀念場面與其說反映了張國榮的文化影響力，不如說是從另一方面證實了「懷舊」成為了一種「集體記憶」，歌者本人、表演者和受眾在共享和不斷更新著「集體記憶」中的情感表達和文化身份。Simon Frith在關於音樂與集體身份建構之間的關係的討論中，將音樂形容為「個人在社會當中的文化置入」，即「音樂可以代表、象征、提供集體身份的即時經驗。其他文化形式—圖畫、文學、設計—可以表現、炫耀共同的價值自豪，但唯有音樂能帶來這些感受。」（1987）

若將紀念音樂會置於表演研究的視野下進行分析，此種表演活動還具備高度的「儀式性」，受眾可以通過多方面的感知體驗領會到「儀式性」的存在，而這些多重的體驗可以被歸於到一種富有整體感的框架內（Bell 1997）。這意味著，當組織者編排一場紀念音樂會，除了利用流行音樂與「集體記憶」相連結的某種便利性，還必須有意設計更多的紀念元素以此凝結更多的「集體記憶」。這方面看來，《繼續寵愛.十年》音樂會的聲像策劃是成功的，特別是梁朝偉的口白串場。在梁朝偉的表演部分，他播放了一段來自張國榮私人語音信箱的留言音頻，讓無數緬懷的人好似重新進入了偶像「在場」的時空。同時，梁朝偉擔綱的動人之處還體現了藝文改編的再語境化過程，在電影《春光乍泄》中，他和張國榮飾演一對為愛抱憾的同性戀人，在現實生活中，作為朋友的他們好像也沒有辦法再「由頭來過」。類似成功的表演嘉賓安排也體現在了《想你.張國榮》音樂會中許冠傑的出席，如果張國榮的音樂可以代表香港的「集體記憶」，由享有「粵語流行曲教父」之稱的許冠傑演唱二人的合作曲《沉默是金》，翻唱《有誰共鳴》毋庸置疑是音樂會全場的最佳演繹。

作為城市景觀的流行音樂場地

如何在二十一世紀見證、聆聽、理解香港這座急速變化的城市，周耀輝從流行文化創作者兼學者的立場出發思考了流行音樂場地作為城市集體景觀的可能。「集體記憶」不僅需要流行音樂，也需要一個將人們聚集起來的公共空間，以此確認他們的歸屬感、身份認同和公民身份（2015）。

看到2013年、2021年的兩場張國榮紀念音樂會，分別於紅館（香港體育館）和尖沙咀海運大廈天台舉行。紅館之於香港流行音樂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對於本地歌手來說，登上紅館演出意味著他們成為城中主流的流行指標；對觀眾而言，紅館承載著接受流行音樂洗禮的不同世代的文化記憶。但又正如周耀輝指出，紅館的軸心地位難免把香港人的回憶等級化、單一化，甚至壟斷（2015）。不過，自2020年初新冠疫情於香港爆發，因防疫管制音樂活動陸續取消，不同的演出單位嘗試將實體表演轉至網絡直播，流行音樂場地也順勢出現新變化。以陳奕迅Live is so much better with Music音樂會、《許冠傑同舟共濟》音樂會、《郭富城舞.動起來》音樂會為例，皆是采用樂隊加歌手、無現場觀眾的簡單形式。再到2021年4月《想你.張國榮》音樂會，演出地點從尖沙咀海運大廈天台到星光大道，也許不盡相同，但共同點在於這些表演都將維多利亞港的天際線作為了布景。

在常見的官方論述中，維港天際線往往是香港經濟成就的標志，代表著對「現代即進步」思維的贊頌（張美君 2014）因此，為配合官方的「大敘事」，維港天際線也成為了大都會敘事下可被操縱的一部分。最典型的例證是由香港旅遊事務署主持的旅遊宣傳項目「幻彩詠香江」，是目前全球最大型的燈光音樂匯演。很顯然，如果沒有官方勢力自上而下的動員和規劃，維港天際線中的摩天大樓與城市地標很難以統一且高效的形式參與表演。可是，「幻彩詠香江」呈現的圖景是真正的香港嗎？城中辛苦過活的市民們大概會給出這樣的回答：那多半是一個官方想讓世界看到的美麗、和諧的香港。

被騎劫的偶像

張國榮和梅豔芳，這兩位重要的香港文化偶像常常被一並提及，但二人在民意中呈現的形象仍存在一些微妙的差別。2009年年末，香港電台曾發起「Made in HK」香港人最愛香港的理由評選，「香港有張國榮」高居榜首。而在梅豔芳過世時，治喪委員會以《別矣，香港的女兒！》為題刊登訃聞，從此「香港的女兒」亦成為梅艷芳的同義詞。單嘗試理解「香港有張國榮」和「香港的女兒」字面的情感政治，後者是更具身份性的表達。如果一位偶像與一座城市「血脈相承」，那她一定代表了城市真正的精神特質。1989年，香港市民為聲援北京民主運動舉辦《民主歌聲獻中華》籌款活動，正是在「樂壇大姐大」梅豔芳「全港演藝界支持北京學運」的號召下演藝界一呼百應，這成為香港人在著緊公義，堅守公民社會價值進程上的一段佳話。

反觀張國榮，他雖然深受香港人愛戴，但他本人生前政治立場的聲明趨於沉默，甚至是曖昧不清的。從港英時期歡迎女王訪港的文藝匯演，到主權移交中國的回歸慶典，張國榮皆有參與表演。盡管張國榮在性別身份上的鮮明表達讓他呈現出顛覆傳統的個人主義色彩，但在香港公民社會的抗命語境下，香港人並沒有視他為反抗或挑戰現有制度的文化資源，更多是在充滿缺陷和失望的世界中的某種精神慰藉（S.Q.Yu 2021）。這也導致了在《想你.張國榮》音樂會中，「失聲」的偶像一度被官方版本的「集體記憶」敘事利用，張國榮的反叛性被文化宣傳的功能取代。音樂會當晚，張國榮不同時期的形象被投影在維港天際線不同大廈的外牆上，頗為詭異的是，其中還包括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大廈，正回應了Abbas所言：熟悉城市在變幻之中產生出的「陌生的風景」（1997）。

再聯系到被官方操縱的天際線表演《幻彩詠香江》，關於如何解讀天際線，Wayne Attoe在專述中提供了社會層面的思考面向：天際線作為城市集體的主要象征，證明了城市的居民可以共享同一地方和時間。以維港天際線為表演布景的音樂會，市民可以在與城市景觀、流行音樂的連結與互動中鞏固其公民身份，凝結更人本的「集體記憶」。但《想你.張國榮》音樂會與天際線聯動的聲像表演充斥著「偷換概念」，在威權步步逼近的今日香港，香港人最愛香港的理由絕不包括張國榮與駐港部隊「和諧共處」的圖景，也不包括香港人的「集體記憶」會被官方所定義的香港價值騎劫。

結論

    今時今日，被唱衰的香港流行文化一如動蕩之後這座面臨質疑、民心灰落的城市。張國榮和梅豔芳的傳奇已然無法複制，但本地流行文化承載的「集體記憶」仍是思考身份面向的重要動能。香港如何繼續書寫自己的故事，朱耀偉曾談到並非要把歷史浪漫化，而在於積累和傳承文化動能，這正是香港「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的過程」（2019）。香港流行文化仍未死，守住這塊陣地，這也是香港仍能被守住的希望。

參考資料

> 周耀輝、高偉雲著，王睿譯：《多重奏：香港流行音樂聲像的全球流動》。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 張美君著，蕭恆編譯:《幻魅都市：張美君博士香港電影研究論文集》。香港：手民出版社，2020。
> 何志平:《解構「集體回憶」》。都市日報，2006。
> 朱耀偉：《音樂、電影、語言......香港流行文化仍蘊藏著香港研究的新可能》。端，2019。
> Simon Frith. 1987. Towards an Aesthetic of Popular Music.
> Ackbar Abbas. 1997.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Catherine Bell. 1997 Ritual: Perspectives and Dimensions .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abrina Qiong Yu. 2021. “Forever Gor Gor, Changing Fans: Leslie Cheung Posthumous Fandom Revisited” Celebrities Studies.
> Wayne Attoe. 1981. Skylines: Understanding and Molding Urban Silhouettes. Chichester: John Wiley&S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