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回路分析下的本土「性黄店」

在反修例運動街頭呼聲漸滅的後方，「黃色經濟圈」於各個社區悄然紮根，對於一部分仍著緊抗爭與公義價值的市民而言，支持「黃色經濟圈」成為了消費新常態。然而，在這場仍持續動員的經濟實踐中，「黃色餐飲」、「黃色出行」、「黃色日用品」等因日常生活的必需性，屬於「經濟圈」內擁有較高能見度與參與度的領域，去哪一間餐廳吃飯、去哪一家商超采購，出行時考慮是否承搭港鐵......這不單是市民們個人的選擇，也是抱持一致政治理念的社群內部可以共享的生活資訊。那麼，「黃色經濟圈」內是否還存在一些尚未被廣泛提及的私人化空間？尤其當「黃色經濟圈」本身體現了被邊緣化了的政見和道德的另類生產、消費與交換（許寶強，2020），了解「邊緣中的邊緣」也許是幫助我們完善對於「黃色經濟圈」想象的新路徑，如Instagram上名為「buntousing本土.性」的資訊專頁將抗爭與性/別議題緊密連結起來，關注身處社運各方角力之中不同性別角色的同時，亦發起了報料、整合「性黃店」資訊的行動，以此推廣「黃色經濟圈」內的性用品商店、性小眾友善酒吧、時鐘酒店等不同商家。

試分析「性黃店」為何會是「黃色經濟圈」中少被關注的面向，可從理解「黃色經濟圈」這場經濟實踐所置於的社會脈絡開始。在Doing Cultural Studies：The Story of the Sony Walkman《做文化研究：隨身聽的故事》一書中，作者提出了「文化回路」（circuit of culture）這一重要的理論工具，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性黃店」除經濟屬性外存在哪些文化要素，並通過使用「結合」（articulation）將不同要素聯系起來以解釋「性黃店」所包含的意義及其背後連結著的豐富層面，而不止于將思考方向限於現代經濟學所假設的狹隘利益之中。

代表：「性黃店」的語義

從「性黃店」的字面意思來看，黃色在中文語境下意味著色情，而「性」在儒學影響下的中國文化傳統中被視為「禁忌」，聯系到的情感往往是「羞恥」，這也成為華人社會中較為主導的性觀念。當思考「性黃店」作為名詞如何產生意義，除卻被廣泛使用的有關「性」的解釋，在香港社會運動的背景下，「黃色」也成為了基於政治光譜之上的隱喻。因此，「性黃店」的命名行為不僅是經濟活動中必要的行銷策略，以作標明商品、服務類型的效用；同時也爭取到了「性」與「政治」被一並討論的有力空間。因為無論從香港的社會分析，亦或到社會運動，都是男性主導的世界。又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的香港，工具理性被崇尚，社會的公共領域也被高度「去性」及「去性別化」（遊靜，2020）。此外，在性/別研究學者何春蕤看來，當別的社會領域都在民主化的狂潮中革命轉化，性領域是一個被嚴厲看守的國度，此間仍樹立著最古老的威權體制（2007），其中商品化的性從來都是被污名化的存在，具體體現在與性有關的任何購買行為都會同道德、疾病、醫療相聯繫，比如購買性玩具的人是縱慾的享樂者，購買治療性病的藥物也許意味著此人性濫交......因此，「性黃店」的命名更像是一種聲明，提倡「性」不要再被公然地壓抑。

身份：自主的性/別權利

在「buntousing本土.性」資訊專頁匯總的「性黃店」中，推廣商品如性玩具、女性生理用品，店鋪不限於性少數友善商家、時鐘酒店等。「性黃店」涉及的面向是非常多元的，不僅關注生理需求方面的性和女性用品，也關注不同性別及性傾向人士的權利。因此，借用台灣中央大學人文學者們提出的「性/別」研究概念，「性黃店」可被視為揉合性、性別、 以及公民社會政治價值的跨領域經濟實踐（何春蕤，1997）。根據Giddens的說法，這類似於「擁有想要的商品和追求人為的生活風格」的兩全其美（1991）。換句話說，選擇「性黃店」意味著對自我認同的追求與消費是同義的。

以性玩具和性少數友善商店為例，可以具體看到「性黃店」如何聯結起目標消費者的身份。性玩具的消費可作為一種性欲望的實踐形式，使用者可以在「自我幻覺體驗」的驅動下獲得性愉悅，想象力、消費和性主體性之間得以創造新的可能性（Debra, Curtis，2004）。因此，Henry P. Armas認為性和性愉悅是基本的需要，性權利不應該只是被作為一種額外問題進行認識和對待。在性關系、性和生殖有關的問題上，個人和身體的完整必須得到尊重。他同時強調：性權利使人們不但在為自己的性生活賦權，而且促進了自尊，增加了對公民權的新認識。

性少數友善商家又常常與「粉紅經濟」聯系在一起，諸多形式的粉紅經濟提供以同志主體為受眾的產品和服務，比如同志酒吧為同志群體的情感與性慾需求提供了便利，更重要的是幫助同志群體確立了社群身份認同感（金奕村，2018）。

規則：以「性/別」之名的隱藏文本

面對威權管治、極權文化的來臨，「黃色經濟圈」遭遇政府的連番打壓，有關部門的目的不僅在於以政治幹預的手段摧毀反建制的市場理念，更在於打擊「黃色經濟圈」之中凝結的民眾的自主意欲和能力（許寶強，2018）。因此，該如何應對強大國家機器之下的規則和審查，成為「黃色經濟圈」共建者們，包括商家和消費者在內所有人必須思考的生存策略。

「性黃店」之一的Happeriod在致力於提供女性月經用品服務的同時，將抗爭智慧投入到性健康知識和政制時事的文宣策劃中，是值得參考的絕佳案例。以一條文宣為例：「海南雞飯唔一定關海南事，處女膜就一定唔關處女事」，此條意在回應政府官員發表「海南雞飯屬於海南美食」的荒唐言論，亦有意破除傳統性/別文化的偏差成見。正回應了美國政治人類學家James C.Scott針對政治場域下底層群體生存與反抗的邏輯，提出的重要概念「隱藏的文本」（hidden transcript）。具體表現為一種在統治者背後說出的對於權力的批評。另一家性玩具店Lustlovers所提出的「很黃不暴力」口號同樣依據其經營方向的特性建構行動，做到了既能有效規避「規則風險」又能秉持經營理念。

結論

  在反修例運動之中，不少師奶媽媽由家庭邁向了勇武前線，在一貫以男性為主導的社會運動中，當更多性別角色出現在抗命的公眾舞台，這無疑是意義非凡的。但一如極之去性化，近乎禁慾的政治場域，經濟文化之中對於性/別的討論面臨著同樣的困境，除卻「性黃店」的經濟實踐，性/別視野下「個人即政治」的基進傳統還可以被如何釋放以期成為重要的自我充權、政治充權，這仍然是漫漫前路之上留待開拓的新破局。

參考文獻

陸潔玲、孫鈺編（2020）：《抗命女聲》，台北：新銳文創。
保羅.杜蓋伊等著，楊婷譯（2017）:《做文化研究：隨身聽的故事》，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
亨利.P.阿瑪斯（2008）：《探索「性」和解決貧困問題的聯繫》，遼寧：萬有出版社。
許寶強（2018）：《回歸人心》，香港：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何春蕤（2007）：《色情之必要》，第八屆同玩節「認識同志研習會」演講。
何春蕤（1997）：《性/別研究的誕生》，《性／別研究的新視野》序。
金奕村（2018）：《粉紅經濟，會是同志運動的解放還是災難》，端。
許寶強（2020）：《黃色不止政見，經濟也是良知》，明報。
Curtis, Debra(2004): “Commodities and Sexual Subjectivities: A Look at Capitalism and Its Desires,”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