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在一辆车上

这场深夜转移的人祸让我想起郑渊洁的《飞马牌汽车》，这次汽车不仅是个比喻，也成了真实的灾难的载体。郑渊洁的想象力不是凭空的，而是来自于几十年来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悲剧，正如奥威尔的《1984》来自于他在西班牙内战和苏联的经验一样。

这片土地上的人确实也都在一辆车上。前段时间看到某媒体一篇文章写到卷不动的年轻人回归国企和公务员体制，这在本就不可持续的“经济神话”破灭的大背景下，自然是最理性的选择。然而，体制给的安稳，代价是什么呢？且不说这份安稳从来没有保质期，“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的悲剧谁敢说不会再来一次；就说以防疫为名的人道悲剧，哪一件不是在体制内的小人物配合下才能实施的，希特勒一个人杀不了那么多人，习近平一个人也不行。阿伦特提出的“平庸之恶”问题是选择体制的人无法逃脱、必须回答的提问。

真的有另一种选择吗？去从事互联网、去律所、去创业就不是在体制内了吗？诚然，过去几十年，这些领域确实有一些空间，但却从未真正独立过体制而存在。这里的体制不是广义的福柯意义上的体制，就是那个狭义的归属到中共的那个体制。“朕给你的，你才能要；朕不给你，你不能抢”。随着收紧的社会控制和失效的经济神话，这些领域一是无可避免地走向内卷和萧条，二是为了生存必然会更依附于体制，那么从业者自然也无法回避阿伦特的责任之问。

还有第三条路吗？有，去反抗，去像哈维尔说的那样“活在真实中”，但代价呢？像一批批勇敢的人那样进入真正的囚牢中。如果代价如此之大，就不能说这是给普通人可欲的选项，至少我做不到。

所以，我选择了“出走”，或者叫“润”。我去关心本地的事物，关心homelessness和substance abuse，关心indigenous rights和racism，“本地”这个概念竟然在几年内慢慢就在我心中位移了一个太平洋。真是“日久他乡成故乡”了。只是那个遥远的，生活经验都变得模糊的故乡依然会让你失眠，即使频率已经没那么高；依然会让你在想要开心的时候感到非理性的负罪感。

我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灯塔主义者。我对每个体制都有一大堆意见。真正和最底层的人接触，我甚至也不敢说权力下位者在哪里生活会好些，从我有限的经验看，ta们的生活都太难太不公平了。我也很清醒知道改变一个不公正的制度在哪个社会都很难，但至少在这里，我还有批评的权利，我能在不公正的大制度下去力所能及的帮助一些个体。这并不是值得感恩政府的地方，这是一个政权应该做到的底线。但在我那个曾经被认为是“故乡”的地方，却连最基本的也做不到。

我其实很久都想不出为中国什么地方而自豪，每个我想过的答案我都觉得有太多可以批判的地方。后来我想出了一个：为这片土地上明知要付出巨大代价却依然前赴后继的反抗者而自豪，但这个政府一点也配不上ta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