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結語：“我心苦淒戚”

從米哈伊爾·戈巴契夫開始對蘇聯體制進行瘋狂修補的那一刻起，時間以及對時間的感知就失去了正常的節奏。每一年都像一個完整的時代。在這片古老帝國的土地上，承載著太多的勝利、痛苦和悲壯，以至於我們很難將注意力集中在比上一周更遙遠的事情，更不用說1991年的那個聖誕夜，戈巴契夫簽署了辭職檔，克里姆林宮上的紅旗最後一次降下。但直到現在，我也無法忘記那個時刻。當戈巴契夫準備離開之際，我去克里姆林宮見了他最忠誠的助手之一喬治·沙赫納紮羅夫。像戈巴契夫一樣，沙赫納紮羅夫也曾希望改革共產主義，拯救這個體制並將其帶入現代世界。這一計畫是社會主義最後殘留的夢想，結果被證明是愚蠢的。現在，政權已經崩潰，帝國正在解體。所有人都在談論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戈巴契夫已經成為歷史，搬家公司正在打包箱子。

“沒有莫斯科，這些共和國將如何生存？”沙赫納紮羅夫說。他五短身材——一半是學者，一半是幹部——現在看起來已經心灰意冷，憔悴不堪。“他們會變成什麼樣？像格魯吉亞這樣的共和國該怎麼辦？你認為他們賣柑橘給沙烏地阿拉伯的錢夠買石油嗎？還有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你不覺得他們會自相殘殺嗎？”

沙赫納紮羅夫的辦公桌上空空如也，只有一封單倍間距的信，他要留給下一任主人，“不管他是誰。”

“我只想讓他知道，我祝他們好運，”沙赫納紮羅夫說。“他們會需要的。”

在此後2年多的時間裡，俄羅斯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肯定沒有得到他們所需要的那麼多運氣。他們也並非總是擁有避免經濟和政治災難的智慧或手段。前蘇聯的苦難日益深重、罄竹難書：經濟崩潰；2,500萬不幸的俄羅斯人輾轉“海外”；核事故和生態危機的威脅；強硬派俄羅斯民族主義的崛起以及各路共產黨的困獸猶鬥。現在回想起來，伯里斯·葉利欽希望自己在八月政變後能更迅速、更果斷地採取行動。在他仍然擁有政治支持的時候，他就應該解散議會並舉行選舉，從而避免與議會長達兩年的惡性對抗，這場對抗最終導致了1993年10月白宮的流血衝突。但歷史是無情的；歷史的字典沒有“如果”兩個字。

1993年底，我最後一次前往莫斯科，所到之處，從市中心到城郊的村莊，從報社到克里姆林宮的接待室，助手們都呆呆地坐在那裡觀看音樂錄影帶，整個政治生活給人一種風雨如晦，甚至絕望的感覺。“十月事件”以及隨後令人沮喪的十二月大選，使得數十名極端民族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湧入新議會，徹底摧毀了挫敗1991年八月政變後留下的最後一絲勝利感。當初那種老派的政治鬥爭——好人與壞人、改革派與反動派、民主黨與共產黨——已經溶化為一鍋熱辣滾燙的苦湯。十二月選舉的結果證實了俄羅斯人的絕望，近25%的人投票支持極端民族主義者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這與其說是對他瘋狂的國外侵略計畫和國內鐵腕政策的支持，不如說是對骯髒現狀的不滿。近一半的選民懶得去投票。

反對葉利欽很大程度上根植於這樣或那樣的懷舊神話：共產黨人懷念史達林時代的秩序和勃列日涅夫領導下所謂穩定的生活水準；軍事迷懷念蘇聯武器庫曾給西方敵人帶來的恐懼；民族主義者懷念蘇聯帝國及其崇高的精神理念。在俄羅斯，懷舊情結如此強大，以至於發展成為政治力量，這是自然而然的——也符合人性，就像奧斯曼人和英國人在失去了對地球的控制權後一樣。帝國的消亡並非易事。以諾·鮑威爾因失去印度而悲秋傷月，即使在今天，“新奧斯曼主義”仍然是土耳其政治中一股強大的勢力。

對於數千萬俄羅斯人來說，自1985年戈巴契夫上臺以來，他們國家的故事就是一個永無止境的失去和屈辱的故事。君士坦丁堡和倫敦市民要花幾十年時間來消化吸引的東西，在一瞬間就擊中了俄羅斯人的心。帝國消失了。對任何西方遊客來說，看得見的是經濟衰退。而看不見的是俄羅斯人對自己在世界上地位的擔憂。帝國的瑰寶已經劫掠一空：克裡米亞的海灘，莫爾達瓦的葡萄園，哈薩克的油田，奧德薩的港口——更不用說布拉格、布達佩斯和華沙了——如今都流落異國他鄉。軍隊充斥著逃避兵役和頹廢糜爛現象。外交政策是一張節節撤退的路線圖。最近，莫斯科著名社會學家尤裡·列瓦達在《消息報》上發表了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只有11%的人口相信俄羅斯仍然是一個大國，而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俄羅斯應該在世界舞臺上重拾失去的威望。在這兩個統計資料差之間潛伏著一種巨大的渴望，一種民族自卑感和焦慮感。而這種渴望，就像經濟衰退一樣，是政治反對者手中打擊葉利欽的致命武器。儘管葉利欽及其支持者正試圖一次性建立市場經濟、民主政體和公民社會，但他的強硬派對手往往沉溺于一種失落的政治，一種新型的民粹主義。

許多在政壇有影響力的自由主義者，如葉利欽的前顧問加琳娜·斯塔羅沃托娃，認為俄羅斯的經濟失敗和自尊心受傷是如此深刻和脆弱，以至於不能否認一場蠱惑人心的威權運動在俄羅斯興起的可能性。“不能排除俄羅斯重蹈法西斯主義的危險，”斯塔羅沃托娃在《莫斯科回聲》電臺上說。“我們可以看到俄羅斯當前的局勢與《凡爾賽條約》後的德國之間存在太多相似之處。一個偉大的國家受到了羞辱，許多國民被迫流亡海外。一個帝國解體在許多人仍然抱有帝國主義心態的時代……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經濟危機時期。”

在競選國會議員期間，弗拉基米爾·日里諾夫斯基利用後大國時代的恥辱感，以一種赤裸裸的、直白而黑暗的火爆語言發表演講。猶太人、中亞人、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應該被趕下領導崗位；只有長著“善良的俄羅斯面孔”的人才允許出現在俄羅斯電視上。他宣稱自己願意“炸毀一些科威特港口和飛機，外加幾艘美國船隻”來保衛蘇聯的老盟友伊拉克。而如果日本人對千島群島提出要求，“我會轟炸日本。我會讓我們龐大的海軍繞著他們的小島航行，如果他們敢發出一點聲響，我就會用向他們投擲核武器。”似乎這樣還不夠，他還承諾一切，從以神奇的方式結束經濟危機，到為孤獨的人提供“愛和浪漫”。支持改革的民主派為日爾曼諾夫斯基大開方便之門。他們沾沾自喜，爭吵不休，幾乎沒有意識到自己沒有採取任何行動來為激進的經濟改革爭取支持，而事實證明，這些改革給數百萬人帶來了痛苦。日爾曼諾夫斯基的勝利是一個警示。俄羅斯和世界都無法承受日爾曼諾夫斯基當權的後果。

如果說俄羅斯曾經對自己成為一個民主國家抱有任何幻想，那麼現在早已煙消雲散。在與葉利欽助手們的談話中，他們都承認，從共產主義獨裁政權向自由市場民主政體平穩、迅速過渡的幻想已經破滅。事實證明，舊政權的垮臺雖然在道德上令人滿意，但卻使新政權陷入了一種無法解決的困境。選擇是艱難的：要麼以西方民主主義者的方式行事，任由當前的無政府狀態淹沒俄羅斯，要麼採取“果斷措施”，冒著公然踐踏任何公民社會的風險。現在，人們談論的是一個“開明專制”或“指導式民主”之類混合型的過渡政權，毫不掩飾需要將權力長期集中在總統手中。“權力之手不能過於軟弱，”一天下午，葉利欽的法律顧問尤裡·巴圖林在克里姆林宮對我說。“在十月事件中，當需要動用權力時，由於所謂的權力部門——國防、安全、員警——行動遲緩，未能立即使用。如果他們能更快地出動武力，就能更早地完成任務，少流血。”

然而，葉利欽的顧問們也承認，在試圖恢復俄羅斯一定程度的秩序時，隨時都有可能在不知不覺中陷入鐵腕統治的傳統窠臼。“就像戈巴契夫的改革，目前發展民主的一切都只能從上面進行指導，”總統委員會成員喬治·薩塔羅夫道。“滑向獨裁非常容易。沒有任何制約。集權統治負責自我監督，在真正的制衡出現之前，這種自我約束必須以某種方式保持。走向獨裁的步伐可能很小，每一步本身似乎都很小，但這種趨勢可能會將我們拖入深淵。這是可能發生的。但就我對總統及其動機的瞭解而言，我認為他無意成為獨裁者。”

有非常多的人呼籲葉利欽成為一個貨真價實的獨裁者。最近，《消息報》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四分之三的莫斯科人對十月事件後短暫的緊急狀態表示歡迎，並希望無限期延長。但是，即使葉利欽有意成為一個全面獨裁政權的領導人——他不是——他也無法駕馭它。儘管他的一些顧問指出，韓國和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在獨裁統治下建立了潛在的民主制度，但在俄羅斯的現實面前，這種類比顯得蒼白無力。雖然軍隊在1993年10月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但軍隊並沒有拉丁美洲式軍政府的野心；將軍們更願意獲得高工資和其他社會保障，也不願插手干預政治。而俄羅斯也不能依賴亞洲人的職業道德或效率，更不用說缺乏民主的政治文化了——這是智利在皮諾切特之前的生活特點。凡此種種，俄羅斯必須發展具有俄羅斯特色的民主政體。

事實上，無論是葉利欽，還是其他潛在的接班人，都面臨著一個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即在社會和經濟無政府狀態下，努力建設一個民主政體。1993年10月奪權失敗後，亞歷山大·魯茨科伊和魯斯蘭·哈斯布拉托夫被關進監獄，但不代表這可能是最後一次叛亂或暴力事件。即使那些接受或至少忍受葉利欽過渡觀念的人也明白，整個俄羅斯社會中的憤怒和幻滅正變得越來越嚴重。蘇聯社會沉悶的現實——貧窮中的平等，高壓下的穩定——已被打破，當下的俄羅斯正陷於極端兩極分化的境地。1991年，俄羅斯改革者最熱切的願景，是經濟變革能夠催生出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和商業精英階層，成為進一步變革的主要支持者。目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這種情況正在發生。相反，俄羅斯人懷著憤怒和嫉妒的心情，看著一小撮人在日益混亂和犯罪的環境中致富——不，暴富。俄羅斯的資本主義產生的阿爾·卡彭遠比亨利·福特還多。改革並沒有讓社會變得更好。

沒有一個領域，沒有一個機構，能夠擺脫最殘酷的腐敗。俄羅斯孕育了一個世界級的黑手黨。義大利議會黑手黨調查委員會主席盧西亞諾·維奧蘭特表示，俄羅斯現在是“有組織犯罪的戰略首都，所有重大行動都從這裡發起。”他說，俄羅斯黑幫頭目曾與西西里、卡拉布裡亞和那不勒斯的義大利三大犯罪組織舉行峰會，討論跨國洗錢、毒品交易，甚至核材料銷售等問題。他補充說，俄羅斯“已經成為毒品市場的倉庫和清算中心。”

從販賣軍火到銀行業，新一代俄羅斯黑幫無所不包，他們學會了與前共產黨和克格勃最高層官員以及國外黑幫大佬合作。毫無疑問，葉利欽政府的各部委，尤其是外貿、海關、稅收和執法等領域，都極其腐敗。根據政府首席調查員尤裡·博爾德列夫的說法，直到最近，國家和公共機構的腐敗已經“超出了想像的極限”。1993年，員警和安全部門起草了一份長達十頁的報告，提交給葉利欽，描述了多年來駐紮在前東德的高級軍官是如何捲入巨額貪污大案的。這些軍官成立自己的公司來購買食品和酒水，將其作為軍事物資運輸，然後在波蘭和俄羅斯的自由市場上出售。據估計，銷售額高達一億德國馬克——相當於5,800萬美元。在另一起案件中，空軍少將弗拉基米爾·羅季奧諾夫和他的副手喬治·伊斯柯洛夫上校，被指控使用軍用飛機進行商業飛行並私吞收益。

眾目睽睽之下，葉利欽並不否認事實。據《自由電臺》的維克多·亞斯曼報導，葉利欽告訴中央和地方執法機構的負責人，俄羅斯三分之二的商業和金融企業，以及40％的個體商人都涉及某種形式的腐敗。他在1992年表示，對外經濟關係部的預算中有20億美元“憑空消失”。就連掃黑除惡的調查人員也受到懷疑。1993年，一位內務部部長因收受100萬盧布賄賂而被捕。隨後在他家搜查時又發現了80.5萬盧布現金。

在俄羅斯經商的外國人很容易成為目標。一個朋友告訴我，有一個西方人在莫斯科開車時，遇上交通堵塞，他小心翼翼跟隨，無意間碰了一下前面汽車的保險杠。一個身穿珠寶和皮革的男子從車裡跳下來，跑到外國人的車窗前，掏出一把左輪手槍，說：“現在買我的車，否則我就殺了你！”這位外國人長年居住在莫斯科，深知這個黑手黨不是在開玩笑。他回到家，湊齊了所有能找到的現金，買下了那輛車。第二周，這個不幸的人乘坐午夜火車去聖彼德堡。有人給他下藥，當他早上醒來時，所有的貴重物品不翼而飛。在西方，這樣的犯罪不會引起任何人的驚訝，但在俄羅斯卻是一種不祥的新鮮事物。

執法部門也是一個辛酸的笑話。各路黑幫都擁有比員警更多的部隊和更強大的武器。急需用錢的軍官和新兵，非常樂意將槍支、火箭筒和手榴彈賣給出價最高的人。在俄羅斯南部，黑幫使用坦克來解決特別棘手的問題並不罕見。而且，在幾乎所有人——包括員警、獄警和法官——都見錢眼開的時候，成功起訴黑幫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莫斯科警察局局長弗拉基米爾·魯沙伊洛說：“即使我們設法把一個有影響力的黑幫成員關進監獄，他的同夥也會立即展開一場運動，向受害者、證人、法官和公眾輿論施壓。而他們做這些事不計後果。顯然，罪犯們比立法者更有創造力。”

自舊政權崩潰以來，也許最受俄羅斯現狀衝擊的群體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站在改革時代最前沿的作家、藝術家、學者和記者。幾個世紀以來，俄羅斯知識份子一直像是影子政府，對沙皇、後來是共產黨進行道德鞭策。當普希金挺身反抗沙皇，或者薩哈羅夫反抗總書記時，他們都在宣揚一種信念，即真理和個人的力量能夠對抗殘暴的制度。多年來，像菲力浦·羅斯這樣的美國作家從蘇聯和東歐歸來，無不驚歎于那裡文學的重要性。羅斯曾經說過，在西方，一切都被允許，什麼都不重要，而在東方，一切都不被允許，什麼都很重要。現在在東方，什麼都可以做——知識份子的重要性反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低。

一天下午，我走進《紅旗》破舊的辦公室，看望副主編娜塔莉婭·伊萬諾娃，該雜誌是戈巴契夫時代最重要的文學和政治月刊之一。6年來，我作為一名記者，陸陸續續拜訪伊萬諾娃多次，從未見她如此悲觀。起初，我以為這可能是《紅旗》和其他文學雜誌共同的命運。在1980年代末，這些雜誌的銷量曾一度超過100萬冊或更多，但現在沒有一本能賣出8萬冊以上。暢銷書排行榜上曾經充斥著索爾仁尼琴、奧威爾和布羅茨基的作品，而現在卻是大眾文學的溫床：戴爾·卡耐基、約翰·格裡沙姆、拉脫維亞性愛指南。俄羅斯流行史學家拉裡莎·瓦西裡耶娃憑藉《克里姆林宮的太太們》發了大財，這本書揭示了共產主義時代政治閨房的香豔世界。現在，雷克斯·斯托特可能是該國最受歡迎的小說家。“人們需要一點樂子，”一位作家告訴我。“如果他們不得不再讀一篇集中營的故事，他們會死掉的。”

但伊萬諾娃擔心的不僅僅是文化的統計資料。她意識到，政權倒臺後，嚴肅文學的重要性（和超高人氣）將不可避免地消退。“我們都可以接受這樣一個觀點，即現在只有那些出於非政治原因的人還在閱讀，”伊萬諾娃說。“如今，你看到了諮詢專欄、個人廣告，禾林言情小說的興起。好吧，沒關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文化和知識份子自身的普遍墮落。當前，知識份子的主導地位被所謂的新興商人階層所佔據，而他們根本沒有階級性。這個新的資產階級主要由竊取國家財產的投機者組成。”伊萬諾娃給我看了她的一篇名為《雙重自殺》的文章的校樣。在這篇文章中，她怒斥她的藝術家和思想家同行們“對美元的走勢比對道德問題更感興趣”，指責他們拜倒在列寧主義者曾經稱之為“光輝燦爛的未來”的庸俗新形象前。

曾幾何時，俄羅斯隨處可見一種宣傳——“我們正邁向列寧主義！”等等。而現在，電視、廣播和報紙上充斥著一種另一種宣傳：昂貴的奢侈品廣告，面向幾乎不存在的夢幻生活的商業促銷。前一分鐘，你是被共產主義鏗鏘有力的陳詞濫調所包圍的蘇維埃人，下一分鐘，你就看到一個斯拉夫女郎吮吸著瑪拉奇諾櫻桃，告訴你該去哪家賭場。在一個絕大多數人都生活在貧困中的國家，投資基金或“高級”貓糧的廣告讓人活活感到憋屈（而且是美國式憋屈）。短短幾年撲天蓋地的美式廣告，卻能產生幾十年共產主義宣傳都無法實現的奇效：正直的俄羅斯人對無孔不入的資本主義由衷地感到憤慨。知識份子對這一切感到困惑，無法提供道德指引。“他們為了新生活而奮鬥，結果發現這種生活欺騙了他們，”伊萬諾娃悲傷地說道。

對於年輕人來說，追求知識生活不再有任何意義，也不值得驕傲。在莫斯科國立大學，進入人文學系突然變得輕而易舉；每個人都想學習金融。圍坐在廚房餐桌旁進行無休止的哲理對話，在學術機構從事抽象的理論研究，在詩歌朗誦會上擁有龐大的觀眾群——這樣的世界正漸行漸遠。“在戈巴契夫時代以及之前那幾年，我們擁有的就像英國人帶來狗和兔子之前的澳大利亞生態環境，”另一位朋友，政治學家安德列·科爾圖諾夫說。“我們曾經擁有一種奇妙、真實、獨特的文化。知識份子甚至是特權階級。但是，當英國人帶著他們的狗和兔子到來時，生態環境就開始衰敗了。我想我們需要經歷這個消費主義和流行文化的新時期，就像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一樣。問題在於，俄羅斯是否能夠保存哪怕一部分古老的生態環境，保存其獨特的思想特徵。”

一天晚上，我帶記者列昂尼德·拉齊霍夫斯基去克里姆林宮對面德國人新開的凱賓斯基酒店一家豪華的義大利餐廳吃飯。當我問及俄羅斯知識份子失落的世界時，他沒有流露任何哀傷之情。“也許我是個憤世嫉俗的人，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說，“但在俄羅斯已經沒有道德權威了。俄羅斯是一個處於資本原始積累階段的國家。看看你周圍的這家餐廳。晚餐要花多少錢？至少100美元，對吧？這個價格相當於一個莫斯科人一個月的平均工資。在19世紀，有地主和農民，他們從來不會混為一談。但現在，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有權在凱賓斯基酒店吃晚餐。每個人都想要。所有人都只想這個。他們不會去想小說、戲劇或詩歌。如果說在美國一切都向錢看、唯利是圖，那麼現在在俄羅斯更是如此。這是一個饑餓的國家，它渴望得到滿足。”

從莫斯科回來後不久，我去了佛蒙特州的小鎮卡文迪什，那裡是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流亡了18年的地方。我拜訪他時，他剛剛完成了畢生的心血之作——歷史小說巨著《紅輪》，並準備在1994年5月返回俄羅斯。房子裡堆滿了包裝箱。他的妻子娜塔莉婭正在焦急地尋找一家能夠將他們所有的書籍和檔運送到莫斯科而不丟失任何東西的搬家公司。一份傳真從莫斯科傳來，帶來了更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們位於莫斯科市郊的新房子的屋頂受損，必須耗費鉅資維修。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在廚房吃午飯時，娜塔莉婭·索爾仁尼琴說。“我們的心早就飛回了俄羅斯。就好像我們已經不在這個我們住了很久的房子裡了。”

這座住所裡有兩棟相鄰的房子，娜塔莉婭領我去了較小的那棟，自從1976年全家人搬到卡文迪什以來，索爾仁尼琴一直在這裡工作，每天工作14到16個小時，沒有一天休息。他坐在書房的一張小桌子旁，面容就像是一張活生生的19世紀人的照片。儘管他的大鬍子和亞洲式的眼睛讓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但索爾仁尼琴卻是一個20世紀的俄羅斯人。他比任何人，甚至比薩哈羅夫，更讓西方難以忽視蘇聯政權的真實面目。如果文學曾經改變過世界，那麼他的書當之無愧。六十年代初，《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向蘇聯人民打開了集中營的大門，而七十年代，三卷本的《古拉格群島》消除了所有揮之不去的疑慮。

我們聊了好半天，索爾仁尼琴大部分時間都在批評戈巴契夫和葉利欽，他不屑戈巴契夫，而戈氏“年復一年地原地踏步”，他欽佩葉利欽，可葉氏讓數百萬俄羅斯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令我奇怪的是，索爾仁尼琴從來沒有因為共產主義政權的倒臺而流露出一絲一毫的喜悅，畢竟，他為這場勝利付出了那麼多。“1991年8月，我和妻子在電視上看到捷爾任斯基的雕像在克格勃門前被推到，感到無比激動。當然，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偉大的時刻，”他說。“但我內心明白，這還不是真正的勝利。我知道共產主義已經深深地滲透生活的方方面面。我們在做什麼？葉利欽在做什麼？我們忘記了一切，只是互相攻訐。現在也一樣。一切都在頹敗。現在慶祝還為時尚早。為什麼我對戈巴契夫保持沉默那麼久？好吧，感謝上帝，有些事情確實開始了，但一切都開始得如此糟糕。那麼你會做什麼，慶祝還是哭泣？現在慶祝還為時尚早。我不可能在1991年8月去莫斯科，和葉利欽一起在白宮前喝香檳。我的心充滿惆悵。”

他說，他現在希望的不是一個新的帝國，也不是一個偉大國家的復興，而只是一個“正常國家”的發展。是時候加入這個進程了。索爾仁尼琴的一生折射了舊制度的痛楚——共產主義青年時代，戰爭，監獄，集中營，與克里姆林宮的鬥爭，被迫流亡——在經歷了那麼多以後，如今，75歲高齡的他，終於為這段旅程畫上一個完整的圓。他拿到了回家的車票。“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我也知道我會回去，”索爾仁尼琴說。“這太瘋狂了。沒有人相信。但我知道我會回家，死在俄羅斯。”

——大衛·雷姆尼克

1994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