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鐵東移案的衝突與美術史角度的再思考

近日因為臺南鐵路地下化的工程（南鐵東移），鐵道局強拆沿線最後的拒遷戶，造成警方及長期抗議的居民，以及支援民眾間的激烈衝突。就算政府在土地徵收的過程皆有法源依據，也向來難以做到雙方滿意。當房屋變成帳面及法律上可以金錢衡量的財產後，便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合法暴力，畢竟所謂「家園」，本來就沒辦法在法律上被化約、計量。

此次議題的正反方難以用政治色彩來區分，因為這些站在反對強拆的民眾，其意識形態可能從藍到偏綠都有。另一方面，我們可以從支持方的組成觀察到另一個有趣的現象：他們可能反對亞泥礦場違法展限，認為這剝奪了原住民的土地使用權；而他們卻也反對此次南鐵地下化工程的合法徵收。然而無論違法還是合法，反強拆者都是出自所謂的土地正義（Land justice）的立場進行抗爭，從自由主義的角度來看，私產受到壓迫，進行對體制的反抗並無不可。

所謂土地正義、土地權利意識的追求其來已久，早在日治時期，經過市區改正後的整齊街屋立面及區劃街道，其實就是殖民者政治權力的操作下，經由捐獻、徵收、強拆等形式造成的結果。許多反對鐵道局強拆、批判政府此次作為的文青，不也同樣傾心於日治時期的整齊美麗美學，並譏諷戰後雜亂醜陋的中華民國美學嗎？他們用以攻伐異己者的美感論述，來自他們所抵抗的政府壓迫行為，更與所謂的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密不可分。

1920到30年代，臺灣人的土地權利意識及文化資產觀念開始萌芽。需要鋪設專用鐵路運送蔗糖的製糖會社，時常在收購土地的階段到處碰壁，便和總督府磋商，嘗試將此鐵路納入土地徵收法，當時也曾引發過民眾抗議跟要求修法。[1]

另一方面，隨著總督府的都市計畫，清代留存的城牆、建築時常在改正的過程中被遭到拆除，對於時常思索文化發展與保存問題的知識分子、文藝人士而言，不免覺得可惜。如留學法國習畫，曾漫步在巴黎凱旋門前的陳清汾便感嘆：[2]

每次經過北門時，我就禁不住想到，如果好好地保存臺北城的話，臺北的古色古香便能完美的呈現吧！

沒有古蹟的城市變絕對談不上品味，曾經是美麗的臺灣，一旦喪失了傳統，便成為不值得一看的臺灣了吧。

對他們而言，雖然現代化街道上的咖啡廳、畫廊是他們交際的空間，但他們的雙眼與雙腳，卻時常望向雜亂的後巷（裏町）、荒廢的城門與古蹟。

先後在1907年及1924年兩度來臺的日本畫家石川欽一郎，見證了臺灣都市的變遷與現代化歷程，原本舊城門邊的荒煙漫草，化作整齊寬大的三線道路；曲折的街道小徑被拉直成整齊成列的街屋。但大多時候，他更常遊走在大稻埕、艋舺後巷溝渠旁的老舊小徑，試圖從這些「都市的邊陲」中，尋回他記憶中的臺灣，並描繪著那些追求現代都市體驗者所鄙夷的舊屋矮巷。

在這之中，他尤其傾心臺南：[3]

我旅行最頻繁的時候是在明治末到大正初期，現在回顧起來是尚未近代化，洋溢著純粹臺灣的風貌，尤其那時的臺南看來像是奈良或者羅馬那樣的古老容顏。當時一眼望去盡是古老的美好景色，而現在走在臺灣，到處已看不見任何特色，實在令人遺憾，這也是時代潮流令人無可奈何，不過我還看過往昔的佳景也算是很幸運的事，更培養了我的審美觀。

石川欽一郎出生於快速西化革新的明治初年，目睹老舊的神社寺院在現代化的大旗下遭到破壞。遊歷過歐洲、中國等地，看過許多歷史古蹟的他，他透過自身的影響力，藉臺灣的報紙媒體疾呼古蹟保存的重要性：[4]

建築物年代久遠後一定會壞，結果就成了麻煩的東西，像羅馬古蹟那樣雖然已經殘破，也還是靠盡可能維護原狀好好保存的方法，這對古老城市是絕對需要的，即便是臺灣也得面對這個問題。

然而身為日本人的石川，其雙眼或許多少帶有一點異國情調（Exoticism）的朦朧視角。但到了30年代後期乃至40年代，由於都市人口的增長，本地的文藝人士親身面對都市化的加劇，開始以更細緻的目光以及深入的踏查，關注著被都會居民們忽視而過、視為醜陋風景的後巷「邊陲」。例如這段由黃得時發表在1942年的散文：[5]

一踏進永樂町（迪化街）的裏側，尤其是港仔溝邊的話，昔日的痕跡尚可清清楚楚地看見，大街的明亮與華麗消失了，裏街獨特的陰翳遮蔽了平凡處。坍塌的磚牆、長滿苔蘚的石欄杆、衝鼻的下水道氣味、穿著貼身襯衣的女子、狗的遠吠聲…等，在柔和的冬陽中充滿太古般的寂靜，宛如人生的廢墟。但是這個人生的廢墟，對於被近代文明的眼花撩亂奪去魂魄的都會生活者而言，實在是獨一無二的休憩場。

值得一提的是，幫黃得時繪製配圖的郭雪湖，便生長在大稻埕迪化街的巷弄內。這些文藝青年選擇與「都市的邊陲」共處，積極地思考如何與城市永續共存、生活的方式。另一方面，早在1918年，同樣面對著都市膨脹問題的芬蘭城市規劃師埃列爾．薩里寧（Eliel Saarinen）就曾提出所謂的「有機疏散理論」（Theory of Organic Decentralization），將城市比擬為不斷成長、繁殖的生物。

石川欽一郎、陳清汾、黃得時，甚至是薩里寧，都活在都市人口膨脹、建設擴張的時代，今日南鐵東移所面對過的事情，百年前的他們也曾經歷過。我們都受益於都市化帶來的方便，但邊陲卻時常在都市膨脹、成長的過程中受到傷害，從而引發衝突。正因為都市是我們共存的空間，無論是安身立命的容身之處，抑或是現代化帶來的便捷交通建設都缺一不可，因此如何在兩者將取得共識及妥協，並且尊重任何一方的利益與需求，才是生活在都市的我們所要認真考慮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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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張乃文，《日本時代臺灣的土地徵收》（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14）。

[2]：陳清汾，〈巴里管見（五） 藝術家の巢 モンバルナス — 〉，《臺灣日日新報》，1931–12–29（版6）。翻譯參照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臺北：雄獅，2001），頁152。

[3]：石川欽一郎，〈台灣風光の回想〉，《臺灣時報》，1935–6，頁54。翻譯參照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頁55。

[4]：石川欽一郎，〈台灣風光の回想〉，頁54–55。翻譯參照顏娟英譯著，《風景心境：台灣近代美術文獻導讀（上）》，頁55。

[5]：黃得時文、郭雪湖繪，〈裏通りの格風〉，《臺灣公論》第7卷（臺北，1942–12），無頁碼。翻譯參照邱函妮，《街道上的寫生者 — 日治時期的台北圖像與城市空間》，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