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没有那种，时代的不安？

1942年，斯蒂芬·茨威格自杀了。

他在《昨日的世界》序言里说，“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不存在任何的逃避，不可能像我们的先辈那样置身于局外；由于同时性的新机制，我们始终和时代休戚相关。”

和时代休戚相关，诞生于1860年代。第一波全球化下的伦敦居民，在床上啜饮早茶，打电话订购全世界的商品，无需护照和购汇就能前往任何想去的地方。人们享受了数十年的和平，从来没有想到过灾难和战争。

直到茨威格最难以忘怀的那个夏天。

1914年的夏天，“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花木茂繁”。一位种葡萄的老农对茨威格说，如果天气一直这样好下去，今年的葡萄收成将比任何时候都好。“人们将来还会想到今年的夏天！”

他的话比预言家还准。一百多年以来的人们都会不断回想这个夏天，但和天气无关。

弗朗茨·斐迪南皇储夫妇被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参战的人们像喝醉酒似的欢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人声鼎沸，灯光明亮。

作为一个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茨威格走过了“地震最剧烈”的地方。1881年他出生的奥匈帝国，已经在地图上消失。故乡维也纳，一座拥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城市，在他离世时是德国的一个省城。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支持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反对德国。《圣经》新约中《启示录》里的几匹马——象征着瘟疫、战争、饥馑、死亡，全都闯入过他的生活。

全球化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消失在索姆河上空。后世的人们往往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有人意识不到即将到来的战争？那些起床喝咖啡的伦敦人，竟然看不到德国的崛起，大国的复杂联盟，以及萨拉热窝暗杀的“导火索”？

怎么可能？

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几年里，我们大多数人和20世纪初的伦敦人无异。在购物网站下单，亚马逊会送到家门口。购买每一代最新的手机和游戏机。投资股票和基金，购买比特币，用Zoom和世界另一头的朋友聊天，在Tinder上寻找灵魂伴侣。

直到关于中美贸易的战争越来越多提到“修昔底德陷阱”；Covid-19重新按国家封闭和分割了“安全”和健康；失事的客机摧毁了一百多个鲜活的人生和家庭；星链、高超音速导弹首次投入战场；火焰并没能完全焚毁布查平民的尸体，他们双手反绑，头上中弹；全球供应链几度断开，饥荒率先在西亚北非爆发；一座具有百年国际声誉的大都会，接连传出求救的声音；经济下行的风险持续升高，咨询“房贷断供”的人数正在增加。

怎么可能？

很多人和我一样，不想掩饰在这个春天里流下的眼泪。我们曾经历了全球化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春天”的修辞伴随着成长，如今似乎只是被成群结队、纷至沓来的黑天鹅或者说那“几匹马”砸懵了？或者说，用一些心理学、生理学的专业知识，我们就能拂去泪水、恢复到“昨日的世界”？

时代的不安

面对不断升级的病毒的肆虐，“躲进小楼”，也许是被动的，也许是主动的；但“成一统”是困难的——糟糕的心理状态普遍存在。

近期DT财经发布的“疫情封控改变了你什么”调研问卷，共收到2079份有效回答（其中超过8成的受访人因为疫情生活受到了限制）。以10分为满分的话，人们对生活满意度打分，疫情/封控前平均分是7.7，封控后是3.7，从感觉不错直接滑向不及格。

长时间的疫情封控，排在前四位的都是负面情绪：焦虑（43.7%）是最主要的情绪，其次是倦怠（31.3%）、失望（29.9%）和压抑（28.5%）。

“政治性抑郁”也被多次提及：时时刻刻关心动态、数字，关心公共事件中受难的人，同时因为自己渺小无力而产生巨大的空虚感，失去了安全感，也失去了对命运的掌控感。

人不能老是陷在负面情绪里。目前“情绪自救”的办法大概分为三种。一是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百度指数显示，今年3月以来，上海居民对“心理咨询”的搜索激增。最近一个月，“心理咨询”的热度大概同比上升了250%。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就是从1919年一战结束后开始研究“肯定与破坏”“生与死”之间的张力的。精神分析学说始于游离的、无法估量自身痛苦的内心，弗洛伊德曾在信中写“当你身边的人都像飞虫一样若无轻重地死去，你要怎样去理解超越死亡的真相？”

一是多锻炼，多运动。因为体育运动会促进大脑的各种变化，包括神经生长、减少炎症；还会释放内啡肽，使人精神焕发、感觉良好；也可以令人从压力中分心，转移消极情绪的循环。在上海居家隔离的艺人刘畊宏的家庭健身视频走红，近7天涨粉1千多万人，累计观看人数超5000万，主要原因正是居家隔离导致的运动需求暴涨。

一是依靠宗教的慰藉。广州六榕寺有1400多年历史，数天前在公众号发布推文，以居士和大和尚问答的形式，强调正念正持，安心受道，保持信心。其中居士的提问很有代表性。例如一说“‍‍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去看待疫情防控？‍‍我们应该如何来照顾好我们自己的内心？”另一说“了解到封控区里的一部分人，他们的生活可能遇到一些困惑，‍‍陷入窘迫，我们被这种情绪‍‍左右，可能一瞬间、也可能‍‍这一段时间都深深被这些忧悲苦恼所笼罩，‍‍有时候可能就会失去正念。这是不善法吗？”

历史上，东汉末年佛教传入，元明时期民间宗教大盛，都与时代背景相关。

关于瘟疫的痛苦感受，不仅仅是生理层面的。疫情持续存在，和时代的其他“断裂”一起，引起了长时间的恐惧、惊慌和焦虑。人们难免会对自己正在参与建立的世界产生怀疑：是不是有另外一种方式来组织人类的社会？能不能在大灾难之中惩前毖后、找到未来发展的道路？我们相信的东西还够用吗？

山水载道

既然不安总是时代性的，那么在人类的文明史上，肯定不会只有一个时代让人不安。

在那些动荡的时代里，中国古代士人处理负面情绪的办法，看起来别有惊人的效果。

山水诗就是其独特的“解决方式”。诗人普遍处在动乱、饥荒的时代，即使和平时代也不曾得志，痛苦、压抑是相当常见的“感受”，但无论苦难如何沉重，写出的山水诗却总是映照出一种旷达的“治愈”。

陶渊明写《饮酒》，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欣慰。他一生囿于穷困，早年担任一些低级官职，四十一岁时从彭泽令任上弃官归田，此后一直隐居。刘裕请他做官，他闭门不出。他所耿耿于怀的，惟在易朝而已。

他常常饿着肚子，诗句中不乏“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的描述；也有“若不委穷达，素抱深可惜”对理想难以实现的遗憾。但“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又是那样的朴素和愉悦，是无尽的困顿和艰辛也不能掩盖的坦然心境。

杜甫写《旅夜书怀》，有“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壮丽。写这首诗时，杜甫的好友、在成都担任军政长官的严武去世，晚年的杜甫失去了生活依靠，携家离蜀，想去洛阳，但因肺病、糖尿病威胁着健康，滞留夔州，由于战乱，又辗转到了湖南，到五年后离世也没能再回故乡。

杜甫一生没过过什么好日子，天宝年间“野无遗贤”，他客居长安十余年也没有官做，儿子饿死了。安史之乱后，更开始了“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人生苦旅。《旅夜书怀》写在他离蜀从渝州到忠州的路上，星空和大地广阔无垠，月亮与江水随时间流逝，在宇宙的永恒里，“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诗人像沙鸥一样孤独而渺小，但并不为此感到悔恨，那是他独立于天地之间的精神写照。

山水和诗人的心境彼此并不孤立，诗人通过体悟和静照，感知了生命与自然山水的融合。就像常建写“四郊一清影，千里归寸心”，四郊之野，千里之内，各种景物，都是一片清影纳入方寸之心；反过来，一切景色只能出自诗人心中。心灵不再是镜子，而是自然本身，是王阳明所言“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

而且，山水在具有可亲近性的同时，又有超越性——既可以赏玩，又长期存在、不能占有。因此，山水更是“道”的形象，它的尺度象征天地的无限和不朽，而人能够借此度量历史之道和自己的精神位置。

山水诗自魏晋乱世兴盛，也大概正是这样的原因：从那以后，凭借山水，诗人可以越过令人不安的历史感，追寻纯粹的时间感，找到可信的经验和恒定的价值。

不得已处，天何言哉

同在4月22日“刷屏”的两首说唱歌曲《上海四月》和《丢那星》，命运完全不同。前者因讽刺和揭露很快被删，后者则用粤语为抗疫“胜利”做了一次最佳宣传。

它们的遭遇实际上已经暗示了语言和现实的“深层次危机”。因疫情延展出来的一系列公共卫生危机，引发了一连串新的危机——地缘政治危机，社会关系危机，已经波及全球的经济危机。无论某时某地“抗疫”的“成功”或者“失败”，全球性的危机和在地性的保护，始终是一对矛盾，对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如此。

茨威格说，“尽管他竭力抵抗，共同的命运还是不可抗拒地把他卷进去。”1939年9月之后，他意识到“造就和教育我们这些六十岁人的时代的结束”，对于他而言，昨日的世界已经彻底远去。

对于我们而言，“昨日的世界”并不是全无缺陷的黄金时代。发达国家的去工业化过程，导致工人阶级的力量大规模削弱。金融和技术推动产业重组，华尔街和硅谷玩家一起动摇责任清晰的劳资关系。财富急剧集中，社会不公平大规模爆发，伴随着生态危机的大规模爆发。

我们就身处在“时代的不安”里，但也不用痛心疾首没了“昨日的世界”。

不过，解决的办法只是寄情“山水”，是不是太犬儒了一些？

直到我看到清人况周颐说：“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在。此万不得已者，即词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