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入賀淑芳的介入書寫
美國作家、公共知識份子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同時:小說家與道德考量〉(收入《同時:桑塔格隨筆與演說》At the Same Time)裡談論小說家的任務:嚴肅的小說家對文學和社會負責任,思考道德問題──公正與不公正、更好與更壞等,在敘述作品中喚起共同人性。嚴肅即不要犬儒,但不排斥有趣;思考道德問題並非直接說教,而是刺激讀者的想像力,培養道德判斷力。
「不可讓全心奉獻的行動份子喧賓奪主,蓋過全心奉獻的文學僕人──無可匹敵的講故事者。」桑塔格如是說。
一旦小說家作為一種道德力量,在思考道德問題時,也就同時介入世界,回應世界。馬華作家賀淑芳在兩部短篇小說集《迷宮毯子》和《湖面如鏡》展現的介入書寫,可說是回應了好些我們熟知的社會議題,更開闊地說,是回應了人與世界如何共存的問題。
《迷宮毯子》收錄了令賀淑芳名聲大噪的〈別再提起〉,寫華人改奉伊斯蘭教而死後遺體被家屬與宗教局爭奪。劫匪搶去存放小說初稿的手提電腦,不得不〈重寫筆記〉。煙霾重重而〈消失的陸線〉。〈像男孩一樣黑〉的被性侵少女。精神病患在街頭徘徊寫下的〈創世紀〉。這些情境,我們都在新聞和日常生活中遇見了,賀淑芳揀選了我們熟悉的材料,卻用獨特的技藝呈現。
《迷宮毯子》裡篇幅較長的〈黑豹〉,由始至終都驚心動魄。夢魘、記憶與現實相互交錯,一時是馬共成員,一時是馬共成員的後代;豹變成人,人變成豹。主角工作的報社被收購了,豹/報變了,高層遭開除,拒絕簽名聲援的報社工會主席後來被黑豹咬噬慘死。黑豹吃人,主角吃掉自己。豹變了,獵物尚有機會逃亡;報變了,良知要逃到哪裡?或者,吃掉良知?
然而,報社裡高層權力鬥爭,乃至收購事件,都是以男性為中心,〈黑豹〉在性別意識上也就無所突破。林宏偉(或馬馗)縱慾於黃碧雲的肉體,而黃碧雲是柔弱的被動者,卻也是追蹤馬馗多年的黑豹化身。女人是魅惑的源頭?是吃人的妖獸?相較而言,二十幾年前商晚筠的〈暴風眼〉(收入《七色花水》)以茅草行動後報社被查封為背景,塑造了女記者與高層對抗、勇敢強悍的形象,可謂「進步」。
《迷宮毯子》和《湖面如鏡》相隔兩年出版,各篇小說的初稿和完成時間卻是互有重疊,因此不能輕易斷定賀淑芳的技藝或思想隨時間更遞而有所變動。不過,許是有意為之,《湖面如鏡》各篇作品在題材上有一共同點:敘述這國土上女人的故事。
〈夏天的旋風〉描述馬來西亞女人成為臺灣家庭繼母後,與丈夫和繼子女之間的疏離。口音有差異,非親生,造成了情感上的隔閡,和彼此相待時的客氣。丈夫在身旁卻感到孤獨,〈箱子〉裡的雜貨店頭家已沒有丈夫,也是孤獨的。「孤獨非常可怕,像冥冥中註定,未來看不出有什麼轉機。」而〈牆〉裡的安娣也與丈夫疏離,她大多時間獨自待在廚房,最後還在廚房裡睡覺,具體實踐了女人以廚房為天地。這些女人孤獨,也不被理解。
〈天空劇場〉對孤獨狀態有極致而詼諧的描繪:「『同住在一間屋子裡,妳裝著看不到我,我裝著看不到妳。有東西被搬走了也裝著不懂是誰搬的,窗口破了不曉得是誰弄的,房間有人闖進來,抽屜被別人翻過,衣服不懂被誰剪破,鍋裡的雞湯加了料變成清潔劑湯──整間屋子活像在鬧鬼。』『就算是這樣,』媽媽說,『生活也要繼續過下去。』」
生活也要繼續過下去,循環往復,彷彿永無止境。〈小鎮三月〉正是這般幽閉恐懼症式的等待果陀,或俗稱鬼打牆。同一個男生每天出現在同一家小鎮旅社,入宿,第二天退房後,下午三點再出現,卻每一天都像新來的。從外地來幫姑媽掌櫃的翠伊眼見這狀況,只能一再等待、跟蹤,卻無法阻止。「這是個沒有未來的地方,每個人都死氣沉沉地住在這裡。」就像小鎮上的女人們困守在幽閉的空間裡──具體的及抽象意義上的空間,走不出去。
〈湖面如鏡〉、〈Aminah〉和〈風吹過了黃梨葉與雞蛋花〉三篇作品可視為一體,敘說女人在保守國度和宗教壓力下的雙重抑鬱。〈湖面如鏡〉說兩位大學講師的遭遇:一位講師讓穆斯林學生在班上朗誦同性戀詩人的作品,因而被校方警告;另一位在班上評議伊斯蘭教對女性不公,且被人看見拿取可蘭經的方式不對,因而不受校方續聘。〈Aminah〉裡的華裔穆斯林後代阿米娜申請退教不果,被迫入住宗教局的康復中心(其實是拘留及改造叛教者的監獄),最終逃離了。〈風吹過了黃梨葉與雞蛋花〉裡的阿米娜也要逃離康復中心,「我要在一個遠遠的地方像孩子那樣重新出世,我要自己生下我自己」。
一批女人鬼打牆地走不出困境,一批女人嘗試逃離拘留地,在她方重生。那些心理轉折,那些微妙的情感變化,種種細節,賀淑芳用心刻劃,那都是女人自己熟知的細節,也造就她的小說動人之處。《迷宮毯子》書腰印有這麼一句:「黃錦樹所極力讚譽、認為是最成熟的馬華女作家!」這句話的潛臺詞恐怕是:馬華女作家是低一級的,不能與馬華男作家同比。我以為,論小說技藝和視野,賀淑芳比馬華男作家優秀許多。
賀淑芳小說的視野高度,在於介入及思考的方式。如李有成在〈緘默寂靜的聲音,震耳欲聾的抗議──賀淑芳的議題小說〉(《湖面如鏡》附錄)所言:「賀淑芳的小說正好印證文學是個事件,由於文學具有指涉性,我們也因此不得不透過文學面對,思考,乃至於解決人的生存困境。」這也就是小說家/文學僕人/講故事者的任務。
*本文原刊於《燧火評論》,2014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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