徘徊于元旦和春节之间②：中韩春节之争与时间的空间化
春节期间，围绕着Chinese New Year和Korean New Year，中韩网民又展开了一轮论战。国内舆论主要批判韩国人无耻、夜郎自大抑或极度自卑，这些批评或许不无道理，但将争论的缘由一味诉诸国民性也好、道德教养也罢，无助于我们分析与理解社会现象，更像是一种循环论证：即“他们做出这种缺德事因为他们缺德”。
看似针尖斗麦芒的中韩网民，其实也有共性，即双方都裹挟着强烈的民族情绪与捍卫传统的自尊。其中极端者，甚至连Lunar New Year也加以声讨，认为它未能突出任何一方的国族身份——即便它字面意思就是农历新年。对这些现象进行道德或智识上的批判意义不大，更值得思考的是，为什么农历作为一种历法，无论中韩，均出现与国族认同乃至民族主义捆绑的倾向？
本文将从“时间的空间化（Spatialized Temporality）”这个角度，对这一现象加以分析。
农历的比特币式悖论
如今的中国，虽然公历（格里历）与农历（阴阳历）并行，但后者逐渐退化为一种在特殊时间节点（生日、民俗节日）才加以纪念的符号体系，几乎丧失了历法用来分割与指导时间的作用。
使用农历的一个典型的场景大致如下：我想知道今年中秋节什么时候，虽然也知道“八月十五过中秋”，但这个“八月十五”在我的认知中更像一句古训，并不具有刻画时间的意义。我不得不通过阳历的日历检索，发现原来今年的“八月十五”是9月21日，于是记下这个日子。到了21号当天，我又重新过起了“八月十五”的传统。
这样一套繁复的流程其实跟比特币有异曲同工之处。对比特币的一大批判是，虽然其拥趸强调比特币的货币化前景，但他们同时对比特币价值判断又几乎完全依赖其美元价格，可见比特币名为货币，实则只是一种商品。我无意断言比特币的价值，但这个例子恰好折射出农历如今在中国人日常生活中的尴尬处境：它名义上是一套完整的历法，然而实际使用中往往被还原为与传统节日相捆绑的一套象征符号，而这些日期的具体记忆却严重依赖另一套历法。
时间的空间化
我在Anachronistic Space一文中，从Google地图的例子出发，谈过马克思等进步史观理论家所采用的“将空间时间化”策略以及后殖民理论家对之的批判。中国在历法方面的双轨制，则恰好相反，彰显了一种“时间的空间化”。
这里的“空间”更多地是文化而非地理意义上。例如美国和中国存在时差，这是地理空间导致的，但民国百姓觉得农历春节比公历元旦有年味，则是一种文化空间。我们似乎天然地认为，农历所划分的时间体系是东方的、中国的以及传统的。并且由于其象征传统，具备一种不可更改的稳定性。
然而这种稳定性是一种错觉。历史上的农历远非一成不变，不仅历代均有修订，商周两代甚至把正月依次改到为夏朝的十二月及十一月。此外，农历也非汉人或华夏民族的禁脔，元明两代的历法便受回回历影响深远，明初仍设有回回钦天监；清代通行的“时宪历”则由传教士汤若望修订，甚至标明了“依西洋新法”字样。如此看来，农历似乎只是在清末民初的变局中，才忽然与中国的民族认同相捆绑。
这一方面源于，民族国家的概念在19世纪才传入中国，另一方面也因为20世纪初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涌现出一系列“传统-现代”的二元叙述，如西学vs中学、西医vs中医、公历vs农历等等。有趣的是，这些名称往往只是传统拥护者的口吻，在西式现代化的拥趸看来，上述三组对立应该是新学vs旧学、现代医学vs旧医、以及新历vs旧历。不难发现，进步派倾向于用新旧之别区分二者：这样前者取代后者便不言自明。传统一方，则试图把时间维度的差异（新旧）替换为空间维度的区别（中西）。如此一来，原本要被进步史观“扫进历史垃圾堆”的旧学，就变成了具有空间属性，而能与西方新学共存于大洋两岸的学问。如今主张废除中医者，言必称“没有中医西医之分，只有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其用意也在于消解这种把时间空间化的策略。
在近代化过程中，传统一方显然居于弱势，于是采取这种空间化策略，把新学变为西学，以求后者不要以历史车轮的名义无情碾过所谓旧学。于是中国一时间涌现出国医（中医）、国术（武术）、国画等国粹概念；而在西化较为彻底的日本，传统医学和历法则以旧医（即汉方）与旧历的名义被政府加以废止。
农历难以废止的原因，我在上一篇已有论述，不过农历相比于中医、中哲这些冠以中国而与西学相区隔的概念，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即农历作为历法，本身便蕴含着时间属性。换言之，即便农历像中医一样，被空间化地表述为一种东方传统（而非在线性史观应被取代的旧学），但农历归根结底仍然要用来表示时间。这就导致它必然要与公历一同分割时间。
日常生活中，一个人可以既看京剧又听歌剧，既抚瑶琴又弹钢琴，甚至在久病之下中医西医两头下注；唯独历法的使用上，大家没有必要同时牢记两套历法——因为它们只是对同一套时间的两种分割方式。公历已经通过星期日、发薪日、开学日等一系列日期融入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时间的感知，在这个意义上农历不可能与公历取得平等的地位。唯一的生存空间，便是进一步把农历与民俗传统捆绑，使其如开头所述，退化为一系列传统节日的集合。反之，如果传统节日也在公历庆祝，那农历作为“国粹”的属性也就自动消解，空间化的策略也不复成立。
然而，即便把农历与传统相捆绑，公历仍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我们对时间的感知能力。因此才会出现在元旦庆祝牛年到来的错觉，我们也陷入了前述“翻年历-得知农历节日-在大脑中换算成阳历-在阳历的日子过节”这一套繁琐的流程中。久而久之，这套繁琐的过程本身也成了纪念仪式的一部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已经把农历这种分割时间的方式，与传统文化及国族认同相捆绑了。
失去历法属性的农历
这种捆绑一旦形成，人们甚至会忽视一些历法本身的属性。例如，不少人认为农历中的二十四节气是阳历无法取代农历的重要原因，因其在农作及时节方面具有指导作用。早在1940年，林耀华便认为阴历难以废除，部分因为“商人和水手按阴历系统过日子……农民靠阴历中的二十四节气来安排自己的农事。”
在林举的三类人中，商人与水手仰赖阴历固然与月相变化反应潮水涨落有关，但农民所仰仗的节气，严格来说却根本不是“阴历”。农历虽然又称“阴历”，本质上是同时参考月亮与太阳轨道的阴阳合历，而节气恰好就是农历中的阳历成分。举例而言，清明节在每年农历中的日期都会变化，但在公历中却总是4月5号附近，这是因为清明作为节气，依循太阳的相对位置，后者在公历中比农历稳定得多。
换言之，假如把节气引入公历系统，农民记忆节气只会更加便捷。大部分人下意识觉得节气与公历的混搭不伦不类（虽然我们总是按照公历日期庆祝），只是因为上述“时间的空间化”效应使农历与传统文化相捆绑。即便是农历中阳历成分的节气，也被理所应当地视为农历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清明的例子说明，我们对于阴历（农历）/阳历的二元对立，更多是出于对传统/现代的二元想象，而非历法背后的计算本身。虽然节气参照太阳轨道，与阳历相吻合，但因其属于中国之传统，因此被视为农历的固有属性，也就成了通俗所谓阴历的重要部分。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问，在处理历法改革的问题上，什么才算是“传统”？
仍以中日对比为例，中国以农历过传统节日，阳历过西方节日，相当于把农历这种划分时间的特定方式本身，当做一种传统的纪念。或者说将传统附着在对时间的划分之上。日本由于废止旧历，把传统节日的日期直接照搬到了公历中去（如7月7日过七夕），相当于把传统附着在历法这套时间体系所指向的具体日期本身，而非历法这种划分时间的方式。
久而久之，对于大部分国人，农历几乎已经不是一种连续的时间划分方式，而只是几个离散的传统节日的集合。庆祝后者时，要先依照其在农历中的相对位置，转换成公历日期，最后在公历的那一天进入一个平行体系，以农历的名义加以庆祝。这一套复杂的程序俨然如同宗教仪式。中国人的传统与现代与其说是割裂或者延续，不如说是平行的，传统节日便是我们在两种体系摆荡的入口。同样在农历纪念民俗的韩国，想来也是如此。
具体到春节而言，中韩也有相似之处，即对农历新年的庆祝都历经了数十载的压抑才得以恢复。中国对农历春节的存废之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民国；同时期的韩国作为日本殖民地，甚至连争议存废的余地都没有。新中国成立后，春节也一度根据“移风易俗”的号召停止休假，直到改革开放后才得以恢复；韩国独立后，依然以公历元旦为新年，直到85年才将农历新年恢复为“民俗日”，89年才正式将其视为朝鲜新年与国定假日。
中韩两国之所以经历了数十年对农历新年的压抑，本质都是曾把春节等民俗视为阻碍现代化建设的封建残余。因此恢复农历新年的庆祝，其实也标志着国家层面基于民族自尊而对于传统民俗的肯定。这种首肯无疑又加深了农历本已通过“空间化”与国族认同所形成的强烈联系。于是在一个个农历节日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是关于节日背后民族文化的宣扬，而非农历这套历法本身。换言之，农历作为历法的功用已不重要，更多地作为承载民族认同、传统文化的符号出现。
经历了“时间的空间化”，以及民俗传统的复苏，农历正不可避免地被抽象为传统的符号。中国如此，韩国也是如此。这便是农历节日之所以沾染上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也是中韩网民不满足于lunar，而为了Chinese new year还是Korean new year激烈争斗的原因。维护传统的心情无可厚非，但导致这种心情的民族主义本身，却是相当不传统的舶来品。
最后，什么是传统，一种实践，一种史实、抑或一种象征？这些问题留待下一篇讨论，我将从今年B站拜年祭改名拜年纪这一字之差，谈谈生活在以元旦/春节为代表的双重时间体系下，如何形塑我们对于传统的感知与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