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二部第1章：戀愛中的萊蒙托夫
第二部 民主的曙光
第1章 戀愛中的萊蒙托夫
1917年，布爾什維克攻克冬宮，奪取了政權。不過，他們還面臨另一個更為艱巨的堡壘。為征服民心，列寧宣佈電影是最重要的藝術，並用火車將影片和放映員送到俄國各地宣傳革命。史達林也看到了新藝術的價值。雖然他最喜歡的教化工具是手槍，但他告訴共產黨，電影是“最偉大的群眾動員手段”。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後的數年裡，工人和農民在臨時搭建的帳篷影院或火車車廂裡觀看《威斯特先生蘇聯歷險記》、《罷工》、《十月》和《電影眼睛》，同時接受革命精神的洗禮。
但是，新的革命帶來了新的媒體。1985年戈巴契夫上臺後，他的首席思想家和宣傳家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宣稱：“電視形象就是一切。”雅科夫列夫曾在加拿大擔任過10年大使，他經常坐在渥太華的家中觀看加拿大和美國的電視網。雅科夫列夫還在莫斯科學習過電視。他在中央委員會意識形態部門工作了多年。他比身邊任何人都更瞭解電視作為一種說服、脅迫和煽動工具在蘇聯這樣一個龐大帝國中的潛力。
儘管蘇聯貧窮落後，但幾乎家家戶戶都有電視。每個人都看電視。雅科夫列夫明白，如果有一種儀式可以將波羅的海知識份子和西伯利亞農民團結起來，那就是電視。最重要的是，他瞭解官方晚間新聞節目《時間》的重要價值，它是近兩億人每週晚上黃金時間共襄盛舉的典禮。
史達林是一個非電視時代的暴君。他就像一尊神奇的東方之神，看不到、聽不見、摸不著。當時的媒體技術使他能夠輕易地控制對自己的崇拜。在很大程度上，史達林崇拜是一種印刷現象：歷史、報紙、教科書、海報。這些很容易操縱。他在《真理報》上的照片被修飾過。麻點消失了。他長高了一個頭。看不出來他有一隻手殘疾。
但隨著體制的鬆動和技術的進步，蘇聯人民開始更深入地瞭解後史達林時代的領導人——赫魯雪夫和勃列日涅夫，這主要歸功於電視和晚間新聞。蘇聯中央電視臺新聞節目《時間》是中央委員會在60年代的發明。它被設計成一個封閉的、無神論國家的大眾媒體。黨的思想家們煞費苦心地塑造了節目的形象和聲音。經過長期的尋找，他們在伊戈爾·基裡洛夫身上發現了自己的老大哥，一個其貌不揚卻深諳欺騙技巧的演員。20年來，基裡洛夫一直是《時間》的主播。他身材修長，戴著一副嚴肅的眼鏡，看起來就像一位和藹可親的數學老師，毫無威脅性。這就是克裡姆林宮的公眾形象。
基裡洛夫是掌控聲音和形象的大師。他可以用最細微的手勢或語調變化，讓中央委員會的聲明看起來像是上天的智慧；他也可以報導西方資本主義最普通的事件，仿佛它們是反人類的醜聞，是對一切美好和體面的嘲弄。最重要的是，他能喚起人們的注意。“今天，在政治局……”基裡洛夫鏗鏘有力地開播，每個人都洗耳恭聽，等候指示。
像許多意識形態的僕人一樣，基裡洛夫在戈巴契夫的領導下經歷了一次迫不得已的轉變。1991年，當我在中央電視臺的演播室見到他時，“老大哥”穿著毛衣，一副悔過自新的喪家犬模樣。他對第二次機會感激涕零，現在正推廣各類青少年節目。他不斷為自己道歉，把羊毛衫當麻布穿。“這件毛衣證明我已經改變了。”他說。“多虧了共產黨和電視臺的意識形態服務，這個體制才得以長期存在。這是一種集體催眠。”基裡洛夫似乎由衷地表示道歉。
基裡洛夫之所以被選中扮演這個偉大的角色，是因為他接受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的訓練。“我有能力讓人們相信，”他說。基裡洛夫還記得1961年赫魯雪夫在電視上宣佈蘇聯將在其有生之年實現共產主義時，他激動的心情。“當赫魯雪夫說出這些話時，太陽出來了——整個大會堂似乎明亮了起來。看啊，我們互相告訴對方，連大自然都相信我們的事業。就在那時，我和妻子決定生下我們的第一個女兒。我們希望她能生活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現在我感到慚愧，我被當成了提線木偶，通過我和電視，在人們的頭腦中製造了一團迷霧。”
《時間》節目製片人非常清楚如何營造一個帝國的形象，如何贏得人民的支持，或至少是迷惑人民。他們在基裡洛夫周圍佈滿了布爾什維克宏偉的聽覺和視覺符號。當問及節目開場使用什麼音樂時，電視理論專家立即排除了莫劄特和貝多芬。使用德國音樂有違俄羅斯帝國精神。
“開場展現的克裡姆林宮是帝國的象徵。我們的想法是讓資訊從這個強大的頂峰向下流動，”曾在戈巴契夫時期執掌《時間》的愛德華·薩加拉耶夫說。“《時間》不僅是傳遞資訊的媒介，也是下達指令的媒介，尤其是對省級黨委領導人和最普通的人來說。它是最高權力與人民之間唯一的紐帶。我親眼看到一些老太太寫信給伊戈爾·基裡洛夫說：‘親愛的伊戈爾·列昂尼多維奇，請告訴戈巴契夫做這樣或那樣的事情。’對許多人來說，基裡洛夫介於總書記和上帝之間。事實上，他的地位比總書記還要高，因為畢竟是《時間》明確規定了該如何生活。基裡洛夫宣讀中央委員會的法令時不會做任何編輯或壓縮，因為這些法令是按照十誡的方式命令的。這是一種《聖經》現象。摩西怎麼能篡改上帝傳給以色列人的戒律呢？”
《時間》上的儀式總是被精確無誤地複製。即使在戈巴契夫時代，即興發揮的空間也很小。如果總書記要出國訪問，《時間》製片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該如何報導這則新聞。一開場，鏡頭對準機場一個寫著“共產黨萬歲”的紅色橫幅；接著，戴著帽子、穿著風衣的政治局委員們步出大樓，在飛機旁等候；然後總書記親自道別，親吻每一位同志的臉頰；最後是總書記在飛機舷梯頂揮手致意。
“信仰是問題所在，”薩加拉耶夫說。“人們接受了灌輸給他們的刻板印象，他們相信只要儀式到位，一切都很好，一切都沒問題。就連在機場的親吻都讓人感到自豪和喜悅。省委書記們看著並夢想著有一天，他們會出現在電視上，前往辛巴威。”
在勃列日涅夫晚年——一個無休止的危急時刻——《時間》處處與他作對。對一個幾乎無法在辦公室正常工作的人來說，電視是一種殘酷的媒介。列昂尼德·帕爾菲奧諾夫是“公開化”時期頗受歡迎的電視節目主持人，他略帶諷刺地告訴我，繼安德列·薩哈羅夫之後，20世紀70年代最具影響力的持不同政見者就是《時間》。“只有在那上面，人們才能看到我們的領導人有多麼老朽。”他說。“他們看著勃列日涅夫說話，在演講中手足無措，喃喃自語，就像一個快垮掉的老人，他們開始想：‘這就是我們偉大祖國的領導人嗎？'。這是前所未有的。”不少觀眾將勃列日涅夫的衰落視為一種新的象徵：蘇聯自身衰落的象徵。
戈巴契夫知道，他可以利用《時間》和整個電視來塑造自己作為新沙皇的公眾形象。只有他自己的形象，才能體現他的政策。電視始終是他的工具，他可以隨心所欲地使用。戈巴契夫作為總書記首次公開露面，是在列寧格勒發表演講，與他的前任們相比，他是如此精力充沛，如此氣宇軒昂，如此不拘小節，絲毫不為自己的南方口音和語法錯誤感到尷尬，以至於他很快被稱為“集體農莊的主席”。在電視上，戈巴契夫與群眾打成一片。沒有人知道克格勃對這些群眾進行了精心篩選，也沒有人知道製片人按照總書記自己的要求對鏡頭進行了精心剪輯。整個國家媒體機構的使命不是報導真正的新聞，而是展現一個人的魅力，推廣一項政策，宣傳一種新的行事風格。
克裡姆林宮的核心團隊對戈巴契夫的電視形象十分癡迷。薩加拉耶夫表示，就在播出前，戈巴契夫本人經常打電話給演播室裡的《時間》節目製片人，詳細詢問他出場的細節。除了戈巴契夫和他的助手之外，任何人都無權對他的形象或言論進行編輯。“戈巴契夫的形象”，薩加拉耶夫說，“是在克格勃、戈巴契夫的幕僚和中央委員會意識形態部門的説明下精心策劃和組織的。最重要的是，雅科夫列夫和賴莎·戈爾巴喬娃幫助塑造了總書記的新形象——開放、民主。他們希望其像列寧一樣，因為列寧的形象就是一個普通人，與市民和農民談笑風生、出門坐車不帶保鏢。他們希望改革是對列寧主義的回歸，一掃史達林主義和極權主義的歪風邪氣。”
每天晚上，人們都會打開電視，準時收看《時間》，戈巴契夫不可避免地會頻頻出現：在省級黨代會上即席發言，在新德里或波恩穿過洶湧的人群，在鋪著紅色地毯、帶綠色粗呢桌子的房間裡迎接外國使團。戈巴契夫從未接受過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採訪。一位元緊張的國家廣播員在仔細聽取了情況介紹後，會提出一個模糊的、開放性的問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你對倫敦之行有什麼期待？”），然後戈巴契夫會連續說上15至20分鐘。直到1987年年中，城市知識份子尤其愛坐在電視機前注視著這位新人物，他們被深深吸引，有點神魂顛倒。這些知識份子就像電影評論家，在看了多年令人沮喪的爛片之後，突然發現《公民凱恩》橫空出世。
在蘇聯人眼中，戈巴契夫電視生涯的巔峰可能就是他在黨的十九大上的表現。他不僅很好地詮釋了自己的角色，還將“自發性”發揮到了極致，讓一些不起眼的發言人上臺演講，抨擊和羞辱保守的政治局委員，讓利加喬夫與葉利欽對決，以標榜自己夾在意識形態和極端情緒分子之間的，睿智、自由的中間派地位。
戈巴契夫再也不可能像以前那樣掌握一切，控制政治的方方面面。但幾年來，戈巴契夫不僅是其晚間劇場的主角、製片人和導演，也沒有競爭對手。《時間》在所有主要頻道播出。教育頻道的義大利語課程並不屬於意識形態方面的挑戰。在將近4年的時間裡，沒有任何政治人物與之抗衡。也就是說，沒有人能夠進入黃金時段。葉利欽直到1988年6月才真正露面，即便如此，他攻擊的焦點也是利加喬夫，而非戈巴契夫。薩哈羅夫直到1989年年中也沒有獲得多少出鏡時間。而右翼仍然受到共產黨紀律傳統的束縛，無法以反對派的姿態登上螢幕。
戈巴契夫是一個演講家，一個佈道者。無論是在會議上，還是在街訪時，他都是一個嚴肅的教書匠。但是，儘管戈巴契夫擁有權力和威嚴，他還是允許自己有一點幽默感。這也是革命性的。在蘇聯，政治幽默一直私人生活的主旋律，勃列日涅夫像一個步履蹣跚的傻瓜，列寧的屍體則是一條“熏魚”。但官方出版物從不允許出現此類笑話。在1988年3月的《劇場》雜誌上，諷刺作家米哈伊爾·紮多爾諾夫模仿戈巴契夫剛剛訪問過的一個小鎮居民的口吻。他給總書記寫了一封信，告訴他這個曾經骯髒的小鎮是如何煥然一新的。“你確實提前3天通知了我們的地方當局你的訪問，”這封滑稽的信中寫道，“但即使在這3天裡，他們為我們的城市所做的也比蘇聯統治時期做的還多。您即將經過的所有建築都粉刷過一遍，但後來有人說您喜歡不走尋常路，因此我們的當局不得不粉刷城市裡其他所有的房屋。他們幹得很賣力，連窗戶也上了漆。”
這個笑話與其說是在嘲笑戈巴契夫，不如說是在嘲笑共產黨的虛榮心和俄羅斯的“波將金村”傳統。但一年後，隨著“公開化”的發展超出了政治局的嚴格控制，這種幽默越來越強烈，克裡姆林宮的耐心也變得有些單薄。戈巴契夫一家不再感到好笑了。在諷刺劇場的舞臺上，弗拉基米爾·沃伊諾維奇的政治諷刺劇《審判》的主演之一維亞切斯拉夫·別茲魯科夫模仿戈巴契夫的動作，包括他標誌性的手勢（豎起食指，宛如空手道式劈砍）、奇怪的語法和口音，表演了很長一段，令人捧腹。戈巴契夫的女兒伊琳娜坐在第三排，整場演出她一直笑個不停。但當貝茲魯科夫開始模仿戈巴契夫時，伊琳娜皺起了眉頭。幕布落下那一刻，她向出口走去，沒有微笑，也沒有鼓掌。
戈巴契夫沒有關閉任何劇院，但他確實小心翼翼地維護著自己的形象和生活。儘管他推行民主化政策，但他從未接受過真正的政治競選的考驗，更不用說一群窮凶極惡的記者為挖掘他的“人格”而進行的攻擊了。戈巴契夫是在蘇共內部爬上權力寶座的，而蘇共是一個崇尚絕對服從和保密的機構。除了通過政治表演之外，這位“公開化”政策的發起人幾乎從不透露自己的任何資訊。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戈巴契夫也會談及自己的個性和過去，但起初，他並不比他的前任們坦率多少。即使是最自由的報紙和雜誌也不敢發表西方所謂的人物特寫。戈巴契夫堅持與蘇聯人民直接溝通，但他唯一主動透露的資訊，也只不過是他與助手精心設計過的內容。
儘管戈巴契夫全力推動“公開化”，儘管他大談填補歷史“空白點”的必要性，但在上臺後的5年多時間裡，戈巴契夫一直對自己早年生活的一個核心事實守口如瓶。直到1990年12月，戈巴契夫與黨內強硬派合作，疏遠了包括謝瓦爾德納澤和雅科夫列夫在內的整個自由派知識份子時，他才透露自己的祖父和外公都曾在史達林時期受到鎮壓。你必須仔細聆聽才能捕捉到這一點。一天深夜，中央電視臺播放了戈巴契夫與一大批著名作家和記者會面的錄影。不知何故，戈巴契夫試圖為自己的右轉辯護，但同時又要贏回知識份子的尊重。
“看看我的祖父和外公。”戈巴契夫說。“其中一位在1933年因為沒有完成播種任務而受到批判，那一年，全家有一半人死於饑餓……”
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在1988年歷史爭奪戰最白熱化的時候，他三緘其口？
“……他們把我的祖父帶到伊爾庫茨克的一個木材生產營地，那一年，家裡剩下的人都四分五裂，毀了一半。我的外公是集體農莊的組織者，後來成為地方行政長官。在那個時代，這是一個相當了不起的人物。他出身於農民家庭，家境一般。他被關了14個月。他們審問他，要求他承認自己從未做過的事。謝天謝地，他活了下來。但當他回到家時，人們認為他家像瘟疫一樣，是‘人民公敵’之家。親戚朋友都不能來看他，否則‘免不了’也會惹禍上身。”
戈巴契夫的家庭仿佛是史達林時代的縮影：祖父因未能滿足集體化荒唐而殘酷的要求而受到懲罰；外公是集體化的領導者，卻無緣無故淪為史達林有組織、隨意性的恐怖計畫的犧牲品。“當我申請加入共產黨時，我必須直面這一切。”戈巴契夫後來在接受採訪時對我說。“那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時刻。”在整個講話過程中，戈巴契夫明確表示，他本人是一個有著特殊願景的特殊一代的領導人：一個年近花甲的中年人，出生在一個背叛了他的體制的家庭中，但他堅信“真正的”社會主義是可能的，而且仍然是“我的旗幟”。對戈巴契夫來說，史達林時代的悲劇和勃列日涅夫時期的鬧劇都不是意識形態的失敗，而是意識形態的扭曲。
但戈巴契夫並沒有說完。他的揭露是有原因的。事實證明，他的懺悔是別有企圖。“我不止一次被告知，現在是停止宣誓效忠社會主義的時候了。”他接著說。“我為什麼要這樣做？社會主義是我堅定的信仰，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就會為它奮鬥到底。”到1990年末，政治民意調查顯示，只有少數蘇聯人——不超過20%——仍然與戈巴契夫一樣懷抱社會主義理想。但對戈巴契夫來說，試圖偏離“社會主義道路”是不可想像的——這是背叛，是“偷偷摸摸的反革命”。波羅的海獨立運動威脅到了他將蘇聯視為“一個民族”的理念；他認為要求私有財產的呼聲威脅到了多年來一直被教導要鄙視私有財產的人民心理。他說，反對這些外來思想是“背水一戰”，堪比莫斯科戰役和斯大林格勒戰役。
“我難道要背叛我的祖父和外公嗎，他們曾致力於[社會主義]思想......我也不能背叛我的父親，他曾在庫爾斯克立過功，在第聶伯河上流過血，在捷克斯洛伐克負過傷。在洗刷史達林主義和其他一切污垢時，我應該放棄我的祖父、外公和父親，以及他們所做的一切嗎？”
1989年，我走訪戈巴契夫青年時代生活過的地方——俄羅斯南部城市斯塔夫羅波爾和附近的農村。當我抵達卡夫卡茲酒店時，一位雙腿纏著繃帶、令人生畏的老婦人蹲坐在凳子上，目光緊盯著我，擋住了門。我試圖向她討個說法，但沒有成功。
“請原諒，我們這裡發生大屠殺，”從我身後傳來一個聲音。原來是當地的導遊瓦倫丁·尼津。“我們正在消滅蟑螂。不過別擔心。到了房間，我保證你一定滿意。”
尼津沒說錯，蟑螂成群結隊在油地氈上飛奔。
尼津似乎不僅僅是一名導遊，他對我來斯塔夫羅波爾的原因非常感興趣，“蘇聯有成百上千個地方值得你去”。除了保護朋友和消息來源，我在蘇聯採訪時並沒有隱瞞太多，甚至在與我認為是線人的人交談時也是如此。反正我幾乎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報導出來。所以我告訴尼津，我來這裡是為了瞭解戈巴契夫的過去。我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人，尼津好心地幫我找到了戈巴契夫在城裡的幾位老朋友。但當我說想去附近的普裡沃利諾耶村（戈巴契夫出生和長大的地方）時，尼津一時愣住了。他說會給我答覆，然後就消失在他的辦公室裡。
不到一個小時，他告訴我不能去。
“普裡沃利諾耶正在隔離，”他說。“你不能去。”
“什麼隔離？”
“很明顯，奶牛生病了。他們不希望傳染給任何外國人。”
“他們是誰？是奶牛嗎？”
“不，”尼津說。“不是奶牛。”
我非常清楚這是什麼意思，而且還能準確地猜出尼津同志剛才在與誰通話。但我當時又累又氣，就把話說得有點過分了。
“尼津先生，我並不打算採訪什麼奶牛，也不打算和奶牛交換液體。我告訴外交部，我要去普裡沃利諾耶，他們沒有反對，而且我相信那裡也沒有什麼隔離。”
“哦，但確實有。”他說。“口蹄疫。”
或者別的什麼。尼津微笑著聳聳肩，讓我知道他知道我知道，但那太糟糕了，你只能待在城裡，在這裡我們可以好好看著你。沒用的，我們都知道。我投降了，給尼津買了杯飲料，把鬧鐘調到淩晨5點，然後上床睡覺。
當我醒來時，天空飄著鵝毛大雪，厚厚的雪花把這座陰沉的城市染成了白色。我迅速穿好衣服，走過門房，她正癱坐在椅子上呼呼大睡。大廳裡仍然彌漫著殺蟲劑的惡臭，還有蟑螂，成千上萬的蟑螂在油地氈上亂竄。
走在街上，我很幸運。我想租一輛車，只花了15分鐘左右就找到了一輛。一輛橙色的日古力小車停在路邊，光禿禿的輪胎，擋風玻璃被砸碎了。真棒。如果坐一輛亮黃色的計程車去戈巴契夫的故鄉，那就太不明智了。我上了車，趕緊向司機解釋我要去的地方，他是一個年輕的農民，想在早餐前賺點外快。當他疑惑地眯起眼睛時，我補充說，我願意支付25美元的硬通貨，這筆錢肯定能讓他直到收穫季節前都衣食無憂。我們出發了。
我和司機覺得，我們最好先開車經過普裡沃利諾耶，匆匆看一眼，然後再去克拉斯諾格瓦爾代斯科耶，這是一個大得多的城鎮，是戈巴契夫上高中，進入共產黨官場，以及墜入愛河的地方。如果我與那裡的人交談後仍未被發現，我們就會在返回斯塔夫羅波爾的途中，於普裡沃利諾耶停留。周圍有那麼多克格勃人員，我的運氣肯定會用光，只是早晚問題。
這條路是我在蘇聯見過的最美麗的公路之一，包括穿越高加索地區的格魯吉亞軍用公路和穿越土庫曼斯坦卡拉庫姆沙漠的平坦公路。積雪覆蓋著肥沃的田野，仿佛黑森林蛋糕上灑落的糖霜。在兩個小時的車程裡，我們經過的馬車比汽車還多。鑲著銀牙、彎腰駝背、穿著沾滿泥巴的靴子的農婦牽著牛走在路邊。在我看來，鬱鬱蔥蔥的農田正是戈巴契夫樂觀主義的土壤。人們告訴我：在斯塔夫羅波爾，“你只要往地裡插根棍子，就會有收成。”現在我可以相信這句話了。
普裡沃利諾耶與之前和之後的村莊沒什麼不同。農舍、牲畜、田野。空氣中彌漫著肥料、乾草和土壤的味道，清冽而甜美。村子裡有一條柏油路和幾條土路，都靠近被稱為葉戈爾利克河的泥濘小溪。戈巴契夫的第一所校舍周圍的綠色柵欄上拴著一頭黑公牛。鴨子和鵝大搖大擺地走在路上。
普裡沃利諾耶（意思是“自由自在”）不能再被稱為一個典型的傳統村莊了。在鎮上，克格勃嚴密監視著戈巴契夫的母親瑪麗亞·潘特列耶芙娜·戈爾巴喬娃居住的那棟藍綠色百葉窗的白色磚房。戈巴契夫的母親年逾七旬，是一位身材肥胖、面容和藹、穿著彈性長襪的女士。她說話帶南方口音，一種土得掉渣的方言。克格勃煞費苦心地不讓記者接近她，但她還是在戈巴契夫的一次生日時出現在電視上，向全國人民介紹說，小米沙在農場裡辛勤勞作，讀完了集體農場圖書館裡所有的書籍，還彈得一手好巴拉萊卡琴。“他還會唱歌呢！”據我遇到的住在村裡和附近村子的人說，瑪麗亞·潘捷列耶夫娜已經很少出門了。幾年後，當她的兒子瀕臨辭職時，她說也許這並不是什麼壞事，因為他已經很多年沒有回來看她了。瑪麗亞·潘捷列耶夫娜習慣了村莊的節奏和風貌，她一直拒絕戈巴契夫提出的搬到莫斯科的請求。她確實擁有了一些兒子生活在這裡時沒有的現代便利設施：電視、室內水管。她太老了，再也照顧不了動物了。“她說，‘至少讓我養一隻公雞，這樣我早上就能起床了'，”她家的老朋友格奧爾基·戈爾洛夫告訴我。
1931年3月戈巴契夫出生時，俄羅斯南部和烏克蘭正在經歷集體化運動，隨即發生饑荒。根據西方的研究，斯塔夫羅波爾地區有3萬多人死於1931-1932年的大饑荒。儘管經歷了那段恐怖的日子，戈巴契夫和許多“改革共產主義者”一樣，堅信集體農莊的理念，但對布哈林所說的史達林式“成吉思汗”的方法深惡痛絕。
拋開心理史學的陳詞濫調不談，我們可以公正地說，戈巴契夫早期的成就感與集體農莊息息相關。戈巴契夫與父親以及同為農場工人的亞歷山大·雅科文科一家一起工作，在一架搖搖欲墜的S-80型聯合收割機上度過了他少年時代的夏天。這是一項艱苦而骯髒的工作，通常要頂著南方炙熱的陽光。為了降溫，戈巴契夫和雅科文科這兩個男孩脫光衣服，坐在盛滿河水的木桶裡。戈巴契夫-雅科文科團隊成績斐然，以至於登上了當地報紙《伊裡奇之路》1948年6月20日的頭版通欄：“戈巴契夫同志喜迎豐收”。
第二年，戈巴契夫還在讀高中時，團隊又贏得了一項令人羡慕的榮譽——紅旗勳章。這一榮譽是戈巴契夫踏入共產黨的第一步。許多年後，當戈巴契夫擔任斯塔夫羅波爾地區黨委書記時，他訪問當地農場，牧羊人瓦西裡·魯登科這樣的農場老朋友會用熊抱給他一個驚喜，“嘿，米沙！你吃了嗎？”就這樣，他們會走進魯登科的小屋，吃上一盤內臟果凍和一碗羅宋湯。
在結束了普裡沃利諾耶短暫而緊張的自駕遊之後，我們前往克拉斯諾格瓦爾達斯科耶鎮，即“赤衛隊”。戈巴契夫對這段路非常熟悉。40年前，他在父母的房子裡早早醒來，那是一間用泥土、糞肥和稻草搭建的兩居室小屋，院子裡養著豬和雞，還有一間戶外廁所。收割結束後，村裡的學校開學了。戈巴契夫腋下夾了一包自家種的食物，與朋友德米特裡·瑪律科夫會合，然後朝克拉斯諾格瓦爾代斯科耶第一高中大踏步走去。戈巴契夫在那裡一對退休老夫婦的房子裡租了一張床。週末，他回到普裡沃利諾耶的家中，在地裡幹活。
這所兩層磚瓦結構教學樓的中學很快就成了戈巴契夫世界的中心。他是典型的小鎮優等生，成績優異的班長型人物，他還擔任學校話劇的主演，贏得了學校裡最漂亮女生的芳心。我在鎮上轉悠了半天，和老師、老朋友、街上的人聊了很多。當然，整個過程有點時空穿越，就像看古早電視系列劇《這就是你的生活》一樣。戈巴契夫以前的化學老師葉卡捷琳娜·柴卡是其中之一，她閃爍其詞地回憶起戈巴契夫的往事，如數家珍。“他是那個時代的人，”她說：“有無數的歷史因素在起作用。但是，如果你想更好地瞭解一個人，知道他的出身並沒有壞處。和其他人一樣，他也有根。而他的根就在這裡。”還有一些人可能根本不認識他，但他們對他充滿了神奇的想像。“你知道嗎，”一個人對我說，“我覺得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在這裡的時候，頭上根本沒有那塊胎記。”
但鎮上也有其他人向我展示了一些東西。高中校長叫奧列格·斯雷德尼，比戈巴契夫至少小15歲。他似乎並不擔心幫助一個不請自來的外國人更多地瞭解共產黨總書記。
“你想看看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的成績單嗎？”他說。“我們放在保險箱裡了。”
圓潤而優雅的斯雷德尼飛快地穿過辦公室，來到保險櫃前，拿出一本發黴的狄更斯式的帳簿。他翻到1950年，戈巴契夫畢業的那一年，上面用工整的筆跡和漫漶的墨水寫著“戈巴契夫，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和一行數字。按照“5”為最高分，“1”為最低分的打分標準，戈巴契夫的成績幾乎是一排不間斷的“5”：代數、俄羅斯文學、三角函術、蘇聯史、蘇聯憲法、天文學等等。唯一的瑕疵是德語4分。“顯然，他在普裡沃利諾耶的班級在戰後拒絕教德語，所以他來到這裡時有點落後，”斯雷德尼用一種教會式崇敬的語氣說道。“這就是為什麼他在這裡獲得的是銀質獎章，而不是金質獎章。”
除了斯雷德尼辦公室牆上的戈巴契夫畫像，學校並沒有過多炫耀對自己培養出的孩子的自豪。在學校的名人堂裡，戈巴契夫只是眾多獎章獲得者中的一個，作為未來的總書記，僅次於班級詩人根納季·法捷耶夫。我曾上過美國中學，那裡的三流四分衛受到更為隆重的表彰。斯雷德尼確保他的學校不會出現個人崇拜。
“在我們那個年代，當然有很多史達林的肖像。我特別記得一幅史達林和毛澤東的畫像，叫做《偉大的友誼》。”戈巴契夫的同學尤裡·謝裡科夫現在是學校的歷史老師，他說：“這很荒謬，但我們又知道什麼呢？”
戈巴契夫是蘇聯最優秀的男孩，有著傳統的抱負和理念。他是學校共青團組織的領導人，年僅18歲就成為了共產黨員預備黨員。他不是叛逆的高中生。“我們被告知史達林做的一切都很完美，我們對此深信不疑，”尤裡·謝裡科夫說。“這就是我們的理解水準，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也不例外。我們對此都沒有想太多。”
在採訪了鎮上15、20個人之後，不可避免的事情發生了：克格勃抓住了我。我在辦公室時，斯雷德尼校長接了個電話。“是的，”他面無表情地說。又連說了三四遍是的，語氣都是一樣的死氣沉沉，一副唯命是從的樣子。他掛上聽筒，抬眼看著我，說：“恐怕我不能再跟你談話了。請在這裡等候。”
顯然有人給當局打了電話，我很快被傳喚到黨委副總書記的辦公室，因為總書記出城辦事去了。副總書記眉頭緊鎖，不苟言笑。當我告訴他，莫斯科的外交部沒有反對我到農村來時，副局長沒有流露出絲毫情緒。
“你們坐上自己車，直接回斯塔夫羅波爾。”他說。
“那普裡沃利諾耶呢？”我說。“我告訴外交部我也要去那裡。”
“如你所知，那裡正在隔離。”
“什麼隔離？”
“你很清楚。有人告訴過你。”
“你又怎麼知道的？”
副局長緩緩眨了一下眼睛，以示惱怒。他似乎在說，我不應該這麼幼稚。他沒有時間。在今年年底之前，他要把整個鎮子夷為平地。
在離開克拉斯諾格瓦爾代斯科耶之前，我曾問過十幾個人，戈巴契夫在上學時是否有過女朋友。每個人都提到同一個名字：尤利婭·卡拉戈迪娜。“很漂亮，如果我沒記錯的話。”“和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一起在劇中扮演雪姑娘。”當我問一位當地的女共產黨官員是否有卡拉戈迪娜的電話號碼時，她露出了少女般淘氣的笑容，把號碼給了我。
原來，尤利婭·卡拉戈迪娜早就搬到了莫斯科，她已經離婚，和母親住在一起，在一家化學研究所教書。當我打電話表示希望採訪她時，尤利婭（她要求我這樣稱呼她）很緊張，但很快就答應了。“請稱呼我‘卡拉戈迪娜’，我娘家的姓，不要告訴其他記者我的電話號碼。我知道這遲早會發生。我會把一切都告訴你，就這樣。”
幾天後，我們在她研究所的地下實驗室見面。尤利婭不再美麗，甚至比不上她心目中的勝利者賴莎·馬克西莫夫娜。她人到中年，溫柔體貼。
“是愛情嗎？”我問。
“是愛，是的，對我們倆都是。”她說。“我被他吸引了，他很有魅力。但如果你認為我倆的關係和當下年輕人一樣，我會很難過。事實並非如此。我們是親密的朋友，我們互相關心，互相幫助。那是——怎麼說？——一種特殊的友誼，而不僅僅是共青團的友誼。你可以稱之為年輕的愛情。我們第一次見面是在9月，他來到學校，幾個月後，我們的關係變得越來越親密。他曾經告訴我，他喜歡過普裡沃利諾耶一個叫塔利婭的金髮女孩，但那更多的是一種少年情懷。
“你知道嗎，這很有趣，但每當我在電視上看到他現在領導最高蘇維埃時，我就會想起米沙在學校裡的樣子，他在萊蒙托夫的《假面舞會》中扮演大公，或者在早操課上對著大喇叭喊：‘預備，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對那個年紀的孩子來說，他無所畏懼。我記得他在歷史課上糾正老師的錯誤，有一次他對一位老師非常生氣，說：‘你還想保住教師資格證嗎？’他是那種人，只要覺得自己是對，就會向所有人證明這一點，無論是在校長辦公室裡還是在共青團會議上。”
尤利婭說，她是在幾英里外一個很像普裡沃利諾耶的村子裡長大的。她的母親是一名喪偶的女教師，因此她們的家境比戈巴契夫的要差得多。尤利婭把公事包放在桌子上，拿出一大疊老照片。在這些年輕演員的照片中，戈巴契夫穿著自製的戲服，戴著假鬍子，膚色黝黑，威風凜凜。卡拉戈迪娜一雙水汪汪的大眼，嬌小玲瓏，有種朦朧美。她看起來貌似《殘花淚》中的麗蓮·吉許。
尤利婭慢慢地翻閱著這些照片，就像一個孩子在玩紙牌，她說：“有一次，我們正在排練奧斯特洛夫斯基的戲劇《雪姑娘》。其中有一段，雪姑娘——也就是我-——說：‘親愛的沙皇，問我一百次我愛不愛他，我會回答一百次我愛他。’我是在公開彩排時說這句臺詞的，校長就坐在觀眾席上。突然，戈巴契夫俯身在我耳邊，輕聲問：‘這是真的嗎？’天啊！我嚇壞了。我幾乎無法繼續表演。每個人都在問發生了什麼事，而戈巴契夫躲在一旁偷笑。有時候，我們之間的談話相當坦誠，但這次我目瞪口呆，無法回答。
“事實上，他是位非常好的演員。有一陣子，他甚至和我，還有他的朋友伯裡斯·格拉德斯科伊和根納迪·東斯科伊，討論過要不要去報考戲劇學院。但我認為他一直想成為一名律師。
“我們從未真正談論過未來，只知道我們會一起去莫斯科讀書。實話告訴你吧，如果我們當時衣食無憂，一切都像這一代人一樣，也許我們會談論這些事情。但那是艱難時期，我們一心撲在學習上……
“我雖然窮，但很驕傲。戈巴契夫過得更好。他穿得更好。戰爭期間，我的家人從克拉斯諾達爾疏散到斯塔夫羅波爾地區。戈巴契夫一家住在自己的土地上，自己的房子裡。他們總是有足夠的食物。有一次，他邀請我去普裡沃利諾耶見他的父母。我說，我從小就是這樣長大的，我不能做那樣的事。我太驕傲了。我一直覺得，在他父母眼中，我是把自己獻給他……我只是想像他們會怎樣看我這樣一個普通的小女孩。
“但米沙確實來過我家。起初我們住在防空洞裡，後來搬進了我們自己蓋的小房子。他勇敢地告訴我母親他喜歡我，但我對母親撒了個謊，說我倆在一起只是為瞭解決共青團的事。他在我家的小床上過了一夜，我到鄰居家借宿。
“他有時很冷靜，很有生意頭腦。有一次在共青團會議上，當著當地電影院所有人的面，他因為我沒有按時完成我們發行的一份小報而生我的氣。儘管我們是朋友，他還是在大家面前批評我，說我失敗了，說我遲到了。他大聲訓斥了我幾句。之後就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他說，‘我們去看電影吧。’我不知所措。我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麼做，我說了出來。他說：‘親愛的，一碼歸一碼。’
“這讓我想起：多年後，我和母親住在莫斯科郊外，通勤時間很長，房子也十分緊張。那時戈巴契夫已進入中央委員會。於是我給他寫了一封信，請求他幫助我。我想申請搬到市中心公寓去住。我提醒他我是誰，以防他忘記。我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在信上寫得很簡單：那不是他的管轄範圍，也不是他的工作，我應該向市政府申請，而不是他。就這樣，公事公辦。沒有一句貼心的話。我打心底裡希望他能幫助我，但我想他是要避免哪怕是表面上的偏袒。
“在學校裡，一切都很單純。我們從沒說過‘我愛你’之類的話。他從來不會說這樣的話。有幾次，他摟著我的肩膀，好像在說，走，我們去看電影或去別的地方，我都會瞥一眼他的手。不，我們和今天的年輕人不一樣。我先完成的學業，第一個去了莫斯科。但我沒有錢，也找不到住的地方。要知道那時候生活還很艱苦，所以我回到村裡當了一名教師。我一直以為戈巴契夫認為我回家是軟弱的表現。
“當他進入莫斯科國立大學法律系時，他寫信給我，告訴我他是多麼喜歡莫斯科，喜歡這裡豐富的事物和有趣的人們。在他的信中，我從未感覺到他因為自己是個農村孩子而感到自卑。他寫了很多信，後來我結婚時，我丈夫非常嫉妒，把信都燒了。我想他沒有料到米沙會成為總書記。真遺憾那些信都沒了。
“我來告訴你當時的情況吧。我想最後我覺得自己配不上他，或者說我們並不合適。他太有活力，太嚴肅，太理性，而且他比我聰明。他是眾人矚目的焦點。我們漸行漸遠，事情越來越不對勁。但他最後還是給我寄了一封信，附上他的照片，他在信中寫道：‘Dum spiro spero’，這是一句拉丁文，意思是‘只要活著，就有希望’。我想我不願承認他在生活中走得比我更遠，所以我對自己說：‘好吧，米沙，你愛怎麼生活和寫作就怎麼生活和寫作，至於我……’我接受了一份在蘇聯遠東地區的工作，但甚至在我到達那裡之前，可以說在路上，我就已經結婚了。
“現在知道我和米莎是好朋友的人不多，他們有時會問我對賴莎·馬克西莫夫娜的看法。我喜歡賴莎。她做得很好。她很聰明，他倆之間顯然有很多愛。她對他幫助很大，這一點很清楚。我並不嫉妒她。我不能說我很高興，只能說這就是我的命。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當我回首往事，我認為那是一個愉快的時光之島。有時，我在電視上看見他，就會想：‘可憐的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他太累了，全世界的重擔都壓在他肩膀上。如果他能抽出10分鐘，做一會兒米沙該多好。’我想起那時的一切是多麼美好。我看到了鄉村天空中的那輪明月，還有那條小河，一切都那麼可愛。”
1950年9月，戈巴契夫來到莫斯科。他在莫斯科國立大學學習法律，與其他6人一同住在斯特羅明卡學生公寓，直到1955年。這座破舊、擁擠的宿舍曾是彼得大帝時代的軍營。戈巴契夫的衣櫃裡只有一件夾克跟兩條像樣的褲子。“戈巴契夫是鄉下人，你可能會以為他的條件比城裡人差，但那時大家都很窮，我們的新環境也好不到哪裡去。”《勞動報》編輯魯道夫·科爾恰諾夫如是說，他曾與戈巴契夫同住3年。
捷克共產黨員茲德涅克·姆林納日是戈巴契夫的另一位大學舍友，他作為從布拉格來的交換生，與戈巴契夫同時抵達莫斯科，他回憶說起當時的莫斯科“貧窮、落後……一個巨大的木屋村莊”，人們幾乎吃不飽飯，“大多數家庭擠在一個小房間裡，沒有抽水馬桶，只有一個直接通向排水管的開口。”姆林納日在自己關於“布拉格之春”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時在莫斯科，“你沒有牢牢抓住的東西會在人群中被偷走，醉漢躺在街上不省人事，過路的人不聞不問，只當他們已經死了。”
戈巴契夫穿著鬆鬆垮垮的鄉巴佬服裝，頑強地追趕那些上過城市高等學校的學生。他經常淩晨一兩點才從圖書館回來，然後又熬夜和室友們聊幾個小時。姆林納日、戈巴契夫、科爾恰諾夫和6名學長會鎖上門，把牆上史達林的肖像翻過來，露出背面一幅沙皇時代交際花的業餘畫像，然後喝酒、聊天，通宵達旦。“是的，這確實有點無聊和瘋狂。”科爾恰諾夫說。“但戈巴契夫喝酒似乎很節制。他在這方面相當謹慎。那間寢室可能是我們所有人最好的教室。我們無所不談，從女孩到嚴肅的話題：最新的展覽、最新的藝術獎或歷史事件。當然，有一個話題從未被提及，那就是史達林本人。那太危險了，即使關著門也不行。”
法律班的學生主要是一些資深的學長和戈巴契夫這樣的年輕人，他們在高中時都獲得過學校獎章。與政治系或歷史系不同，按照當時的標準，法律系為學生提供了相對廣泛的閱讀書目。除了馬克思、列寧和史達林的標準讀物外，學生們還閱讀了許多西方思想的重要著作：《羅馬法》、洛克的《政府論》、盧梭的《社會契約論》，甚至還有美國《憲法》。但這些著作主要是幫助學生瞭解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流毒，而核心讀物——即聖典——則是史達林主義的教科書。
作為總書記，戈巴契夫將為建立一個“法制國家”而奮鬥，但他卻深受與之對立的理論——史達林主義——所薰陶。“政治犯罪的主題只是以非常簡短和籠統的方式被提及，”姆林納日回憶道。“只要你接受這樣一個基本原則，即對政府不滿的政治活動與任何其他形式的犯罪活動都是一樣的，那就一點也不複雜。”學生中持不同政見是一種犯罪；數十名學生因意識形態錯誤而被捕，並被送往勞改營。
姆林納日返回捷克斯洛伐克後，最終幫助亞歷山大·杜布切克領導了命運多舛的“布拉格之春”改革，他現在住在維也納。一些傳記作者認為，姆林納日對這位後來成為蘇聯和東歐最有權勢的改革者的影響是一種令人愉快的諷刺。但科爾恰諾夫表示：“這種影響被高估了。戈巴契夫好奇心強，胸襟開闊，但沒有激進主義的跡象。人不可能做這種飛躍。記住，史達林主義是我們內心深處的東西。我們只是幸運，因為我們足夠年輕，足夠靈活，所以後來才會改變。”
但是，考慮到當時的情況，戈巴契夫和他的一些朋友身上有一種獨立的傾向，一種質疑權威的傾向，這委實令人驚訝。有一次，那是1952年，一位教授在講授“馬克思主義語言學”時照本宣科——他直接朗讀史達林的著作——戈巴契夫從椅子上站起來，說：“尊敬的教授，我們可以自己讀。不如我們討論一下，你是如何理解這篇文章的？”戈巴契夫被叫到院長辦公室。但他沒有受到懲罰。可能是他在共青團的職位幫助他逃過一劫。
但與此同時，戈巴契夫又是法律系共青團小組的領導，在這個位置上，他容不得半點閃失。兩位與戈巴契夫同班、現在生活在西方的流亡者回憶說，他屬於共青團裡的強硬派，曾發表演講，痛斥黨內同志的缺點和不當行為。弗裡德里克·涅茲南斯基在海外雜誌《波塞夫》上撰文回憶，說他聽到“法律系共青團書記戈巴契夫義正嚴詞的聲音，要求將稍有冒犯的人開除出共青團，從講不恰當的政治笑話到試圖逃避被送往集體農莊。”
在5年求學期間，戈巴契夫遇到了來自西伯利亞的哲學系學生賴莎·蒂托連科。戈巴契夫的幾個朋友正在上交際舞課，有一天，戈巴契夫和科爾恰諾夫順道過來，其實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嘲笑他們的朋友。“我們準備說，‘看看，你們還好意思自稱是真正的男人。’”科爾恰諾夫道，“但後來，我們班上的一個朋友沃洛佳·庫茲明把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介紹給了他的舞伴。她就是賴莎·馬克西莫夫娜。我想，戈巴契夫對她一見鍾情。就像電影裡一樣。她太迷人了。而且，我想他後來發現，她非常聰明。”姆林納日說，賴莎喜歡戈巴契夫，因為他“不粗俗”。
這樁婚姻可能是戈巴契夫青年時代最重要的個人事件，但對他那一代人來說，幾乎所有人的重大政治事件都發生在1953年3月：約瑟夫·史達林逝世。在未來的歲月裡，赫魯雪夫將釋放數十萬囚犯，並開始揭露史達林的真相。儘管戈巴契夫會選擇進入共產黨的官場，在黨內一步步往上爬，奉承勃列日涅夫和他的上級，但1956年第二十次黨代表大會上，赫魯雪夫發表了譴責史達林的《秘密報告》，戈巴契夫將成為成千上萬被改變的人之一。經過漫長的個人和歷史發展過程，戈巴契夫終於認識到必須改變這個國家及其與世界的關係。幾十年後，他會說：“真的，我們別無選擇。”
但在史達林逝世的那一刻，戈巴契夫和他的朋友們都震驚了，陷入深深的迷茫中。“關於米哈伊爾，他過去是什麼樣的人，現在通常也是一樣。”魯道夫·科爾恰諾夫道。“他勤奮、謙虛、寬容、正派，但他也像我們其他人。事實上，他絕不是我們班上最出色的學生。他相信課本上關於史達林的知識。他並非天生就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和世界領袖，還需要再磨礪。我們中的大多數人都在寒冷的冬夜通宵排隊，渴望在圓柱大廳看一眼史達林的遺體。當我們回到房間，已經是淩晨，我們都坐在床上。我們試著說話，但大多數時候我們只是沉默著，思考著。有些人哭了，但我記得我沒有，米哈伊爾·謝爾蓋耶維奇也沒有。我們已經習慣了史達林統治下的生活。我們現在可能會覺得奇怪和可怕，但事實就是如此。這時，有人說出了一個大家都想問的問題：“我們現在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