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武汉市第四医院为例看中国医疗改革的困境和出路（19）

        在武汉市第四医院，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专制管理是天然盟友，因为它不问过程，只看结果，所以凡是在它盛行的地方就会有对上级机构、保护伞等专制权力的崇拜和对强权的心服口服，对某些院领导强人管理的津津乐道。很多医患对具体的医疗问题牢骚满腹，但一说起权力本身和它的代表便肃然起敬。他们很多人并非出于惧怕，而是从心底里对权力敬服、顺服，根本就不问是非对错。从反面来说这也就导致对自己地位的认命，因为自己也不过是个 loser。不但如此，社会达尔文主义还和道德犬儒主义也是连体儿，因为它用成功本身解释一切：凡是有助于成功的手段都是天经地义的，而道德会让你有所顾忌，这就束缚了你的手脚。

      社会达尔文主义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无视甚至否定个人的价值和尊严，因为生存的目的就是通过竞争取得各种意义和程度上的成功。人生如果在竞争的意义上是不成功的，那就不但是失败的，而且是不值得别人关注甚至自己怜惜的。所以，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医院，一定有很多自轻自贱的人，患者的命不在某些院领导眼里，底层医务人员也不会把自己的命当回事，这就是互害社会的心理基础。

       至于自由正义这样的观念，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处于两个世界，完全不平行。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医院，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这样的观念不但陌生、而且还怀疑和嘲弄社会正义。它们认定这些观念不是假的就是虚伪的，那些既鼓励个人成功又提倡自由正义观念的社会，一定是用它们作为口号骗了人才成功的，要是信以为真就犯傻了，所以社会达尔文主义更诚实、更求实、更务实。这个政治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只认成功，它本身就排除了两个追问：一个是你为了成功使用了什么手段，另一个是为了你的成功医患付出了什么代价。

      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院领导通过返点使医务人员难以摆脱滥权及经济依附的命运，让提意见的人被孤立，谁也不敢同情他，把他搞成既得利益者的敌人，继而剥夺他的基本权利，任何一个人都能随意侮辱他。挑选形形色色的“分子”（也即”loser”）作为牺牲，同时让那些没有被牺牲掉的（医生或者护士）不但感受幸运，甚至觉得优越，不但对同类成为 loser 漠然置之，还可能帮着落井下石。它们把灾难说成是学费，把死人说成是代价，他们无非都是为“成功”垫底。为了这个成功，还有更多的loser要被牺牲掉或者是清洗掉。今天他们消失了，明天就被忘掉。

        通过制度安排和意识上的潜移默化(也就是上级机构，保护伞等权贵滥权)，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已经腐蚀了武汉市第四医院的方方面面，早已不再局限于狭义的管理。医患当今的等级观念和由此产生的优劣之分涉及权力和金钱，已经到了非常自然习焉不察的地步。从上级机构、保护伞及武汉市第四医院某些领导中学会了腐败与不计一切地放纵物欲，不以贪腐滥权为耻，完成了观念的是非混淆与黑白颠倒。人心的溃败，才是不可救药的医院溃败。这样的历史遗产，将成为给未来医疗改革的“馈赠”。不过，为众人抱薪者，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为自由开路者， 不可使其困顿于荆棘。 这是作为围观群众的一点责任。只有这样，作为蝼蚁的我们，下次遇到危难的时候才会有人继续站出来。

2017年，武汉市编制办确定医院名称为“武汉市第四医院”，保留武汉市普爱医院、武汉市骨科医院为医院第二、第三名称。包括武胜路院区，古田院区等。

书记：袁英红             院长：李文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