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了一輩子的老左派 - 沃夫・比爾曼

這本書是沃夫・比爾曼的自傳，他是前東德的民謠歌手和詩人，知名的異議人士。曾因屢屢得罪政府而遭取消國籍且不得歸國，但諷刺的是，他其實終生都是忠實的共產主義信仰者。

誠如譯者所言：「比爾曼這本書，就像是一面照妖鏡，使專制獨裁的面貌無所遁形，這給我在翻譯過程中造成無上的快感。」我也是邊讀邊筆記不斷，甚為心有戚戚。我覺得比爾曼最酷的就是，一輩子都在跟主流對抗：生於納粹時期的猶太共產思想家庭、德國分裂後逆流至東德定居、在東德極權下對抗共產黨政府、遭東德政府取消國籍不願意歸化西德籍、東德垮台後仍信仰共產理想，卻支持統一。他相信身在體制內才能反抗體制，因而十分「政治不正確」，雖屢不從眾，卻也成為人民的另類英雄。豈不酷也！

舉個例子。當他朋友斯培貝爾跟他說：「別以為社會主義能以天堂的方式解決社會問題。當幾百萬人被（史達林）殺害之後，就必須跟共產主義決裂」，他卻說「如果我早早地告別共產主義，那麼就會失去最強而有力的武器 - 即時的批評。」即使後來他仍然與共產主義決裂，也認為民主制度是所有「人類發明並推行的社會模式中，『非人性』成分最少的」，但他始終認為「共產主義核心思想並不是平均主義，而是所有人類享有同樣的權利和公平待遇」。共產思想是天生流在他血液裡的根，可越摯愛卻越希望它更加理想，所以才要與之對抗以去糟粕。

看似矛盾，其實比爾曼的終生信念很簡單，就是相信共產社會主義那「天下為公」的思想，反對極權專政。「任何要把人間強行變成天國的嘗試，都是一種假想，這種嘗試並不只引誘、而是逼迫那些想拯救人類的人，把地球變成地獄。」很明顯，他認為問題根源在於那些藉由共產主義而專政的人及政權，並非思想本身。所以他說：「在東德時期我跟上面的人從來不是爭論共產主義本身，而是反對現實中的專制統治。如果我不相信共產主義的話，我早就逃往西方或者閉上嘴夾著尾巴做人了。我當初若真的唱出反共的歌曲，那些統治者早就會扭斷我的脖子，那樣只會讓我漢堡的老母傷心罷了。」

他很心痛地講了一句話：「共產主義總是要拯救全人類，卻不管個人死活。」

所以離開也不是，留下來也不想違背自己良心。他自問：「在暴政的陰影下，一個作家應當如何自處？逃跑？同謀？沈默？繼續下去？若是繼續，那麼要走多遠？喊出真理？對，但是在何時，怎麼喊，喊出多少，對誰喊？」

結果他選擇用較為軟性、黑色幽默的方式，創作諷刺詩歌，唱給朋友聽、能影響一個是一個，默默跟極權對抗。「我的武器就是筆和我的吉他，我的詩歌是我的擋箭牌；一首成功的詩往往比冗長的散文更能擊中目標」，巴布狄倫不正是因此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評審的青睞嗎？

面對共產獨裁，小小屠龍者比爾曼的六弦吉他化成手中的木劍。但面對獨裁政權垮台後的兩德統一局面，他依然桀驁不群。同樣是東德時期著名異議人士，作家君特・葛拉斯（後因《鐵皮鼓》而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和克莉絲塔・沃爾夫（名著《分裂的天空》作者，我去年讀過）皆主張不需要解散東德，原因是仍想保有部分傳統的共產制度。比爾曼雖然也懷舊，但他支持統一，他認為「最壞的民主也比最好的獨裁優越」，如果共產易走向獨裁，他寧願不要。結果此舉竟造成他與這兩位多年文壇好友及思想戰友從此分道揚鑣，決裂以終。真是一名堅定的逆流者！

比爾曼在即將走到生命終點的此時，為自己一輩子的反叛下了一段註解：「我們不斷地被評。其實這種左派的批評跟馬丁・路德的模式很類似：他相信同樣的上帝，卻拿著《聖經》對不敬神的教皇進行抨擊。『能改變自己，才能忠於自己。』跟那些假冒的同志爭吵不需要費力，但是跟幻滅的共產主義決裂真是需要勇氣。我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孩子出生在納粹德國，直到生命過半的時候，我才具有足夠的理性和勇氣，跟我兒時對烏托邦式的共產主義天堂信仰決裂。我終於成為一個好的背叛者，善意地說，是個忠實的『叛徒』。我要當一個好的、忠實的背叛者。我不再在人間尋覓天堂。」

反抗了一輩子，好酷的老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