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0｜当「娜拉」回乡，重遇「高更」
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中，你回乡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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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疫情的延宕，让人们更加敏感于自己的每一次移动和行走。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在陌生而又熟悉的环境里重新和多年未见的家人、师友碰面，我们会想到什么？我们如何处理留在此处的念想和伤疤，又如何对齐过去和当下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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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便是这样的一篇回乡观察日志。大光子的写作脱胎于她跨越万里回到老家的细密感受。在过往人生里，她是那个拒绝照相馆相机镜头的倔强小孩，而儿时的老师则同样是不受人摆弄的特立独行者。这种彼此看见，一度给过大光子向外流动的力量和支持。多年之后，大光子和老师在故土泥屋的展览上短暂重逢，并认识了他在家乡营造的山间艺术部落，参与观察了一系列对话与活动。遥远的温情记忆和底部的种种隐痛交织在一起，让大光子察觉到，她和老师在各自迥异的命运线里平行处理着类似的「出走者」命题，但同时，也有着无可规避的关于代际、性别、政治性、艺术与行动等认知的差异——而这些差异，又与所共在的乡土上的历史与结构，深深勾连。于是她决定，混合着对故土、故人和故我的爱憎与希冀，记录下她的返乡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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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特刊·情 | 三代女性的离散与游牧播客“行星酒馆”（Ins @Planet.Speakeasy）：“久别重逢”系列谈话。
文 / 大光子编辑 / 林子皓
01.打捞「高更」
“我得画画”：出走
“对了，跟你说个新奇事儿——”每月一次的跨国长语音通话已经过了一小时半，妈却突然起了兴致。
“我最近去看你老师W了，他卖了城里的房子，搬去山里住，快十年了。租了土房，院子里全是画了画的石头，可有点艺术味儿呢。旁边还有几户类似院子，好像是个艺术村。咱们小地方还有这种地儿呢，下次回家带你看看。”
W是教我弹琴多年的启蒙老师，也是妈退休前的学校同事，教小学音乐课。那是一间小学校，只有一栋L型小二层，围着中心即升旗台的小院子。两株远高过建筑的松柏和一棵大桑葚是校园里的全部植被，到了桑葚结果子的季节，果实足够分发给全校两百名学生，每人四五颗。在校时，W会在二楼最角落的空音乐教室里，突然弹唱起美声，声音响彻整个校园；下班后，又钻进临近学校的另一条楼道角落的小暗室，捣鼓他四处郊游拍下的照片。那时我总觉着，他在那里，又不在那里。
是五岁吧，有次妈跟W聊起我，说我不喜欢去照相馆拍照，不配合表情，犟得很，连个生日照都拍不好。“我只是不喜欢被人摆弄，穿一套别人的衣服、化了妆，还要在相机前装样子”， 我偷偷地害怕着被老师嘲笑，力图挽尊。一旁的业余摄影师W听到我的反击后，则爽朗大笑：“有个性！我喜欢这样的小姑娘！” 这个片段，成了我和老师交往中的黄金时刻：在一个嗅到同类的、被看见的交界点，一个小女孩确立了一点小小的自我。原来，我可以拒绝被操控，原来，我有得选。
我的经历，则意外不多：小学中途从厂区转到县城，高中考去省城，大学南下沿海省份，又继续留学海外。像许多小镇姑娘那样，我不断离开，顺势流动到教育资源更聚集的地方。这过程几乎无须犹豫，因为我的出生地给每个降生者都布置了一道命题：往外走。
多年来，我渐渐没了W的消息。
“所以，学校停办后，他都做了什么？怎么突然就到山里去了？”我认真坐下来盘起腿，像面前有个真正的对谈者，追问起电话那头的妈。
那间“桑葚小学”在我离开几年后关闭了，伴随着隶属的国有电力集团的改制。那是2003年，全国大面积关闭小火电组的前哨。小学背后的电厂里，日夜轰鸣的发电机，息声了，神气的烟囱和冷却塔，不冒烟了。而只当熟悉的背景音和背景色全部消除，人们才意识到，曾经那些庞然巨物蒸腾出的热气，是强烈的骄傲感和希望感。我眼中最青春洋溢的老师们，在国有企业单位拥有稳定职位、夜晚来临时只烦恼在职工娱乐室跳哪支交际舞的三十岁不到的年轻人，四处流散，第一次与现实撞了个满怀。我尤其好奇，W这样不接地的年轻人，会去哪儿呢？
“他和同科室的美术老师一起到县城开了艺术宫，搞美术音乐兴趣班，规模挺不小，这段你参与了。但从商也不符合他个性，再后来，散伙了。去私人小冶炼厂写了几年材料，可能也不如意，再听说时，就去山里了。”
电力集团改制后，子弟小学的教师们多直接分配到周边小厂，做做办公室文职，就一直那么干下去了。W则冒险进县城经了商，换个方式，在自己擅长的艺术启蒙教育领域，继续做下去。后来的波折我不得其详，但他不管不顾的最终出走，听来像一个中国乡土版《月亮与六便士》。原版故事里，以高更为原型的男主人公在四十多岁突然离家出走，为追寻混沌又热烈的艺术理想，从优渥中产一步踏入潦倒，最终完全摒弃现代生活，去到原始的大溪地画画。他留下了那句响亮的话“I’ve got to paint（我得画画）”，也留下了一次惊人的割裂，彷佛昭示，我要在对的年纪执行那一次离开。
七年前，因着对这本书的喜爱，曾专程带妈赶去看话剧版，那是她第一次看话剧。后来，在抚慰我对未来的不安时，她有时会出人意料地引用《月亮与六便士》，“你就像他那样，如果真热爱，粉身碎骨都去了”。很长一阵子，我都以为自己也是「高更」，兜兜转转后，终可抵达月明之境。
“你老师现在生活挺不一样，蛮惬意，待我们喝了茶，他们还喝咖啡呢。但好像，跟我们老同事没话说了，对城里的人和事也不感兴趣，整个人神态都变了。我有点看不懂了，他们是在隐居吗？他们收入来源是什么？他们的家人呢？”
妈的疑问却让我感到如释重负，顿时轻盈。
此时的我，在外求学多年近毕业，第一次开始认真考虑择业，正感受着脚下浮板的一块块松动，和来自各个方向的丝线的拉扯。没真正走出过一步的人最担心的便是，一步走错， 就再做不到想做的事，再抵达不了理想的自我状态，于是面前的选择，背负起也许不该有的千斤重量。可在这时，听闻远方老师W的当下状态和近二十年的波折，像透过一段长焦距的长镜头，借一个平静的客体视角反照我未来的可能性。命运从不仁慈，但兴许，我也是一颗冥顽的小石头，先任潮水吹刷、任自我形变，但也会在浪潮中凝聚、坚定。
我是如此需要这一份确认，电话这头，听着听着，便哭了。
重连：在我们共在的土地上
我的家乡，北方中原小县城，巴掌大的城，四面环山。
疫情后23年秋，因家人病重临时决定回国探亲。三趟飞机，一趟高铁，一趟汽车，四年的路，两天两夜，便走到了。
许是长大了。这一回，肚子不饿，眼睛耳朵却很饿，到处看，到处听。像一个饿坏了的流亡者，我完全不再“挑食”，喜欢听一切人说一切话，也不害怕任何人说任何我不喜欢的话。想要跟有我的过去、没我的过去发生细密密地重连，我急切地捕捉着错过的重大光景里遗落的痕迹。
“为什么晚上十二点全城就黑灯瞎火了？”
——“市政没钱了，机关单位几个月都发不下来工资，关路灯省电呗。”
“突然长出好多停车场，还有电子标牌显示空停车位，真不错～”
——“还是市政没钱了，凡是空地儿都加道杆，搞个停车场创点收。”
“好多新的吃的！疫情后大家不都勒紧裤腰带了吗，怎么又多了那么些小店？”
——“这你又不懂了，只有吃饭是刚需，其他店铺都搞不起来嘛。”
“那裹了山脚的环城围栏又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建的？看着造价不菲啊。”
——“就疫情间，说是有位驴友上山被小路旁的毒蚂蜂咬死了，为了封野路，大刀阔斧建了百里长栏。你也说不准，也可能是为了重振旅游，多收些上山门票咧。”
…………
饭桌上，病房里，出租车上，攀岩馆内，理发凳上，登山步道上，所有人都迫不及待跟我描述当下的突出感受。在这些彼此呼应的讲述里，“管得严”和“太难了”是最高频度词，“没钱”和“卷”位居第二。我首先完成了这一系列必要对齐，初回家的温情脉脉，被后疫情现实去了一层雾。
原来“卷”已不再是大城市和大厂专用词，也早早蔓延到了十八线小县城；加上地方政府的层层加码和地方财政困难，使得「回乡」似乎也不再是最舒服的生活选择。“太难了”也很快成为我的新口头禅——在听完一个个为生计奔波的人间疾苦故事后，我似乎只能动用这个最无效的词，来反馈一点情感共振。那也像是在暗暗愧疚，我在远方的生活，果真还是太容易了吗？
可是，在这滞闷的空气里，可否还有别的天地？在听了一个月令人难过的故事后，我想到了拜访老师W。
飞地与在地：安放
W的山中居所，位于离城区十公里的山脚小村庄。跟其他几座景观村落不同，这里的村民远比外来者多，所谓艺术部落，仅仅是镶嵌在原始村落里的连排五六户人家。
原住村民的住所是混凝土和红砖构的四四方方平房小院，一种典型北方新农村风格，那是90后的我的乡愁碎片。而外来艺术家们租下的是年久失修的土屋，黄土、石头和青砖构成墙面主体，木椽和瓦片搭起猫咪爱走的屋顶。补墙、走水、走电、通网，打个天窗，加盖玻璃小屋，围墙的碎玻璃换成仙人掌，再种一面绿植墙……外观上看似最小限度地改造了土屋，实则光是修缮就花费了一整年，像小心修缮着70后的乡愁。
但，这里并非所有艺术家的乡愁所在。
本以为这里是个乡绅聚所，使用家乡方言便可畅通无阻，可院墙上的第一届展览海报上，竟透露着一股国际气息，这让我感到诧异。要知道，这是刚开起第一家麦当劳的小县城，星巴克尚未进驻，外国人的面孔只出现在景区周围。W很开心我注意到这张海报，开始介绍起名字后的一串名头，法国著名摄影家，意大利策展人，海外艺术院校中国留学生，各大美院教授，上海人、杭州人、济南人等等。虽然蓄须使他的脸增添了点陈旧，但介绍同僚时的精神头儿，我见过，在小校园里的爽朗大笑里。
“我偶遇过Z在某博物馆的画展，他也在这儿吗？” 我问。
“啊，你知道他呀！他是70后这代在市场上非常成功的画家，画能卖到上百万。他的画室在另一座山沟，我们也有来往。” 意识到我对展览的关注，老师更兴奋了些。
这块飞地有点儿飞，我心想着。他们并不只是自娱自乐的隐士，他们的眼睛仍时时朝向远方，期待着同僚的认可、市场的接纳。
“Y是美院退休教授，院子在对面，他走遍中国，最后选中了这座山常驻，说明咱这里最好。”
“为什么这么说？跟其它地方有什么不同吗？”
空了一两秒，“看了一圈，定了这儿，就说明这儿最好嘛”，W有点支吾。
或者，他不太想过这个问题，或者，这是他不愿多想的问题。单箭头的出走故事，最拒绝的就是回眸和疑虑。W是部落里为数不多的本地土著，Y教授的驻留，和其他来自远方的同行的拜访，像给他的命运轨迹和生活选择盖了个戳，钢印的。见W如此自洽地肯定当前的落脚处，前路未明的我只能替他高兴；但同时自知，见过外面的世界，对每个停留处都产生过眷恋和怀疑后，我再也无法像他这般笃定。
另外，我意识到，对于来去的很多艺术家来说，这里实则是异乡。他们一边制造着飞地，在流离的出走者聚合里构筑出紧密的小型乌托邦社区；另一边，也意图实验一个“长期在地计划”，像早年采访里提及的，“真正成为‘村民’”，“与当地发生关联”。“艺术村民”，是他们给自己的定位，部落成员们设想着，帮村民做扎染等民艺开发以助推村建，帮农民的孩子们做书画艺术类公益课以得共融，“不仅为了自己的艺术梦，也想达成美丽乡建梦”。可是，与原住村民生活愿景、生活方式的巨大差异，使得初期尝试并不顺利，加上疫情几年物理隔离的真实冲击，让“如何在地”成了一个被长期悬置的设问。
参观时路过一家小院，W对它的网红装修颇有微词，“这些播主就是在这儿布个景，每天来直播，打卡上班一样，是在‘表演’乡村生活，不是真的在生活”。究竟什么是真诚的“在地”生活？这个问题尚待解答，毕竟， W和他的同伴们也在摸索一种区别于原住村民的新乡村生活。不过，“艺术村民”尚未完全扎根，就已经在依照自己的品味质疑比他们来得更晚的“外来者”，这可能是给一个开放问题，下了过早的评判。
守护土屋：抵抗
随后，W带我进屋喝茶，加入两位外地来的画家夫妇一同攀谈。他们是专程赶来送画的，为了马上要在这里举办的一场展览。说起这场展，W情绪急转，振奋里混杂进平静的愤怒，“是为了那个事件。”
原来这里正面临着一场拆迁，而“那个事件”，是指抵抗拆迁第一炮——艺术部落发布的一段阻拦拆迁人员对房屋土地进行测量的短视频的不胫走红。
疫情后，各地文旅局都大力重振旅游业，以旅游城市为基本定位的家乡，在周边城市旅游景区陆续走红网络平台后，终于忍不住也来点大动作。收编山脚下的小村落，统一规划建设成民宿村，正是政府在学习模仿其它地区类似操作的第一步大棋。
发展主义和规模化、均质化的捆绑，与其说是一种已验证的有效模式，不如说是一种未经反证的迷思。当代艺术和原创文化资源，并没有让这个部落获得区别待遇。保留这个异质景观的可能，从不在当地政府的想象中——大概只有供奉儒释道的庙宇高堂，才被理解为这座城里要保护的“文化”。实际上，这个村庄并不是这个艺术部落的出生地，这是他们十年来第二次面临搬迁了。
僵持不下小一年后，他们搞出了那条短视频，在网络上意外流传，连其它地区的老牌钉子户也来远程支招。这声量使得政府工作人员第一次想到，也许得用更温和的态度，跟艺术部落谈谈合作；艺术家们也同时意识到，该借着东风火速策展，把藏于深山的价值展示出去，争取更多力量。
在这个小城，对管理者和生存现状的所有不满似乎都只能化为饭桌上的下酒菜，但终于有一群人，一群似乎躲了很久的人，跳出来说，“我不同意。” 在北方县城日渐萧瑟的秋天里，我的头顶似乎被开了一扇天窗，窗外不是清冷的月亮，而是一盆炙热明快的火焰。
10月中，雨后，村子后的山峰烟云朦胧。
本以为开幕式是个本地小型聚会，可村外的百米长停车队，预告了现场的热闹，而一连串非本地车牌，再次印证这个部落来往成员的地域多样性。W说，全国各地同行友人异常给力，听闻动因，短时间内寄来大批展品，才促成了这次临时策展。
当日，以村庄地处的山脉为主题的展品散布在各家的真实生活空间：小院、厅堂、侧卧、巷道，处处皆是展厅。雨刚停不久，村里的路还很湿，有些院落甚至要爬一小段土路才能到达。我特意穿了皮鞋来看展，却没料到，要踩着湿泥、跳着水坑，从一个平房顶挪到另一个土屋。没有了美术馆滤镜，这个实景展里的观者少了些平日看展的郑重其事。
咖啡师F对气味敏感，从土墙特有的阴凉的清香里，闻到了小时候外婆家的味道，而味道，是会被洁净的美术馆首先抽离的元素；
妈妈和三姨对纺织有特殊记忆，在布艺师从各地收来的拼撞色老布里，她们看到的不是民族特色或波西米亚，而是物资匮乏的年代，劳动人民如何用补丁大小的布头拼接出一整块能裁衣的布；
而在观看一组相对摆放的父女作品时，我则看到了这篇对话里的代际性：同一座山里生出的山水画，厅堂门正对的北墙上的父亲，想象的是空山新雨，简约的现代水墨体现的仍是古老禅意；而居于侧方西墙上的女儿则从石头山里看出了浓墨重彩，涂层厚重的油画，彷佛是在对居于正位的父亲说：不，这山里有色彩、有动能，只是你忽略了。
我设想着，如果把作品全部移植到一二线城市的画廊，我大概就不能辨识出其中的家乡。兴许，有些幕布不属于密闭电影院，有些展品也不该祭献和结束在美术馆。这大概就是艺术部落的“在地性”努力：在距离艺术中心千里之外的边缘、在作品诞生的原生环境里作展，突出综合空间和多重时间的缠绕，看似弱化作品本身的主体性，也许反而加强了作品的主体性。他们安放作品，自己也像这些作品，被安放在青山、村庄、土屋里。
02. 从「高更」身上，继续出走
故事最好结在这里：出走半生仍是少年的追艺者，在与颠沛命运的抗争中，去到山间建立自己的乌托邦。在一个偶然契机下，向内出走的山中野人，用一场温和而开放的展览，完成一次迫不得己但犀利的对外回应。
可是，如果我对自己足够诚实，便不会停笔于此。
在我不断远走的漫长时光中，高更是指引，是参考系。我代入着他，并认同和珍惜着身边同样有勇气出走和抗争的人。但是，在与另一个「高更」重遇时，镜中不仅映出珍贵共鸣，也照出无处遁形的彼此差异，我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和选择跟「高更」并不全然相同。
那个下午，我一边沉浸在这块飞地的悬浮时刻里，一边却又在即刻的反刍中不断出离。这奇怪而强烈的错位感预告着，一个新的形象，就要从混沌的自我意识里浮现了。当再次温习一系列现场，一些不在场的声音逐渐大声，冲散了台上的高谈阔论。
土屋内的微政治：再谈抵抗
K是来自欧洲的中国美术史研究者和策展人，博士期间来到中国，从此年年回访，旅居近三十年。她是村庄常客，被艺术部落赠予“荣誉沟民”称号。在现场，K格外显眼，不只因为她的西方面孔，也因为，她是嘉宾席里唯一一位女性。
开幕式上，十几位嘉宾面对媒体和观众在露天院子里并排站着，由老师W一一介绍并发言：退休教授、画家协会主席、画院院长、摄影家协会领导……我很久没有听到过这么多头衔，也没能完全记下，但令我更惊讶的是，在这样远离“中心”的社区，体制内名号依旧是可靠通行证，也是能否站在嘉宾席的选择标准之一。
不出所料，每个人都讲了一席足以匹配身份的长长发言。到了K，没头衔可讲，她自己先跳了出来，开头便讲，“这里没有任何一位女性，这太不对了，所以我主动要求，要等到我有空这天办开幕式，这样我就可以站上来，代表来过的女性。”
我这才注意到，部落中最有资格站上来的女性，此刻正站在观众席里。X是住在其中一个小院里做手工和布艺的艺术家，来自另一座城市，是唯一留下的女性艺术家。她经历过完整的抵抗拆迁活动，也曾没日没夜操持着布展的大小事务，线走几米、布买多长、作品哪天到，事无巨细。当事后询问X，为何没在一开头就站上去，她委婉表示，“你该去问你的老师。”作为策展过程的主要推动者，老师是如何理解他身边的女性同行的？他的安排里，为什么女性消失了？这些疑问开始在我脑中发酵，并让我感到疼痛。
另一次重访中，老师带一行客人去隔壁村参观画室，X则留在大本营给大家做饭。当她从灶屋探出头来问“报几个人的饭？”，这句熟悉的家乡话，这个太过熟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角色分配，再次触发我关于故土的难堪记忆。那句话，彷佛从妈妈、从外婆、从祖祖辈辈生在这片土地上的女性口中传来，从一个厨房到另一个厨房。令人更难过的是，当一个女性具有了令同行欣赏的技能和才华，还是要落入同样的场景复刻，在一个非私人领域的公共社群内部。
我不住地想：如果那个不配合照相馆拍摄的小姑娘长大后出走到此处，她也会站在台下吗？也会落入厨房吗？如果她开始反击，还会收获鼓励吗？这个念头，让我后怕。
现场仍在继续。听到K的公开提醒，部落内的一位教授即刻跳出，试图用玩笑化解尴尬：“家有贤妻要避嫌，所以这里不能有女艺术家嘛！”也许他以为，这是一个聪明的玩笑：以保护妻子和女性同行为由，避开社群里缺少女性的指控, 并成功将自己从中抽离。可这里要避的嫌，哪里是他指涉的家人与同事间的嫌隙，分明是仍把女性同行视作男性附庸者的自身偏见——而这根本上，是对女性的嫌恶。
休息间里再见到台上嘉宾时，我上前与K交换关于她发言的看法，表达大为欣赏。背后几位嘉宾正在相互恭维，讨论着“主席”称呼的源起，听到我俩的讨论，教授插进来，又重复了一遍“避嫌”的玩笑——so he literally means it，他并没有在开-玩-笑。“可女艺术家不需要和你有关系，她们可以是独立存在的工作者”，我脱口而出，K则附和了我。回击一旦开始，就忍不住继续，“而且，既然初衷是建立一个平等自由的社区，那为何还要叫什么主席呢？”
没有人接话，也许他们真正感到了尴尬。年轻成年女性的当场回击，大概是他们不熟悉也不舒服的新领域。实际上，他们很快忽略掉我，转头继续自己的谈话了。K扭头朝我做了一个金字塔手势，暗示，这仍是一个等级森严的社群。当差点就以为这里是悬浮之所，隔离在根植于家乡的性别秩序、长幼阶序、官本位思想之外，一个远离这套规则和结构的外来者K点出：这里仍有着坚强的本地印记。
他们不在这里，又在这里；我在他们中，又不在他们中。
同为出走者，曾幻想我也可以是「高更」，却被这里再次提醒，「高更们」从未真正欢迎我进入他们的同盟，这仍是性别攸关。回望时才知觉，我的出走不只是顺着教育资源势能差的无意识流动，身为女性的边缘处境和从小强烈的自我意识，也曾生成一股额外的动能，助我对抗着上述规训，并指示我不断逃离。
这一切，让我再难忽视其中一面展墙上的照片，上面有曾驻留此处的女性，可开幕式上，并不见她们身影。这些零碎的线头里，必包含个体命运的复杂和诸多难言之隐，可类似事情正在各种组织机构里发生着，它的普遍性，让人感到仍是有必要问：为何留不下的，总是女性？是她们在「高更」构建的精神远方也寻不到月亮吗？是她们不得己继续出走，去构筑自己的同盟了吗？
共同谈话期间，艺术部落成员多次谈及人权和自由，而躺在院子石桌上的《世界人权宣言》，也解释了他们在面对强制迁拆时守护土屋的可贵抗争性。他们在自己的命运线里，面对自己的困境和难题， 完成了他们的抵抗。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曾深受这样的前辈影响，他们深切的公共关怀和愤世嫉俗的一身反骨，是我身心出走的起点。可来到今日今时，这些曾经的滋养却成了我常常要警惕和反思的部分：如果，只有与房间里大象的旋舞才被认为是争取人权，而日常的不当玩笑却被认为无伤大雅，那我们对“人”的关切到底有多深？如果宏大目标和愿景——无论是纯粹艺术理想，还是乌托邦社区——模糊掉个体面孔、裹挟掉差异化需求，我们就可以问，这个愿景，真的是所有人的共同愿景吗？
土屋之内，谁待客，谁留守，谁在台上，谁在台下，称呼如何选择，关系如何维护，这些细微却重要的沟通劳动在社群建构和协商议程中的缺失，反过来恰打开了我：从「高更」处继续出走，或许还可以走更远。警惕“为了大的，牺牲小的”的道德冲动，辨识微小尺度的政治性，在个体互动的最小单位里、在公共社群内部，把知与知、知与行分别打通，过一种既个体又公共的具体生活——这是我仍要不断进行的一种练习。
可是“此地”里，有人：何以安放
同为身在她/他乡的异乡人，我渴望了解，来自全国各地的艺术家们，如何把自己安放于“此地”；而另一面，作为身在“此地”的家乡人，也让我对展览导语里提到的“在地性计划”说法，更添关注。可仔细看下去，却生出了这样的疑问：把展览从美术馆或画廊的语境真空，搬运到艺术家工作室的语境真空，就真的“在地”了吗？
开幕式当天，在与艺术创作者们用普通话沉浸交谈数小时后，我发现身边少了一种熟悉的语言，那是五十米外的村庄里，十公里外的县城里，所有人都在使用的家乡方言。顺着它，我注意到观众多是艺术同行及其亲属好友，这让我好奇起策展时对观者的想象和定位。当问及策展人和布展人是否有在周边做宣传，或尝试邀请村民来看展时，得到的回答是一致而干脆的“没有”。在面积如此小的村子内部发生的艺术项目，又镶嵌在整个村子共同经历的拆迁大背景里，观众中却不见村民踪影，这让我对“在地”一词的实在性首先产生了疑虑。
再回顾展出作品，其中鲜有对此地所处环境的体认、描述、运用和回应。一个接一个画框里，大都是山的远景，少有山的细部，使得山体看起来像是被轻易攫取的单薄原材料，始终未被透彻理解。再者，画面里几乎只见山、不见人，罕有的人物呈现，或是仙人道士、带妆伶人、面塑关公等非日常形象， 或是艺术部落回忆照片等自我展示，可生活在这里的真实的“当地人”，似乎并不在观察的对象里。被包围在这些孤岛式悬置的陌生画面内，我渐渐对画框背后土墙特有的温度和土墙外家乡的厚度，失去了感知。
早年访谈里，艺术部落成员讲到从城市刚搬到山间时被各种自然元素强烈包裹，相较于人，“感到自然的力量更大”。我能够理解，在震惊感里对山不断描摹，是初来者最为真切和直接的情感回应。可十载已过，如若仍沉浸在山的永恒里，而见不到人的息变，艺术又如何被形塑出具体形状，有机地嵌合进当下这个时空点呢？创作当然是高度个性化的，每个艺术家的个人关照均可成立，可满屋的山，显示出较为统一的群体意志，那仍是“采菊东篱下”式的向内探索和自我实现。看起来，当前展现出的传统文人士大夫精神内核，与“成为村民”的共生愿景，仍有一定隔离。
也许是重连原乡的一厢情愿，放大了我对这个计划中“家乡性”的期待，那或者，在讨论“如何在地”的形式问题前，可以先协商一种根本态度，即，把创作者放置于什么位置。是乡间采风、化为己用的文化拾荒者？是宣传语“点亮村庄、重振山村”中隐含的精英文化代表想象？是评论网红主播 “表演乡村生活”时自我代入的当地村民视角？还是，把自己交付出去，成为连接当地网络的一个结点或一段通道，观照甚至参与到他者的生活？
“别用手碰墙上的展品！”一位艺术家呵斥观众、对其进行观展教育的场景，点出了外来部落和当地人之间经历和背景的悬殊，而前者对后者，也有着微妙的态度。谈及与原住村民在场地争夺上的真实摩擦，部落成员表示“村民们懂什么情怀，他们只看谁给的钱多，拆迁款给的多就同意拆迁，我们给的租金多就支持我们”。这些生存层面的真实摩擦，固然对共情、共融的“在地”实践，提出了额外挑战，但“村民懂什么情怀”这样的怨叹，不会是一个合适的起点，只是在关闭更广阔的共情能力、终结与人联结的愿望。
远眺与回眸：另一种出走
女性艺术家的不在场，当地人的不在场，作品中人的不在场，使我察觉，自己无法也不再想成为「高更」。失去了参考系后，我想到了另一个出走者形象，「娜拉」。
在易卜生的书写里，娜拉的故事戛然而止在她离开家门的一刻，但是对我来说，娜拉离开后，才是故事的开始。「娜拉」是一个未完结的命题，一种崭新的处境，因为被书写不多而具有开放性——她可能是出走到艺术部落后继续驻留的X，可能是时不时回访此处的K，可能是与男性艺术家格格不入而离开的女性同行，可能是远走归来后意外更新了自我形象的我——所有不同意义上出走的女性，都在用自己的生命经验，去演绎和探索「娜拉」离开后的不同可能性，重构着坐标系。
带着新的目光重翻家里书架上的《月亮与六便士》，这一次，我终于看到了里面不在场的人。而对这些人的关照，也许正指向跟「高更」不一样的出走方式，另一种抵抗和安放。
书中，毛姆为热情称赞男主角不可抵挡的艺术热忱和生命力，不惜将他的妻儿描述成俗不可耐的市侩之人：昔日里热衷混迹文人沙龙，却在丈夫离开时大为不解，并自我欺骗、隐藏偏狭的报复心；但在丈夫名声远播后，又转借逝者的名声逐利，反口为他当初的离家选择作天才辩护。
身为「高更」是多么轻盈啊，轻盈到充满诱惑。他只需要看向远方，只需要面向自我，只需要与一个宏大纯粹的追求促膝长谈，只需要对一个原始澎湃的渴望忏悔臣服。而对于他背后的牵引，毛姆写道，“我那时还不懂女人有种无法摆脱的毛病，就是一心想和愿意倾听她的人絮叨自己的私事。”再读这样的句子，我不禁怀疑起，“月亮”和“六便士”之间，究竟缺少了多少尊重和沟通，才需要一个侦探作家在两者间不停往返，在沟壑间充当桥梁。
这个故事曾在90年代的中国激起过狂热，各地兴起的画家村、音乐人聚落里，充斥着类似传说。「高更们」难以复现的志气和激情仍是闪光，可是，在“出走”这场大变动前，把被抛离者的声音和立场抹除，也不质询离开者在关系里的沟通失职，把家庭视为单纯的缧绁和阻碍，把离开视作不断舍弃、不断制造断裂的单向轨道，这种简单进步叙事，可休矣。
更何况，这种对不加自反、不对遗迹负责的出走方式的辩护，不仅是为艺术加上了例外的神圣光环，也是在为某一性别的艺术家同盟作特殊辩护。
女性创作者傅首尔，在电视节目《再见爱人3》中，讲述她为何想回归一个人的生活，并追逐导演梦。但是，当她和伴侣二人以极度的坦诚和勇气，痛苦地回溯、捡拾、托住彼此，共同完成了艰巨的解释劳动后，傅首尔却仍被全网“忘恩负义”“抛家弃子”的讨伐声，攻击至今。
这便是当代「娜拉」的新难题。
在《玩偶之家》诞生的19世纪末，「娜拉」的使命，只是完成从父权制婚姻家庭的逃离；可经过百年，女性主义早已注入了更丰富的内涵，其中对家务劳动、情感劳动、照护工作、关系维护等价值的挖掘和擦亮，似又复杂化了出走女性的生命课题。「娜拉」的新处境，是要在自我实现和关怀他者之间，在远眺前路和回眸过往之间，在断裂与缝合之间，在舍弃与捡拾之间——纠缠着、叠加着，成为一个连续体。
实然，这是一份略显沉重的期待，似乎让「娜拉」在选择面前更难轻盈，但反过来，它可能也是「娜拉」的一剂解药。出走者宿命般的撕裂感，和一路上被留下的人的疼痛感，相伴而生；而疗愈彼此的伤痛，我们需要的，正是用关怀、回眸、缝合、捡拾，疏通沟壑里的陈旧淤积，建立新的联结，然后更好地，嵌入当时和当地。
回到自身。此次意外回乡后，我得以与旧人们一一对齐。幸运的是，在重新认识彼此，解释“现在的我是谁”，聆听“现在的你是谁”之后，那些撕裂感——与故土的相逢应不识、对故人投来的期待的忐忑、对故我的批判与不接纳、对新我的变化的不确定——在一分一分地减弱。这个互相温柔托举的接力尽管耗能，但让参与双方都成为了衔接意义上更流畅和完整的人，而这，大概就是「娜拉」式出走可能得到的回馈。
落笔时，拆迁协商还在进行中，而我马上要“回”去远方。与老师W的短暂重逢，激荡起遥远的温情记忆，也翻腾起底部的隐痛与崭新的冲撞。混合着对故土、故人和故我的爱憎与希冀，我小心记下这次相遇，权当在90后「娜拉」和70后「高更」间，做一点微不足道的翻译工作吧。
· 作者介绍 ·
大光子，“显微镜眼力和万花筒大脑”。
· 作者致谢 ·
这篇习作从起念到见刊，得力于许多人的帮助。尽管无法一一列出TA们的姓名，但还是想在此鸣谢同盟们在构思阶段的深入讨论和一轮轮修改中的慷慨反馈。写作中的艰难时刻，因为这些家乡人、编辑们和朋友们的鼓励和输入，意外变成找到同盟的联结时刻——“I’ve got to write（我得写）”，不止源于书写生命经验的内在冲动，也因为你们和这些时刻。谢谢你们，让写作成为一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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