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牛病阴影下，凯撒奖电影如何刻画小农处境？

最近来自欧洲的重要新闻之一是，欧洲各国农民纷纷走上街头抗议欧盟贸易政策和土地管理政策，法国是抗议的主要阵地。

据这次抗议的法国主要农会领导人称，今年的极端气候和上涨的生产成本给农民带来了很大负担。然而根据欧盟共同农业政策规定，农民必须留出至少4%的土地用于休耕。

如果不想休耕，则必须将7%的土地用于种植固氮作物或填闲作物（cover crop，通常在主要作物收获后种植，以防止连作障碍），以恢复土地肥力和生物多样性。抗议的农民纷纷称自己无法再承受减少生产带来的收入下降，已经快要入不敷出了。

抗议者的另一顾虑是欧盟正在与南美洲进行的农产品进口谈判。欧洲农民担心这会进一步压低农产品价格。

这已经不是欧洲农民第一次因为经济压力走上街头。过去几年，类似的抗议频频发生，体现出农民面对的几层矛盾——自由贸易带来农产品价格降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得不扩大规模，然而带来更多负债和环境压力。

恰巧这几天我发现了2017年凯撒奖获奖电影《小农夫》（Petit Paysan）。影片将镜头对准一个普通法国家庭农场，讲述农夫皮埃尔（Pierre）应对疯牛病的故事，与当下正在发生的历史形成对照。

一、梦牛

故事主人公皮埃尔是一个小农，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二十多头奶牛，他每天奔波在农场和父母家之间，把所有精力投入在照顾奶牛上。

影片以皮埃尔的梦境开头，梦中他艰难地穿过牛群，检查每一头牛的身体状况，当他终于回到厨房喝咖啡休息时，身边仍然簇拥着几头牛。牛群无处不在，从生产空间到私人空间，占领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梦醒之后，皮埃尔开始一天的工作，重复着相同的程序——头一天晚上把牛放到草场散步吃干草，第二天早上把牛群领回来，喂饭、挤奶，然后再出去散步。

有一天，皮埃尔发现其中一头奶牛出现了疯牛病的症状。他上网查找资料得知，政府对疯牛病的态度是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一旦农场发现病例，所有奶牛都要被屠宰。

为了保护奶牛，皮埃尔采取了一系列极端措施，所揭示的农民心态以及微观社会环境都耐人寻味。

二、病牛

对农夫和牲畜关系的刻画，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通常有两种刻板印象。一种是浪漫化农民对牲畜的感情，另一种则是工业化农业中对于动物的冷酷无情。《小农夫》中则展现了更细腻的层次。

皮埃尔对他的奶牛可以说是相当珍爱。他给每头奶牛都取了名字，提起自己的奶牛时总是称呼它们“我的女孩儿们”。

他对奶牛的身体状况异常敏感，这种敏感来自于他对于奶牛的熟悉和关切，也因此比其他防疫人员更早觉察到奶牛身体的异常。

有一天防疫人员例行检查时，皮埃尔向兽医帕斯卡尔（Pascale）——他的妹妹，表达了对奶牛拖帕兹（Topaze）身体状况的顾虑，担心它可能生病了。尽管在拖帕兹病程的最开始，兽医没有发现任何症状，皮埃尔还是凭借直觉断定出了问题。

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三天后，奶牛出现了疯牛病的症状。

然而，当他确认奶牛患了疯牛病，且病情开始扩散以后，他也毫不犹豫地将病牛杀死并掩埋。他甚至一度想隐瞒牛群的病史，把剩下的奶牛出手给另一个农民，以挽回经济损失。

皮埃尔与奶牛之间，既有道义上的共存，也有经济上的共生——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当生存状况被威胁时，道德责任也摇摇欲坠。听起来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太大不同。

三、杀牛

围绕皮埃尔发生的一系列故事表明，农场上的生活远非田园牧歌，现代管理技术对于农业的渗透无处不在。

通过影片的交代，我们知道法国农业部会定期检测各农场的牛奶质量，其中牛奶脂肪含量、生乳中的体细胞数都是评定牛奶质量的重要参数。

每个农场的每一头牛都被防疫站记录在册，有自己独属的编号，不允许任何一头牛莫名其妙地出现或消失。牛的生老病死都要向政府报备。

当皮埃尔试图掩盖病牛被杀死的情况，他向防疫人员撒了谎说牛走丢了，但事情却越闹越大，连警方都介入了，要皮埃尔交代牛到底去向何方，可见欧盟对动物管理的严格。

不光政府持有这种管理理念，连皮埃尔的家庭成员也认同，比如他的妹妹帕斯卡尔。作为一名兽医，当她知道哥哥偷偷杀死病牛的时候，告知他这一次她可以假装不知道，如果再发现病牛，她会立刻向当局报告。

我本以为妹妹会重人情轻法律，站在哥哥的角度帮他保住牛群，但实际上妹妹的立场始终和当局一样——有病例就要全部屠宰。可见官方措施的正当性多么深入人心。

四、偷牛

影片也刻画了小农户与大农业的冲突。

片中，皮埃尔为了对付警方对消失的牛的调查，在夜深人静时去了朋友法布里克（Fabrice）家的自动化大农场，偷偷牵回来一头牛。

比起只有两个小小谷仓的皮埃尔，法布里克的现代化牛场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大，夜间也灯火通明，几百头牛被井然有序地关一起，一切操作如此依赖自动化，以至于皮埃尔可以堂而皇之地走进牛群之间而不被发现。

法布里克发现牛丢了，虽然也报了警，对此却漫不经心。当防疫人员问他为什么对丢了一头牛不以为然，他说，人们不习惯或者不喜欢新技术，有人不愿意见到我这样经营牛场，我觉得能理解。

短短几句话，勾勒出一个农村社区内部的潜在冲突，和小农对现代化养牛场近乎天然的不信任。

一次，皮埃尔和朋友们出去打猎时，法布里克掏出手机，颇有些得意地向朋辈们炫耀牛场的“高科技”装备，宣称机器可以读取奶牛的所有数据，记录每天的牛奶产量、质量和细胞计数。

对此非常不屑的皮埃尔反问道：“那它能让你知道你的奶牛开不开心吗？”

法布里克没有理解皮埃尔的意思，自信地说如果奶牛生病了，机器肯定会告诉我，毕竟这些设备都是荷兰进口的。

小农和现代化牛场这两种生产方式，到底哪种更好？导演并未明示，却在影片中巧妙地展现了自己的倾向。

在法国农业部对牛奶质量的定期测试中，皮埃尔经常在当地排名第一，他也因此得了个“奶牛王子”的外号，而法布里克只排到第四十二，也难怪当地小农对这种全套自动化设备和相应的高投入并不买账。

五、疯牛

尽管影片全程聚焦皮埃尔的心理状态，而欧盟自由贸易框架下小农户艰难生存的时代背景也若隐若现。

片中，皮埃尔应对疯牛病的重要信息来源，来自一位比利时农民。这位农民发现第一个疯牛病病例后立刻告知防疫人员，希望他们能够给出对策，没想到防疫部门直接给牛群判死刑，在发现病例的第二天，这位农夫失去了所有的牛。

尽管政府承诺给予一定的经济赔偿，但是他等了好几个月毫无音讯，情急之下他将讲述自己遭遇的视频发布到网上，并表示自己将转向立场极端的政治阵营。

这条支线的情节几乎就是当下的现实。

欧美各国应对疯牛病的措施无一敢触动产业的利益，跟踪系统迟迟不到位，政府也无力担负全面检测的成本，出现病例后只知全面扑杀，根本没有人关心养殖户的损失。

《小农夫》也许无意点出致使疯牛病流行的根本原因。但别忘了，1980年代疯牛病在英国的起源被认为与工业化养殖饲料使用反刍动物的肉粉和骨头有高度相关性。

在工业化养殖大行其道和公共防疫缺位的现状下，让个体小农户承担损失实在不公平。

2001年欧洲疯牛病爆发时，一则爱尔兰的新闻报道称，爱尔兰农民希望政府能够提供更多赔偿。

2003-2007年间，加拿大爆发了疯牛病，农民生计严重受挫，所有在此期间养牛的农民向加拿大政府提告，认为政府防疫措施不利，造成疯牛病在国内传播，应该对农民进行经济赔偿，官司一直打到2022年，农民的诉求最终被驳回。

与此同时，生存压力下的欧美农民正成为反全球化、支持民粹主义的极右政党争取的票仓。这表明工业化农业和全球化已经给地方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许多矛盾和冲突相互交错，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

六、何以为农？

对《小农夫》的导演于贝尔·夏鲁埃尓（Hubert Charuel）来说，这个故事源自相当私人化的回忆——夏鲁埃尓的父母就是奶农，也曾遭遇疯牛病流行，这给少年时期的他留下深刻印象，这次拍摄也是在自家农场上完成的。

就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家庭故事，不仅得到当年凯撒奖最佳影片的提名，演员斯万·阿劳德（Swann Arlaud）也摘得凯撒奖最佳男主演。除了拍摄手法和演技，也和它对社会议题的映射不无关系。

无独有偶，同年上映的的纪录片《鲜乳哪里来》（Das System Milch）的导演也在奶牛农场上长大，影片就对欧洲奶业的社会和环境负面影响进行了更系统的探讨。

在《鲜乳哪里来》中，导演试图展现欧洲奶业的整个生产链条，并讨论奶业中大资本与农户之间不平衡的权力关系。

影片所展示的农场主对待动物更加残暴，由于必须精准控制农场投入，不能产奶的牛（包括刚出生的小公牛）都必须立刻被杀死以节省饲料。更令农场主头痛的是如何处理牛粪，没有渠道能够消化得了大型农场源源不断产生的牛粪，因此只能就地填埋，令土地不堪重负。

一旦选择规模化养殖的“赛道”，农户必须不断地扩大规模以降低生产成本。《小农夫》中选择了这条赛道的法布里克，是否已经预见这样的结果？

奶业生产已经过剩，收购牛奶的大型农企则乐见其成，正好可以压低收购价，促进其产品的“全球竞争力”，把欧洲奶制品销往全世界各个角落，威胁当地奶农的生计。

在工业化养殖和食品帝国体系中，无论是农户、奶牛、还是土地，都已不堪重负，摇摇欲坠。《小农夫》中皮埃尔的焦虑，具体可感地呈现了这种如履薄冰的生存状况。

农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

文中图片如无说明均来自网络

编辑：泽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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