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珥：激進主義害死中國

兩起騷亂

1905年的中國和俄國，從來沒有這麼相似過，甚至如同孿生兄弟。並且，這種相似將持續近一個世紀。

這一年，這兩個國家的大多數精英都相信，他們正在成為最後兩隻專制恐龍，面對立憲的世界而倍感孤獨。因此，他們幾乎同時啓動了政治改革。

轉型是痛苦的，甚至是血腥的。

大清帝國政改所收穫的第一個結果，是9月份在北京CBD爆炸的一顆自殺性炸彈，直接造成了24人傷亡，北京城內風聲鶴唳。刺客是27歲的安徽桐城人吳樾，秘密組織「軍國民教育會」及其「暗殺團」的成員。這個「暗殺團」中，還有另一位日後更為著名的安徽青年，名叫陳獨秀。

襲擊案的次日，《華盛頓郵報》報道了中國駐美公使梁誠的談話：「這起可怕的事件，發生在中國開始走向復蘇的時刻，十分不幸。毫無疑問，肇事者以及他背後的團伙，應該對此罪行承擔完全的責任。在中國有兩個黨，一個是‘改革黨’，它希望從西方文明和模式中汲取借鑒好的東西，為中國政府和人民謀利益；還有一個黨，就是你們所說的‘無政府主義者’，他們蔑視一切原則，無論是政府或是別的，嫉妒和仇恨推動著他們每一言行。正如刺殺你們總統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樣，他們尋求的僅僅是破壞。最近的事件向全世界表明，中國政府學習外國政治模式的舉動，深深地激怒了他們。」

《紐約時報》則揣測說：「可能是俄國的無政府主義者在北京執行改變中國人宗教信仰的任務，為中國刺客提供了炸彈。確實，炸彈在中國是如此新鮮的事物，足以令人想到幕後是俄國人在訓練中國人投擲，其本身就是外國人幕後策劃和協助的證據。」

這不是大清國所發生的第一起激進主義者搞的恐怖襲擊，但卻是最為著名、影響最大的一次，也是西方輿論將其與俄國激進主義聯繫起來的第一次。

與9個月前聖彼得堡的局面相比，北京的這顆炸彈簡直如同爆竹般渺小。1月22日，聖彼得堡20多萬人前往冬宮外廣場示威，遭到軍警的實彈射擊，死傷慘重，史稱「流血星期日」。這一事件引燃了整個俄國，各地暴動紛起，民族衝突、階級衝突糾纏交錯。

「流血星期日」之後，遠在日本的梁啓超發表《自由乎？死乎？》，對這一慘劇進行了報道和述評，並感慨道：「改革事業，如轉巨石於危墜，非達其最終之目的地不止。」

沙皇當局的反應還是相當及時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立即撤換了內政部長，並組建了一個調查委員會，徹底調查流血事件及導致工人大罷工的深層原因。這個調查委員會，破天荒地邀請工人代表參加，但因激進黨阻止民眾與政府的合作，導致調查委員會無疾而終。

沙皇的政改迅速地展開了。3月份，發佈了《佈雷金詔書》，准許成立咨政團體、包容各種宗教、開放語言自由等；5月份，允許召集成立人民代表會議（即「蘇維埃」）；8月份，批准成立國家杜馬（即國會）的成立……最終，在北京的炸彈炸響後的1個月，沙皇發佈了「十月宣言」，明確宣佈「任何法律未經國家杜馬認可不得生效」。

以俄為鏡

當時的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如同中國那樣，關注著俄國的政治改革。

從甲午戰爭失敗之後，中國就在睜大雙眼，尋找適合自身的改革榜樣，日本成為效仿的榜樣。而日本再度贏得日俄戰爭的勝利之後，大清國更是從中看到了制度的力量。朝野上下與俄國一樣，都認為日俄兩國政治體制的優劣，造成了這場戰爭的勝負，立憲制度在戰場上打敗了專制制度。中國的輿論宣稱：「世界進化之運，及於二十世紀，舉全地球中萬無可以復容專制政體存在之餘地，立憲自由主義所向無敵，遇者死，當者壞，苟頑然不知變計者唯有歸於劣敗淘汰之數而已」（《時報》1904年6月17日）。梁啓超更是斷言：「二十世紀之國家，終無容專制政體存在之餘地，以頑強之俄羅斯，遂不能與自由神之威力抗。嗚呼!舉天下之惡魔，遂不能與自由神之威力抗」。

俄國的政改，迅速成為中國媒體關注的焦點，一些媒體甚至擔心，俄國的立憲，將令中國成為被世界潮流所拋棄的最後一頭專制恐龍，「使俄國之立憲竟成，則其立憲之實際雖未諗若何，而世界之專制國僅僅余一中國，亦必有被及之影響，特今日猶未可知耳」（《中外日報》1905年3月30日）難得的是，體制內也罕見地與體制外一起，將俄國政改作為參照的對象，並最後促使中央下決心政改。

沒有足夠的史料，能支持美國報刊對中俄兩國激進分子之間存在聯絡的推測，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官方和精英階層以俄為鏡、呼籲政改的同時，中國的激進分子們在諸多方面也的確表現出了與俄國同行們諸多的相同之處。無論他們在彼時是否真有聯絡，他們在「徹底砸爛一個舊世界，才可能獲得一個新世界」 方面，並無二致——儘管他們對於如何建立一個新世界、尤其是如何防止這個新世界依然出現舊世界的同樣問題毫無準備。

俄國激進主義信奉「斧頭」原則，將砸爛一切作為武器，高呼「不要調和！」「不要改革！」，「否定就是我的上帝！」（別林斯基），「能打碎的就打碎，經得起打碎的就是好的，打碎了的則是一堆廢物，不管怎樣要大打一場，這不會有害處，也不可能有害處。」（皮薩列夫）。1900年因刺殺廣東巡撫恩壽未遂而被處決的史堅如，也曾說過: 「今日中國，正如數千年來破屋，敗壞至不可收拾，非盡毀而更新之不為功。世之談變法者，粉飾支離，補其罅漏，庸有濟乎? 」

但是，此時無論俄國還是中國，激進主義並沒有成為主流的選擇，改革仍是社會各界的基本共識。

共識改革

被後世史家有意無意忽略的是，1905年9月份的北京自殺式炸彈，吹響的不是暴動的號角，而是體制內外對在穩定基礎上推行政改的集結號。

輿論對於暴力阻撓改革基本持否定態度。上海《時報》評論道：「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為立憲預備，其關係於中國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愛國心者宜如何鄭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絕大之驚險，雖五臣均幸無恙，然此等暴徒喪心病狂一至於此，其罪真不容誅哉！」《南方報》呼籲政府不要退縮，考察憲政應該繼續進行，不可因此而「寒其改良政治之初心」。天津的《大公報》則旗幟鮮明地表態：「此事實為推動清政府立憲之一大動力……我若畏難而退，彼必趁虛而入……我政府即迎其機而速行改革，以絕彼黨之望，宣佈立憲，以固其內力……奮勇前進，急行其志，無俟躊躇」。

上海的《申報》進一步認為，革命黨的炸彈攻擊，恰恰反證了立憲對政府是大大有利的，政府應該更加堅定立憲的決心：「凡物莫不有反動力，政府之欲摧鋤民權也，而民權之說愈沸騰不可遏，其反動力使然也；民黨之欲摧鋤立憲也亦然，撓之愈力，而立憲之成立將愈速。……今日爆烈彈之一擲，實不啻以反對黨之宗旨，大聲疾呼於政府，俾知立憲之大有利於皇室，而不可不竭力以達成之。」

體制內的諸多官員，也因這一事件，而開始旗幟鮮明地公開表態支持政改，並要求中央在壓力面前不要退讓，進一步公示政改的決心。

大清國中央最後決定，憲政考察團將繼續出行，同時歡迎和鼓勵民間精英出洋考察政治，這種開放，在政治一貫屬於「肉食者」才能「謀之」的中國，具有開天闢地般的意義。並非官辦、更無需拍馬的《大公報》相信：「五大臣聯翩出發之日，即為我中國轉弱為強之日」，「今何幸於昏霧沈霾、暗無天日之中，忽放萬丈光彩，而開琳琅璀燦之政花。凡我國民喁喁向風，疲憊疾老願須叟毋死，親見治安，是即派使出洋考查政治，以備立憲政策之謂也。特詔風行，頌聲雷動，凡有血氣全體歡迎，即東瀛士女、西國官商莫不以手加額，而為中國四百兆人民之前途賀甚盛事也。」

同樣的，在北京炸彈襲擊案1個月後，已經確定了杜馬的立法機構定位的俄國，官方的政改姿態，也得到了社會主流的歡迎和支持，全俄各地的大多數動亂因此而迅速消失。其中，反對改革的保守者，在此前的一連串動蕩中，已經失去了戰鬥力和話語權；而另一群反對改革、希望採用暴力方式解決問題的人，則因缺乏民意的支持而被官方迅速地鎮壓並分化。他們中的激進分子，因此而變得更為激進，武裝奪取政權迅速成為他們的首要、乃至是唯一的目的。

不擇手段

沙皇的「十月宣言」，宣告俄國進入了政改的深水區。即便在推翻帝制的「二月革命」後，這種對改革的探索，也並未因為政權的更替而停止，直到「十月革命」的爆發。

同樣的，發端於1905年憲政考察的中國政改，即便在經歷了辛亥年的狂飆之後，也在新生的民國得到了延續，直至1913年宋教仁的離奇被刺，國民黨領袖不顧黨內外的強烈反對、而最終選擇了以戰爭方式解決本該在憲政和法律的框架內解決的問題。

在這段以改革為主軸的年代，無論在俄國還是中國，激進主義始終只是一小部分不得志也不得勢的知識分子的寵物，並且，他們一直試圖以此動員更為強大的民粹力量。

實施了1905年自殺炸彈襲擊、並為此捐軀的吳樾，信奉的就是暗殺救國：「今日之時代，非革命之時代，實暗殺之時代也。」他呼籲「手提三尺劍，割盡滿人頭。」在這些激進主義者眼中，「建立漢族新國」，比建立憲政、實現富強更為重要。2年後因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而被處決的徐錫麟坦言：「滿人妄想立憲便不能革命，殊不知中國人的程度不夠立憲。以我理想，立憲是萬萬做不到的，革命是人人做得到的。若以中央集權為立憲，越立憲的快，越革命的快。我只是拿定革命宗旨，一旦乘時而起，殺盡滿人，自然漢人強盛，再圖立憲不遲。」

多年後刺殺攝政王的汪精衛也說：「如果變革失敗，充分說明清政府的欺騙性；如果立憲成功，無非意味著漢人還要繼續受到滿人的壓迫和統治。所以無論立憲成功與否，作為漢人都應該竭力反對。」

章太炎則毫不掩飾地希望：滿人「愈材則忌漢之心愈深，愈智則制漢之術愈狡……但願滿人多桀紂，不願見堯舜。滿洲果有聖人，革命難矣。」章太炎還說：「逆胡羶虜，非我族類，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

對此，梁啓超曾反駁道：「章炳麟氏之言曰：‘不能變法當革，能變法亦當革；不能救民當革，能救民亦當革。’嘻!此何語耶？夫革之目的，豈以快意耶？毋亦曰救民耳。」

同樣，俄國的激進主義也將不擇手段當作原則，「搞政治動員的人就像沒有償還能力的負債人，可以輕易許諾，一旦自己的目標達到以後，就亳不顧忌地毀約，誰要是敢再提舊帳，就把它從肉體上消滅，反正群氓的利用價值已經發揮完畢。」（金雁《倒轉紅輪》） 「革命解放運動所固有的這種極端主義思想，是俄羅斯整個民主運動遭到失敗的主要原因。」（格奧爾吉耶娃）。

善良的學者將激進主義者們形容為「完美主義者」（蕭功秦《超越左右激進主義》），這實在是過於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因追求完美而導致激進，需要有一個基本假設前提：那就是高舉激進大旗的人是言行一致的。但是，歷史卻似乎更多地展現了相反的事實，在激進主義的狂飆突進中，有信仰的書生是少數，而搞投機的野心者卻是大多數。

對於那少部分 「完美主義者」來說，他們將那種只能在實驗室狀態下、甚至只能在理論假設的前提下才存在的虛幻的「完美」，當作不惜億萬人拋頭顱、灑熱血也要嘗試一把的超級實驗。現實中根本難以找出無塵、無菌、無風乃至一切物體都在做直線勻速運動的超級實驗室，這樣的烏托邦實驗注定是災難。中國與俄國，一百年來已經多次被當作這種超級實驗室，而實驗的結局無一不是禍國殃民的「人禍」。至於這種實驗宣稱要解救的民眾，則成為小白鼠那樣的實驗垃圾。

激進主義者中的大多數，是懷揣個人野心的投機者。激進主義只是他們的投槍和匕首而已，並非真正的信仰。畢竟，信仰做不得殺人的工具，更不能確保自己能有足夠的勇氣揩乾淨身上所沾的「他人的」的血跡、掩埋同伴或敵人（也是「他人的」）的屍首，繼續前進。

激進之藥

蕭功秦對中國的激進主義做出了相當精當的描述，但他對催生激進主義的歷史描述未必盡然。他將從鴉片戰爭到辛亥革命的近代史，概括為三句話：第一，保守的統治者在危機中才進行遲誤的新政改革；第二，一場遲誤的改革引起一場不成熟的革命；第三，一場不成熟的革命造成了二十世紀前期中國大分裂時代的來臨。

我只認可第三句話，而對前兩句話都有不同意見。中國迄今150年的「改革-革命史」，前50年的晚清改革，並沒有如主流解釋那般「遲誤」，之所以感覺「慢」，不是其真慢，而是其跟不上人們的期待、尤其是後世的期待。並且，改革的成效不彰，往往是時人的「大躍進」心態造成的。

在大躍進心態下，無論是經濟改革還是政治改革，都有著不切實際的一蹴而就的期望，這在政經兩個領域都造成了大量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的「豆腐渣工程」。其實，先有問題，再行改革，本是常態。一個機制如果沒有問題，有什麼必要和動力進行改革呢？期待未雨綢繆、先知般的改革，不僅不切實際，而且無法檢驗，更因可能給野心者提供機會而十分危險。

至於革命的出現，無論從中國還是俄國的歷史實踐來看，並非改革遲誤的必然產物，而是改革被異化和綁架、以及「有力者」逐鹿的結果。導致革命的真正原因，一是改革在過程中被一小部分既得利益集團利用和綁架，導致異化，二是餓狼試圖驅逐飽狼、「彼可取而代之」的奪權。前者加劇了社會各界的「大躍進心態」，導致改革失控，成為革命的「宿主」；而後者則直接訴諸暴力奪權，最後或許能解決權力歸屬問題，卻難以解決改革本身致力解決的國計民生問題。

必須承認，激進主義的泛濫，除了一小群原教旨主義者，和一大群偽裝成原教旨主義者的投機分子推波助瀾之外，執政者也的確常常火上澆油。如果權力是最好的春藥，那麼失控的公權力則是刺激激進主義的最好的春藥。生產這種春藥的是兩種人，一部分是貪官污吏及酷吏，他們的傳導機制就是傳統的官逼-民反；而另一部分卻是個人品德或許相對潔淨的改革實踐者，他們極端不明智地將治國的大多數「技術」問題，予以泛意識形態的浪漫解讀，將「技術」改革帶來的成就，非要與自己的意識形態掛鈎，而導致了在面對更多的難題和問題時，令自己宣揚的意識形態陷入了極大的被動。

沈默的大多數

「溫和、務實、理性，這是絕大多數中國人的期望，也是我們經歷過激進災難的中國人，對百年先人、對我們未來子孫的責任所在。」蕭功秦的這個判斷是正確的。

激進主義正因為無所顧忌及不擇手段的「激進」，而能大大放大自己的話語權，最後裹挾「溫和、務實、理性」的「絕大多數」。激進主義的虛妄，不僅在於成事不足敗事有餘，更在於其裝腔作勢——近現代的激進運動，基本都演變成為指望著用他人的鮮血去為自己鋪路的「博傻」遊戲兼「厚黑」遊戲。

但是，關鍵在於，「溫和、務實、理性」的「絕大多數」也往往是沉默的。他們的溫和造就了軟弱、務實造就短視、理性造就了隨風倒，他們最容易被這群或那群人所「代表」。他們或許是有力量的，最初只是不願多說、或者不屑多說，而等到他們被裹挾在洪流之中後，想說也說不出來了、說出來也不被聽到了。

我們曾經很多次地跌下了激進的懸崖，卻總是歸咎於一小撮「萬惡」的人蒙蔽和裹挾。「溫和、務實、理性」的「絕大多數」要發出聲音，這或許才是懸崖勒馬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