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筆兩則（二）

婦女節有感

或許因為身在女校（well, almost）的緣故，我能明顯感受到相比以往，身邊同齡人對於性別問題的敏感程度、對於女權/女性主義的接受程度都更高一些。有意思的是，對於性和政治這兩個話題，無論在哪，同輩們呈現出的都是類似的躲避態度，似乎大家可以把性、政治和性別、女性分開。但是，以我貧瘠的想象力，我不知道不談政治、不談性的女性主義問題討論的究竟是什麽，又或者我們關於女性主義，有的更多是橫向的經驗分享，少見有縱深的討論。

兩者中，對於政治的躲避是最無法為其開脫的。因為在我看來，someone is apolitical是一個不證自偽/痿的命題。無論是狹義上以政府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間的權力角逐，還是廣義上任何層級的主體與權力有關行為決策，生活處處都有權力，處處都有政治。無論是公園裏的老頭們們的街頭時事評論，還是家庭生活中傳統男性對於其他家庭成員的話語剝奪和感情暴力，甚至買菜時和商販的討價還價，都有權力的掠奪、服從、交易和妥協。所以我們想要在觀察、體驗、感受真的生活，就無法逃離權力，也無法逃離政治。

而對性的躲避，跟各文化中的性禁忌脫不開關系，所以也算有情可原。但是，女性作為人的權力、利益和欲望，無一不與性相關，討論女性、性別、兩性問題也就沒法繞開。

我愛希欽斯

說句大逆不道的話，從輿論的角度來看，我覺得2020年的這三個月與2019、2018、2017並沒有什麽本質上的不同，該有的不該有的聲音都在，只是音量的強弱分布上略有波動，強的更強了，弱的更弱了。

起初，我覺得最近這件最大的事，其實沒多少可談的。那段時間，看到眼前擁擠的一切，我會疑惑、會恐懼、會痛苦、會憤怒，但卻很少驚訝。倒不是說發生的一切都在我的意料之中（果真如此的話我大可以算卦為生），我也的確驚訝於事情發展的程度，但事情的走向卻很難讓我有陌生的感覺。

因而那時，我無比焦慮，不停地懷疑是不是把太多東西當作理所當然，以至於把目光投向各處時，所有的材料和字句都被拿來塞到自己理解的框裏，只感受到我曾經感受過的，不斷深化已有的偏見。因而不敢寫、不敢說，也不會寫、不會說（憤怒、恐懼與哀痛都變得無聊、單一，沒法鋪開），只能四處去找那能引我逃出生天的赫爾墨斯，或者幹脆躲在各種精神的兒童樂園裏逃避自欺。

後來偶然一次點開一則題為Hitchens on Journalism的視頻，又一次被此人迷得靈魂出竅，於是翻開了擱置月余的他的文集，這才重新在閱讀中找回了呼吸的節奏。

昨日上課時神遊，拿出手頭一本中文隨筆（《在別人的句子裏》，陳以侃），翻到有關他的兩章。因這位作者之前的《致憤青》譯本給我留下了不太愉快的閱讀體驗，剛開始對這兩章並未抱太大希望，但讀到以下這幾段時，驚覺此處的描述竟如此熨帖，尤其是最後一段，近乎是嚴絲合縫地對準了我的心意。

每次写希钦斯，我的第一反应似乎都是把他织在一张友情和文事传承的网络中，同时也把自己受益于希钦斯的历史抽象地牵连在里面。艾米斯第一次读贝娄是希钦斯把《洪堡的礼物》塞在他手里，要他好好研习；希钦斯说自己早期文章像政治演说，是朋友们让他意识到文辞精美并不“害意”，举了在艾米斯的影响下才读了很多纳博科夫作为例子。

最近我也做了件类似的好事，把希钦斯推荐给了一位对我写作非常重要的朋友（至于我们的友谊之前是如何在她对希钦斯置若罔闻的情况下破茧成蝶的，是个谜）。最先给她看的是希钦斯在生命末尾跟托尼·布莱尔辩论宗教时的最后一段话：“你问我，‘为什么要拒绝灵魂不灭这样美妙的事情？’‘难道你不想见到那些你最喜欢的作家吗？’对我来说，这样的说法很虚妄，要说我想见莎士比亚，那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确可以随时见到他，他就永生在他的作品里。”在希钦斯看来，如果有人想提供给你“一种不可验证的无所不知，一种没有相反证据可以穿透的坚信不疑”，如果把接受类似的假设作为对话的前提，那还不如不聊。

回想当时如酗酒般地观看各种宗教辩论，可能迷恋的是一种自虐，就像李安给《色戒》写序，说张爱玲反复修改这个故事，“像受害者忍不住重现和编译痛苦来获得快感”。我看到一幅幅貌似强健的头脑可以被毒雾般的意识形态腐坏成什么样子，似乎有种别样的切肤之痛；同时，看刀锋般的智慧和妙语如何割破那层污浊的皮肉，也是另一层间接的快慰，好比是替我泄了私愤。就像最近小半年，美国政治电视的摄入量又回到了上学时候，看特朗普的顾问——一个估计大学辩论赛想代表院系上场都难的凯莉安·康维（Kellyanne Conway），绝望地修改和翻覆一个个谎言和可耻，是何等难得的娱乐。看史蒂芬·米勒（Stephen Miller）大义凛然地恐吓主播，宣称总统权力恢宏，不可置疑，那种荒唐感就像希钦斯说的，能推动你读书写字，而看到屏幕上美国人的瞠目结舌，不敢相信一个公务员居然能无知至此，仿佛印证了我对现实的某些反应，滋养我那颗反抗欺骗和压迫的内核。

一方面，愿意感激地、不自量力地谈论希钦斯、翻译希钦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翻译更亲密地对谈了），正是因为他本就时时刻刻还出现在我们的对话里，对于艾米斯、角谷女士和在YouTube的评论里很多和我一样把发现新的希钦斯视频当作人生大事的人，都是如此。但说到底，我的希钦斯瘾，根源还是在那些我被剥夺的讨论中。

讀到此處才幡然醒轉，先前的種種苦悶，是沒有談話、沒有討論所致的。而在這之中，我既是受害者，也是幫兇。像引文中說的那樣，越是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某方面的空洞、無能和腐爛，就越難以把眼神從在這方面超凡脫俗的人物身上挪開，確是有種快感在裏面。而希欽斯在很多方面對於現在的我而言，都是這樣一個人物。

安娜·溫圖爾在他逝後回憶道：他最喜歡聊天（talking），但他那種talking，不如說是arguing。中文裏很難找到這樣張力十足的動詞，有時甚至覺得argue在他面前都顯得有點死氣沈沈。希欽斯說他在聊天說話這事上比不過魯西迪，可去看魯西迪時，我卻更想掏出個本子練筆記。大概因為最初是被劈了天靈蓋兒的一下，再想被劈時門檻就高了許多。站在講臺上，十有七八手裏還端著酒，三兩句話就把人從阿爾巴尼亞帶到古巴，那真實的出口成章的本事實在讓人佩服，而且嫉妒。可如果沒有這樣的本事，或者更差一點，說話時總裝作一副口若懸河的樣子，那遭殃的就是聽眾的耳朵了。

聊天的本領在如今無疑是欠缺的，無論是電視/網絡上還是生活裏。點開TED的最受歡迎演講列表，每一篇都結構精巧、說理充分，開著不痛不癢的玩笑，帶給聽眾恰到好處、不多不少的感動或思考。連續聽上幾篇，每次點開前也就不再感到陌生和期待了。上面引文也舉了政治電視的例子，去看看C-SPAN最近都請了誰。當然C-SPAN能反映的規律不止這一條，政治節目的衰落本身也能說明一些事情。換個角度，從公共討論（public discourse）來看，如今誰能被稱作公共討論的明星？Jordan Peterson吧（對不起我還是沒忍住），可他連C-SPAN都上不了，只能去Joe Rogan的節目裏痛斥反父權的女性主義（但C-SPAN和Joe Rogan哪個更火我不好說）。

其實2018年Jordan Peterson上過一次C-SPAN，是一場Munk debate，和Stephen Fry一起，對陣Michael Dyson和Michelle Goldberg。掙紮地看完之後，我發現自己很難挑出哪位表現最差， 甚至一度懷疑其他三位是Stephen Fry雇來的。所以龍蝦教授的粉絲們不把這場辯論掛在嘴邊想來也是有原因的。說到了辯論，自然就要接回希欽斯，如果不是因為有一些讓人過目難忘的立場，且極擅長在各個場合捍衛自己立場，恐怕希欽斯也不會這麽出名。雖然相比他的宗教辯論和各種Hitchslap合集，我更喜歡作為記者、評論家和作家出現在訪談、致辭裏的希欽斯，但不可否認那些辯論的確有趣，也應當去看看，看他是如何把自己旺盛的生命捏成詞句，錯落有致地砸到對手和觀眾頭上。

我有時會暗自慶幸希欽斯的母語並非中文，否則提筆時本就薄弱的意誌怕是要被碾成灰了。讀他的作品和看他說話一樣，會不住地驚嘆和感慨：這就是希欽斯。而他從始至終強調的一點是，作家有責任用自己的筆桿為公共討論提供道德指引、開辟道德空間，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家是人類社會無形的「立法者」，當然這樣的「立法」過程，很多時候要用作家的血肉鋪就。因此，我把寫作（或許quasi-writing更合適）當成自己的道德實踐，沒有實踐，我便是一個空洞、虛偽的人。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公共討論。在我眼中，希欽斯是好的公共討論的化身。這並不是說他的所有觀點都絕對正確、可以被拿來構建公共討論的基礎，而是說他的存在能夠表明公共討論有足夠空間（至少不同的觀點之間要有交流、有辯論）、可能朝著令人充滿希望的方向發展（事實證明，真的僅僅是「可能」），而他本人也是一個良好的公共討論參與者、意見領導者該有的樣子。每想到這裏，腦袋裏就會湧出一股叛逆，在這個分裂、站隊、認爹和錘死的時代，我就偏要喜歡這個一邊肢解基督教、一邊跟神父、拉比共進晚餐的「兩面派」，也偏要喜歡這個說「Why Women Aren't Funny」、有著一副油膩中年男子形象的家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