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雲飛：如何講古詩文

四川有句關於殺豬的俗語：殺豬殺屁眼，各有各的殺法。如此實用主義話語，與另一句四川俗語「不管白貓黑貓，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是同一個調調。古文當然也是各有各的教法，至於怎麼教，那是教者自己的摸索，與聽者自己的感知，是否相契了。

只要我們看清末民初出生的前輩們的回憶錄，我們一般都會看到他們小時讀書的情形。由於新式學堂的興起，許多人小時並不是一開始就讀「三百千千」和「四書五經」了。即便有的人讀過，他們也喜歡課外閱讀《水滸傳》、《三國演義》、《聊齋誌異》、《三俠五義》、《七俠五義》等，並非那些正兒八經的古文講本。這在胡適、蔣夢麟、顧頡剛、俞平伯等的回憶里所在多有。這並不是他們這些人才有的一個孤立現象，因為小說的故事情節和形象塑造，很符合兒童及少年的閱讀心理，這是稍懂得一點教育心理學的人，都應該具備的常識。

古典文學研究專家周振甫在《學點古文》一文裡曾說古代民眾讀書不多，「有的只能念兩三年書，可是他們有許多人還是學會了古文。他們怎樣學會的呢？有不少是靠讀小說書。他們通過讀《三國演義》等小說，學會了閱讀古文。《三國演義》的文字半文半白，開始看起來，對其中的文言部分也許還不習慣」，但由於故事情節入勝，人物形象有趣豐滿，故能吸引人讀畢其書。

「看過《三國演義》後，再找一些用古文寫的小說看，像《聊齋志異》、唐人小說和筆記小說等等。以後可讀些有故事情節、人物形象的傳記文學，如《史記》」（《周振甫講怎樣學習古文》P185，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周振甫還說像《史記》這樣的書籍最好要有選注本，他沒明說讀誰的，以我所見，關於《史記》的選注本，以開明書店（後來工作於中華書局，系顧頡剛先生的同學）的老編輯王伯祥先生選注為最佳。

很多人選古文教古文，很忽視教育心理學常識。這在中國古代好像本不是個事，至少我看到很多人讀書沒有遵守「三百千千」的路子，一開始上來就教「四書五經」也不在少數。還有更離譜的做法，那就是老師對書籍不講解，只需要你反復熟讀而成誦即可，你是否理解文章的意義，他們並沒有考慮。他們似乎都奉行「讀書百遍，其義自現」的原則，但搞忘了根本的一條，還沒讀上百遍，學生就開始厭倦那課文那書本，那如何解決呢？

中國古代的教育家及當今搞教育的人，真正著力探討過這事的人好像也不多。不知是大家明知而故意忽略呢，還是覺得這事並不重要。在我看來，這是事關教育的有效性和趣味培養之重要問題，不可以等閒視之。

「讀書百遍，其義自現」對於某些艱深的經典，猶有可說。但對於普通的教材，採取這樣的方式，是老師的無能與放任，以及對孩子興趣和好奇心培養之漠視。一篇文章讀了多遍，仍不曉其義，自然也有一些人能夠背得滾瓜爛熟，但對記憶力欠佳者就不一定能夠完成。

教學的任務，不應只看資質相對出色者的表現，而且應該讓資質相對貧弱者如何對課文的內容有興趣。正所謂衡量一個木桶能盛多少水，不取決於桶壁上最長的一塊木板，而是看那最短的一塊，才是比較正當地檢驗老師水平的辦法。這當然不是說，老師只注意跑得慢的烏龜，而忽略或者抑制那些跑得快的兔子。正是這種意義上講，因材施教特別培養所有學生的興趣和愛好，才變得非常重要。

我不僅主張教材編寫要符合兒童和少年的心理，讓他們有一個從易到難的過程。易與難當然是相對的，但從思維上講就有一個如何從形象思維漸進到邏輯思維的過程。如果一開始的課文，就特別抽象甚至艱澀，那肯定是不符合兒童心理的。與二十世紀初期的一些教材編寫相比，當今某些教材編寫對兒童心理的考慮反而不足，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如有的教材將李紳的《憫農》放在第一冊來講，於城市孩子缺乏實際生活經驗感知，同時還比較抽象。而且這樣的詩說理味道太濃，教化意義太重，接受起來的難度自然有所增加。遠不如駱賓王的《詠鵝》充滿生活氣息，既形象又有動感。甚至還不如選如今在網絡上寫古詩比較活躍，但所反應的卻是當下生活的李子的詩詞，更為有趣而貼切，如其中一首：「推大陽，滾太陽，有個神仙屎克郎，天天幹活忙。 從東方，到西方，路好寬呀路好長，雲來歇歇涼。」（《長相思》擬兒歌）

我們說教兒童要有個循序漸進的問題，那麼教成人是不是有這樣一個問題呢？

我認為依然是有的。如今白話文運動已進行了近百年，文言文的實際運用已減少到基本上消失於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地步，這是不容回避的現實。別說毛筆書法的實用功能基本消失，就是鋼筆的功用也大為降低，很多工作已成為電腦鍵盤的天下。筆毛書法的實用性基本消失，但為什麼還有一些人在練它呢？那是因為書法考級可以讓小升初時佔到些便宜，同時也可以培養一點孩子的心性，更有悟性者似乎可以走專業書法家的道路。當然，還有一點不可忽略，就是毛筆書法的漢字結構之美，也是促使不少人業餘學書法的一大動力。

但不管怎樣，由於毛筆的實用性基本上淡出我們的日常生活，那麼它的群眾基礎就基本上已經喪失。群眾基礎喪失，其實成就大師的概率就降低了，就像巴西沒有踢足球的群球基礎，中國沒有練乒乓球的龐大人口，四川沒有家家戶戶男女都擁有的中饋經驗，根本不足以誕生巴西足球王國、中國乒乓球稱雄天下、川菜之風靡全國乃至飄揚過海到世界各地。

也就是說，我們必須承認，現在的一些書法名家，其水平不及民國以前的那些藉藉無名者。鄉間稍有文化者，其書法水平高過今日一些浮在表面上的「書法名家」絕非什麼天方夜譚。難道是今人不及古人聰明麼？不是的，是實用性的喪失，使得大家練毛筆字的熱情大為降低之故，甚至有的文化人終身都不曾接觸過毛筆，絕不是什麼誣枉之辭。

所以，今天學書法，有很大的一個環境影響問題，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注意，學古文亦是如此。在這種喪失了學習動力、實用功能、學習環境氛圍的情況下，我們應該怎樣教古詩文呢？以前習字之初，還要打米字格描紅，如果你一上來，就非得從漢字發軔之甲骨文、金文開始，我想沒有幾個孩童對習書法能提起興趣。

我們都知道，漢字的演變歷程如下：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楷書、草書、行書。但教書法的人都知道從楷書、隸書、篆書、行書這樣的秩序教著走——當然這幾種漢字演變字體之教學先後，容有變化容有不同，並沒有格於一定之規——但沒有一開始就教甲骨文和金文的，這幾乎是大家所遵守的、一個不成文的教書法的規則。

但我們的古詩文教學中卻似乎不重視這樣的規律。一來從小所選詩文，想像力不夠，生活氣息不濃，說理味太重。再者所選文章，與生活無關，不容易培養人的趣味，老是在抽象的論說文里反復回轉，讓人覺得厭煩。

另外，還有不少有糟粕的古詩文入選我們的教材，而老師們又沒有能力將其長短講解透徹，促使學生或者聽眾活血化瘀，反而使得傳統文化中壞的東西從此大張旗鼓地謬種流傳。不尊重教育心理學的規律也罷了，有的人甚至專門從艱深的東西學起。我認為學古典文學應該從淺白文言，從梁啓超的文字而及明清小品，再教桐城派而及明前後七子，再上溯宋唐魏晉，兩漢及周秦。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樣的一個解講秩序，是不是與歷史形成一個淆亂的格局，因為歷史的推進與我們講解的路途是相反的。

我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問題，按溯源式講古典文學，一樣可以講到字、詞、句及語法的演變，再者也可以講此間文章學的演變。但溯源式講法，在講及此前某字變化時，只是略講，在逐漸講得較深以後，自然會回環來講某字在明清之義，在唐宋之義，在先秦之義，從而形成一個詞義、語法演變的邏輯鏈條。這就像剃光頭一樣，你先順著刮（剃），然後再反首刮（剃），才能真正剃得乾淨，否則只有一面之剃，是不可能使得頭皮光亮的。

換言之，先從明清講到周秦，首先可從接受心理和理解力上解決一開始就教艱深的上古文化所帶來的接受力受限，讓授課無效性增大，同時讓聽者厭倦的問題。或者我意在教課先講明清小品文和古典小說，然後再及明清及唐宋的文學、學術文章，然後再溯級而上，使得循序漸進，不僅是個事實過程，而是個可以接受的心理過程。先教文學，再及歷史，乃至章典制度（職官、天文、曆法、食貨等），應該是個比較可以接受的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這和兒童、少年由淺入易的接受過程是一樣的道理。尤其是對在高中以前基本是受填鴨式教育的才上大學的中國大學生來說，更應如此來教。

除了以上的講解辦法，我認為對兒童、少年，不只是選教材應貼近他們所熟悉的日常生活，他們所感興趣的人事，更重要的是要在講授中，與他們存在的生活環境聯繫起來，能收到「生活即教育，教育即生活」的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我給孩子們講解白居易的《大林寺桃花》，就先帶他們去參觀成都平原上龍泉驛的桃花，那是三月中旬。再過一個月後，四月中下旬再帶到海拔千來米的花水灣看桃花。在講解的過程中，就問他們為什麼平原地區已沒有桃花，而山上卻有，正是「山寺桃花始盛開」呢？

那是因為海拔升高對物候的變化所致，同時也比較淺顯地給他們講解一點生物學知識。甚至講到梅花雖然耐寒，但超過何種溫度之下便不能生長，古代荔枝如何保鮮，或者講到竺可楨利用古詩文文獻分析中國三千年氣候之變遷，進行科學研究。

如此一來，他們就會覺得生活中就有古詩，古詩也在我們的生活中。

又如我講白居易的《問劉十九》時，講到「劉十九」這個名字是大家族排行，非姓劉的媽媽能生這麼多個兒子。我認為這首詩是白居易派他的傭人，送到劉十九那裡請他喝酒的相當於名刺類的請柬。講到名刺時，提及成都的一條街爵版街，是清代印名片的地方。於是帶著他們實地去看，並指街上哪個地方曾經住著哪個名人，哪個地方曾是有名的學校，並且從社會學的角度——每條街道的形成，有其商業和行業上的互生性，這條街道是另一條街道的「（上）下游產業」，另一條街道又是這條街道的輔助行業——講解每條街道之間的關係。爵版街四周分別是蕃庫街、布（政使署）後街、書院街、惜字宮街，稍遠有提督街、督院街、總府街、東大街等，四周都官、商、文化人聚積之地，這就形成了一條印名刺的街道，來滿足這些街道上居住和辦公之人的需求。

講解古詩文的字詞句，除了應該有一定的「小學」——訓詁學、文字學等方面——根柢外，還需要有一種貫穿講解能力。有些人字詞句能弄懂並講得清楚，甚至歷史背景也不含糊，典章制度也門兒清，但就是無法讓你整體上把握這篇文章的用意、動機和其間的深意，那是因為缺乏常識感和人性認知維度，同時也是人生閱歷欠缺和代入感不夠所致。

同時，我還認為一個人如果沒有人文社會科學知識，要把中國傳統文化講出新意，使聽者能夠獲得更多的思考空間，幾乎是很難的。比如我講羅隱的《英雄之言》時，講道中國為何千來總是不乏打著解民於倒懸旗號的劉邦、項羽，歷史為何在治亂之間循環，如果我們聯繫著講馬基雅維里的《君王論》，以及講清楚政權來源的性質——如槍桿子裡面出玫權、選票裡面出政權、君權神授（與宗教的關係）等——那就可以幫助聽者更好地理羅隱的尖銳諷刺之道理何在。

如講歐陽修的《縱囚論》分析唐太宗為何好名，為何愛表演，「貞觀之治」是否經過各方面的化妝？同時分析政治心理學里的誠信和撒謊、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壓迫與忠誠、習得性無助、囚徒困境納什均衡等，從而使得古典文化獲得一種全新視角及可能的解釋。

我還有一點自己教學過程中的心得，願意芹獻出來，公諸同好。那就是我認為，講解古詩文除了弄懂字詞句以外，的確要準確地把握作者和作品的精氣神兒。而這種精氣神兒的把握，不只包括時代和人物的寫作背景，更重要的在於你可以將古代人情感的複雜性、生活趣味、對社會和歷史的思考，用比較有趣的、能夠匹配原作的白話文，給學生或聽眾解釋乃至翻譯出來。

甚至不妨進一步說，講好古文的一個條件，就是你的白話文要能夠匹配你所選的好古詩文，才能使古文的魅力能傳達給受眾，不辜負那些古人精心結撰的名篇佳構。我認為有比較好的白話文根柢，再配上對古詩文的精細理解，才可能使學生或者聽眾，更能理解原文的神韻。當然這不是說，你對古文的講解，就讓學生或者聽眾只停留於你對古詩文的翻譯上，而是說因此引領他們進入古詩文之路，讓他們獲得更多的美的享受。

比如張君嗣的《與所親書》：「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寧息。人自敬丞相長使，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我講的時候講中國今日之官員如何異化，退休後無趣而死得快，而西方官員退休後生機蓬勃，到底是什麼原因促成了這樣的差別？像張君嗣這樣明白而能說出來的官員，為何在中國不多？

我的白話文意譯是：「最近我出去考察，白天黑夜人來人往，門庭若市，求官的，請謁的，多到不可勝數，使人不得安寧與休息。那些人只不過尊敬我這個國務院秘書長的位置，我張君嗣這個男人只不過是附著在國務院秘書長位置上的一張皮，真是煩透了。」這當然不是一段與古文一一對應的白話，但精氣神兒，我覺得出來了的，趣味也基本上有了，就像我比較得意的對明清小品作家張岱兩句著名的話之翻譯一樣。

張岱原文謂：「人無疵，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氣也；人無癖，不可與交，以其無真情也」，我的翻譯是：「人沒有毛病，不能跟他交往，因為他是個死人；人沒有興趣和愛好，不能跟他交往，因為他是個冷血動物」，自以為與原文神韻無限接近。

要言之，我認為只是說古典文化很好，不能從生活來講解與體悟，不能用其它學科的知識來旁證古典文化的精妙，批評它的朽爛之處，啓舊揭新，那麼古典文化不能獲得一種生命意義上的更新。我不能說自己會做得多麼好，我只能我將努力在這些方面有所嘗試，讓古典文化中精彩的東西重現光芒，以便我們在情感和精神上有所依託。

但我必須再重復一遍，我不認為講解傳統中國文化，就要變成一個文化上的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我做夢都沒有這樣想過。我並不跟誰比愛國，跟誰比愛中國文化，我只知道必須更新中國傳統文化，使它能夠在今天接續先賢們的文脈，但並非泥古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