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獅子不發威，你當我是好人嗎？

文字 / 喬伊 | 編輯 / 一然

在第78屆金球獎的頒獎典禮上，《我很在乎》的女主角裴淳華女士（Rosamund Pike）榮獲本屆金球獎音樂喜劇類最佳女主角。

繼參與出演大衛芬奇的懸疑大作《消失的愛人》（Gone Girl, 2014）之後，裴淳華繼續出演了一個有野心會復仇，堅韌又絕不退讓的角色。

但是這個角色，不是像普通壞人主角一樣最後洗白，獲得觀眾的大片同情。

她從頭壞到底。從來沒有真正擁抱過善良。

在女主角獲獎後的幾日裏，最近爆火的聲音社交平臺，clubhouse，竟然出現了吐槽裴淳華演技、認為她不值得獲獎的房間。各種各樣對她的評價也是褒貶不一，五花八門。

即使連很多好評都評論到主角有多麽可恨。

這樣的女性角色確實不討喜，還讓觀眾在看完電影後慎得慌。然後也真正的氣到了部分觀眾。

看完電影後，腦海裏還在不斷閃現她禮貌又危險的假笑。

這樣的微笑看似普通，但其實暗潮洶湧。比如女主角在迫害別人時不像普通的壞人角色兇神惡煞的，她一禮貌微笑，既絕不想順從，也像泄了氣的皮球一樣無法反抗。 

這樣揮之不去的表情，與電影情節和故事的起承轉合完美契合。這樣的微笑也是其他演員難以復制的屬於裴淳華的獨特表達。

她的自信與堅韌是坦誠的，性感也是。

或許，在部分觀眾心裏，不願意接受的並不是她的演技，而是這個角色。

她做的每一個決定，露出的每一個微笑，都在謀殺觀眾的同理心。

作為一部要創造商業價值的電影，它在類型電影上的突破是可圈可點的，而這種突破的核心，就是電影的女主角瑪拉（Marla Grayson）。

從電影的第一句獨白開始，女主角瑪拉就打破第四堵墻，在漆黑的屏幕裏對著觀眾說：“Look at you, sitting there.” （看看你自己，就這麼坐在這。）女主角瑪拉強有力的聲音在電視機前傳開，帶著一絲說教和鄙夷的語氣，放佛我們是她正在馴服的綿羊。

然後她用一段旁白直截了當地引出整部電影的 “status quo”， 也就是瑪拉的世界的“現狀”。

“這是一個弱肉強食的世界，世界上的人分為兩種，一種是’獅子’，另一種是’綿羊’。” 女主角瑪拉在未經任何鋪墊的開頭就直接說到：“我，瑪拉·格雷森，才不是什麼綿羊。我他媽是一頭母獅子。” 

霸氣外露的腔調，“我是一頭母獅子”。

電影就這樣拉開了序幕，接下來半個小時裏是瑪拉生活的沈浸式體驗。

她經營著一家政府認可的監護人公司。她專門為“身體欠佳”的老年人提供“監護”服務。換句話說，通過成為他們的監護人，她能掌控老人的一切。老人的財產，生活和自由。老人們的子女們見不到老人，老人的衣食住行，吃喝拉撒都被她和與她為謀的老人療養院嚴格控制著。要是不安分了，就直接灌幾粒作用很猛的藥。

瑪拉把這些老人的照片都貼在墻上。誰去世了就將照片撕下，哪裏有空位就一目了然。本來是需要被社會與家庭悉心關照的人群，就這麽像盤核桃一樣被瑪拉盤在手裏。

這樣的日子一直重復，直到她把一位黑幫大佬的媽媽送進療養院。

這位黑幫大佬的出現，才給了故事一個真正的開始。

我們得首先認清，這是一部黑色幽默商業片。它的首要目的是娛樂觀眾。

這就要看你能不能被黑色“幽默”了。

黑色幽默是對現實采取嘲笑抨擊，揭露和諷刺，幻想和否定結合在一起的“黑色”的“幽默”。作者們的意圖通常是在強調社會環境是難以改變的，因而作品中往往流露出非作者主觀意識的悲觀絕望的情緒。我們通常會看搞笑視頻裏的人出糗哈哈大笑，但是他們在當時可是遭遇著掉進河裏或者電動車撞在樹上的不幸。

個體的悲劇通過簡單的展現個體就能實現，但是整個社會的悲劇難以通過單個人或者單一的環境來訴說。黑色幽默電影《在布魯日》（又名《殺手沒有假期》）雖說沒有直接描繪布魯日是個充滿廝殺的地方，但是通過接二連三的愚昧的死亡烘托出整個布魯日是黑暗的，陰郁的，沒有希望的。

瑪拉電影世界裏的社會對於坐著看電影的我們也是一樣。它平鋪直敘，明目張膽，露骨，甚至還在對屏幕前的我們強行溝通。

此“幽默”非彼幽默。揭露和諷刺才是黑色的幽默。

電影先讓我們在一段嚴肅的老人與療養院的社會問題上憤怒，懷疑與思考。療養院無法逃離，沒有出路。就連超級厲害的俄羅斯黑幫也搞不定。故事就這樣用著黑色電影一貫用的伎倆—槍殺，追擊和復仇來演繹著“母獅子”瑪拉的絕對領域。

最後淩駕於所有“黑色”情節之上的設計，是這位主角，是女生。

在這個所有電影都在描繪各種各樣的正面感性的女性角色的現代浪潮中，瑪拉這樣有嚴重社會問題的角色不僅出現了，她還成為了電影裏著重描繪的主角。當黑幫律師去找女主角瑪拉談判的時候，律師恐嚇她你如果不放走那位老人，你接頭的醫生，他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他的措辭“他” （He）立即被瑪拉打斷：“是她，她就是她，醫生是個女性。”

她的糾錯把黑幫律師的節奏完全打亂。雖然瑪拉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大壞蛋，但是不得不說，此刻她擁護女性的做派讓我心裏的快感悄然萌芽！

在談判結束後，她抽了兩口她的電子煙。意味深長的坐在辦公室裏思考。煙霧迷漫，不言不語，像極了過去的黑幫片裏商業巨頭或者黑幫大佬抽著雪茄煙霧繚繞的特寫鏡頭。只是，她抽著的是電子煙，一個新時代的進化過的產物。雪茄的時代已經過去，電子煙的盛行已經到來，同時到來的，還有擁有電子煙的手握實權的女性。

她壞的張弛有度，是一只笑面虎。表面溫柔迷人笑容甜美轉身就在你背地裏插兩刀的壞女人。不過根據裴淳華的表演來看，也可以將她的微笑分析成公然的挑釁和身份的象征甚至美國文化的彰顯。

這樣的笑面虎女壞人，也能讓人聯想到電影專業名詞 — femme fatale （致命女郎），這種類型角色從電影誕生初期就出現了。之後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的好萊塢黑色電影中盛行直到今日。Femme Fatale 主要指那些通過自身的魅力誘使男性沈溺的女性。這裏有兩個重點：一是她們是通過自身的魅力做壞事，那說白了就是色誘唄。即使當時電影不會拍出低級的色誘橋段但是通過致命女郎的服裝與男性角色的反應就能悉知。

瑪拉不是這樣的人。她從來沒有施展自己的性感誘惑任何人，她沒有借著男人的力量辦任何事。她的愛人也是一位女性並且是她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那麽，她還是Femme Fatale嗎？根據上述的定義她已經不是了，但是她似乎屬於另外一個領域—黑幫的範疇。

想起黑幫片，我們總是想起《教父》系列，《好家夥》甚至最近的《愛爾蘭人》。這裏他們共同的特點是他們的黑幫情節非常現實，各個黑幫流派的歷史在真實世界都有跡可循。但他們同時也表達出來黑幫的地位已經被社會現代化所取代。黑幫文化在衰退。但其意誌可沒有。那麽它究竟變成什麽了呢？瑪拉給了我們一個清晰的答案。

她，就是現代的黑幫。

不過，她的小弟呢？別的黑幫大佬身後都有一群小跟班場面可大了。別忘了有一場戲，被囚禁的老太太要從“養老院”逃出來的情節裏，瑪拉的出現立馬讓全身肌肉的大個頭—“養老院”護工們全部為她言聽計從，有人拿著棒子就對著劫匪當頭一棒。他們立馬借著劫匪走神的瞬間卸下敵人的武器。而瑪拉要做的，就是簡簡單單發號施令，然後從門前走過。

這樣“表現”護工們，不就是頑強的黑幫小弟們嗎。

除了這個淺顯的符號化的小弟，還有更多其他瑪拉的“小弟”的表達。不過從頭說起，黑幫黑幫，一個團體的精髓互相幫忙才是黑幫的內核。“做壞事”已經是一個隨隨便便的形容詞了。

她們的互相幫忙是緊密的。從醫生到瑪拉這樣的監護人，再到真正的俄羅斯黑幫和法院的法官。不管有意識沒意識的站在瑪拉這一邊，都是“黑““幫”。

正是這樣的幫忙，讓我們感到害怕。也就是這樣的黑幫，讓我們對瑪拉產生了不容撼動的權威感。這是致命女郎無論如何都表達不出來的內容。

女性平權，道阻且長。但在這條道路上突然出現一個“反面教材”，她揮著社會黑幫的旗幟叫在社會上喊叫著女性的存在，即使這個故事這個角色可恨整體內容過於理想化，但是電影通過描繪瑪拉的邪惡展現了女性的與往常不一樣的一面。

是的，女性也可以成為權力強大的壞人，也可以無惡不作，也可以變成商業巨頭，男性長久以來霸占的社會領域，現代女性都可以到達一樣的深度與高度。

電影是聰明的。它把Femme Fatale畫上了句號。開啟的是現代女性在電影中邪惡的表達。

電影還有很多聰明的地方：大反派黑幫大佬由身患侏儒癥的彼特·丁拉基出演；主線劇情被綁架的老人是一位堅韌的老年女性；養老院裏都是清一色的男性護工。她告訴女性觀眾，要做綿羊還是獅子，是可以你自己來選擇的，而不是通過你的性別或者邊緣性少數性來斷定。

觀看議論的人多了，大家指出各種各樣的槽點，慢慢電影也開始漏洞百出，比如俄羅斯黑幫的做壞事的細節處理的不夠精致，殺人有些快刀斬亂麻的意味。還有後半段的劇情走向預測性極高，丟失了不少觀看的趣味性。

這樣的可預測性一直持續到瑪拉被一位開頭“被壓迫的庶民”射出的子彈穿過身體。如果不開這一槍，那麽可能就是現實世界了。

不過話說回來，電影和現實永遠是兩回事，但是社會性別化還有女性對尊重的索求始終如一的存在於所有空間裏。

瑪拉這位女性不靠性別或性拼事業。她精準的對現代女性的表達增強了她邪惡屬性的真實感。當女生想要做壞事的時候還有男生的份嗎？也許現實裏，只是大部分女生選擇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