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y First 64

明確知道六四這件事是去年政治覺醒階段，它和中共對新疆的長期鎮壓、對NGO和人權律師的打壓、對言論自由的傾軋，以及正在發生著的清零運動一起，在一個極其短暫時間段內衝擊著我此前對於中共威權復雜又疏離的態度，直至四通橋事件最終叫醒了裝睡的我。因此六四對於我而言，重要又沒有那麽重要，許多人將六四和白紙相聯繫，我似乎也並沒有因此想要更多地了解六四。

六四在我的腦海裏，是一連串可以非常清晰地歸類進「極權壓迫人民」的意象群，槍彈、坦克、火焰，鮮血、尖叫、九歲的小男孩，也許正是因為這些，它在大部分所謂反共人士的心中，才具有了如此突出的浪漫化色彩。但是一直以來對我吸引力更大的，其實是更加遙遠且無聲的新疆的遭遇。這也許是因為當我認識到了自己身為漢族人如此壓迫性的優勢地位之後漫長而強烈的愧疚感，我害怕在2022年11月如此輕易地被動員的我是傲慢地消費了獨屬於她們的苦難，所以我感到一種必須了解的道德壓力。

但我確實決定在今年六四這天絕食，作最小程度的抵抗，這主要是響應許誌永的呼籲。決定時順手查了下日歷，今年的六四是周日，便松了口氣，似乎會容易些。結果六四前一周，體育老師宣佈將最後一次定向越野的測試時間移到周日，也就是六四這天。一開始我有些不知所措，但馬上也接受了這個現實，這大約就是註定降臨的阻礙，而這份阻礙，反而會賦予我最低限度的抵抗更多的意義。

這一天似乎註定是困難的。早上十點出門參加測試，第一趟迷路了只能重新開始，在山間上上下下跑了一個半小時。回到宿舍也沒法午睡，因為下午還有一個實踐活動需要參加。完成實踐活動已經是下午四點，在地鐵和博物館裏又走了兩個小時，後期已經開始感到輕微的頭痛。晚上決定把《天安門》看完，詳細了解一番我正在紀念的這件事。看到最後三十分鐘時頭痛已經到了難以忍受的程度，然後便開始隱隱有些想吐的感覺，於是迅速洗漱躺在床上蜷縮著等待睡眠降臨。因為集體生活的諸多不便，我只能選擇從六月三日晚上到六月五日早晨這段時間，算一算大約也可以是三十四個小時。總之，原本預想周末輕松簡單的一次紀念活動真的變成了和三十四年前某種程度上可以產生共鳴的身體歷程。

除了預料之外的身體不適，更讓我有所感觸的是《天安門》這部紀錄片的內容本身，以及屏幕裏學運領袖三十四年前的真誠與三十四年後的虛偽的對比。其實我不太知道這裏應該用什麽形容詞才能準確地描述三十四年後的他們，無知，或是惡意，或是虛偽。而這一切在紀錄片的文本裏已經有了答案。這部紀錄片沒有我預想之中血腥場景的大量呈現，而是更加冷靜的回顧和陳述，從最初的學生運動到工人和市民乃至軍隊的行動。在我看來，其中和當下關系最密切的是這樣一個觀點，由於長期以來多元豐富的政治教育的缺乏，縱使學生們擁有了站起來反抗當權者的勇氣，卻也無法在短期而劇烈的行動中擁有政治實踐的能力，她們的思維方式和話語形式，依然是被共產黨的各種教育和宣傳籠罩著的。她們同樣渴望壯烈的流血犧牲，渴望犧牲後的一呼百應，渴望混亂中萬眾矚目或是大權在握的個人英雄主義快感。她們主要的思維方式，依然是黑白分明的二元對抗敘事。這種二元的思維方式，也就讓他們如此輕易地道出了對他的性騷擾指控是中共對六四紀念的幹擾等等令人難以置信的說辭。

六四在我這裏一直沒有什麽特殊的意義和浪漫化色彩，紀念過之後便也只是紀念了，所有的政治運動本應如此，舉了白紙貼了口號便就只是舉了和貼了，此後關於運動行動視角的反思才是真正應該重視的。然而中共對六四紀念的打壓讓紀念本身都具有了某種神聖化浪漫化的色彩，在六月四日這天想起這件事然後在墻內的互聯網上象征性地「衝塔」便是全部了，最後全成了一個梗，一個耷拉著嘴角的玩笑，紀念本身成了六四的全部。但然後呢？紀念結束之後呢？運動為什麽失敗，如果再次運動需要什麽，如果不采取運動形式又該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實現溝通和連接？如果沈浸在紀念中沒有進一步的思考，不還是落入了中共的圈套當中嗎？

我不想再花多余的時間去談論這些如今看來顯得陳腐落後的民運領袖們了，因為除了和他們一樣陳腐落後的擁護者們之外，已經沒有真正在做事的年輕人會落入他們的陷阱當中了。我為我們這一代關心政治並正在為之付出努力的年輕人們感到驕傲，我們是理性的、冷靜的、面向現實的，去中心化的時代，我們從來都不需要任何領袖，我們是漫山的野草，我們永遠也無法被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