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兰的故事》连载之三

阿拉伯半岛的语境

英格丽·马特森/文

王立秋/译

阿拉伯半岛的语境

在六世纪末的时候，统治麦加的是古莱氏部落，先知就出生在这个部落。阿拉伯半岛上的部落，无论定居还是游牧，都不为某种政体所统一，也不受什么共同的权威的统治。在数个世纪里，形形色色的权力，包括拜占庭人、波斯人、和埃塞俄比亚人，都为确保他们的利益，而进入过半岛。相互交战的拜占庭和波斯帝国，时不时地也会利用在半岛北部生活的游牧部落民，来保护和扩张它们的边界。它们给这些部落金钱、荣誉的头衔、和其他激励，而尽管帝国们做出了最好的霸权的努力，但这些部落依然反复无常，倾向于在觉得对自己有利时，就改旗易帜。[1]六世纪时，半岛最东边的也门，在中央权威倒台后，就发生了多次权力的斗争。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基督教统治者（“尼加斯”）派军队推翻了迫害基督教徒（后来的穆斯林学者认为，古兰第八十四章[原文有误，应是古兰十二宫章85:4，“愿掘坑的人们，被弃绝，那坑里有燃料点着的火，当时，他们坐在坑边，他们见证自己对信士们的罪行”，塔巴里等学者认为，这里指的就是犹太统治者杜·努瓦(Dhu Nuwas)对纳季兰基督徒的迫害。——译注]中所纪念的）的犹太统治者。[2]东非对阿拉伯半岛南部的霸权持续了半个世纪，直到波斯萨珊人的到来（图一）。[3]

（图一：阿拉伯半岛被几个帝国包围，但在七世纪初的时候，没有一个帝国可以说控制了这个地方）

在半岛内，部落之间的联盟也一直在变化，但它们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和可预见性。各部落为互保和方便贸易和履行而结盟。弱小的、人丁稀少的部落很容易被迫妥协，但他们面临的另一个选择，则是一种持续不安全的、随时可能死亡的和容易被更强大的群体掳掠的生活。[4]在六世纪末，古莱氏看起来成功地缔结了足够持久的联盟关系，因而，他们才可以进行跨越半岛的，特别是在也门和叙利亚之间的骆驼对商贸易。[5]半岛许多部落都认为麦加是神圣的，这点，也给了古莱氏独特的优势。

麦加也很少受阿拉伯半岛边缘发生的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影响。不过，在570年左右，也即据说穆圣出生的那一年，麦加圣地却差一点被毁了。根据早期伊斯兰历史学家的说法，事件的起因是萨那(Sana’a)修建了一座宏伟的教堂，麦加人认为这是在和克尔白竞争，想把阿拉伯朝圣者引向半岛南部。[6]一个或多个麦加人做出了亵渎教堂的反应，这就使得阿比西尼亚将军艾布拉哈(Abraha)决定摧毁克尔白。艾布拉哈的军队做好了战争准备，向麦加进发，随军的还有一头用于摧毁天房的战象。根据伊斯兰的文献，这头大象哪怕受到鞭笞也拒绝向克尔白前进，然后，一群遮天蔽日的飞鸟投下石头，奇迹般地击溃了艾布拉哈的军队。[7]

麦加人认为，“象之战”的结果，清晰地表明，真主是保护并祝福克尔白的。这在伊斯兰时代，得到了古兰关于此事件的一则启示的证明：

难道你不知道你的主怎样处治象的主人们吗？

难道他没有使他们的计谋，变成无益的吗？

他曾派遣成群的鸟去伤他们，

以粘土石射击他们，

使他们变成吃剩的干草一样。

（象章；105）

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并没有对超自然的力量可以打乱人事的正常进程而感到惊奇。他们意识到，特定的地方，和特定的实践，有指向看不见的力量的，特别的意义。他们在旅行时会经过闹鬼的山谷，会在受祝福的树下休息，也会找预言者寻求建议。整个沙漠上也分布着各种各样的绿洲圣地（harams），在这些地方，当地的神圣家族维持着圣地，并负责调解争端。[8]但阿拉伯半岛最伟大的、最受人们尊重的圣地，还是麦加的克尔白。

到穆圣诞生的时代，看起来，古莱氏和其他当地的部落视克尔白和萨法山与麦尔卧山为神圣，已经有好几代人之久了。不过，从史料来看，古莱氏把麦加发展为阿拉伯人的主要朝圣之地，还只是穆圣出生几十年前的事情。[9]重新发现渗渗泉，是穆圣的祖父，阿卜杜拉·穆塔里布(‘Abdal-Muttalib)的功劳。[10]到六世纪末的时候，整个阿拉伯半岛上的部落，每年都会来麦加朝圣，在这里参加各种各样的仪式。据说，在崇拜中使用石偶和木偶的做法也很常见，而以偶像的名义，来纪念祖先和献祭动物的做法也很普遍。[11]人们会在某几个被认为神圣的月份里朝圣，在此期间，陌生人、甚至敌人都可以毫无恐惧地混居于麦加。麦加圣地不允许携带武器，也禁止暴力。古莱氏主持朝圣活动，给“天房”——亦即，克尔白——的客人提供水和生活的便利。[12]

非洲和西亚的主要宗教——基督教、犹太教、和祆教——对麦加的居民来说，自然也不陌生。[13]麦加最少也是有一些基督徒的，基督教在也门，特别是南方的纳季兰城的存在也很显著。叶斯里卜城里还有大量犹太部落，先知祖上还和他们有联系。[14]叶斯里卜，在先知履行使命的第十三年，在那里建立他的伊斯兰共同体的时候，更名为“麦地那”，也即，“先知之城”。

在旅行和贸易中，古莱氏也和叙利亚、波斯、也门和阿比西尼亚的基督教、犹太教、祆教社群打过交道。也许是因为如此深刻地依恋克尔白，故而，古莱氏并没有接受这些宗教中的任何一个。通过易卜拉欣（亚伯拉罕）的模型，来协调克尔白独特的神圣性，和普世的一神教，是穆圣的使命。穆圣批评在克尔白内放置、使用偶像的做法，认为这是对其先祖易卜拉欣确立的一神原则的侵犯。据说，直到那个时候，那些为数不多的，受偶像崇拜困扰的麦加人，才开始追寻真正的亚伯拉罕宗教(al-hanifiyya)，他们中的一些最终接受了基督教，另一些则一直是独立的、不从属于任何宗教的一神论者（图二）。[15]据说，这些个体不吃向偶像献祭的肉，也不参加在他们看来是偶像崇拜的仪式。

（图二，埃及圣凯瑟琳修道院的圣母与圣子图，自Wikipedia/K. Weitzmann: “Die Ikone”。和后来，在伊斯兰帝国与基督教帝国冲突后的情况不同，早期穆斯林看起来是更加认同于基督徒的。早期的一部穆圣传记说，穆圣在移除克尔白的偶像的时候，留下了一幅尔萨[基督]和麦尔彦[玛丽]的画像；当然这遭到了后来穆斯林学者的驳斥。[伊本·希沙姆IbnHisham, p. 552]）

阿拉伯语

尽管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半岛的部落并不统一在一个共同的政治或宗教权威之下，但他们的确共享文化的许多重要的方面。特别是，到七世纪的时候，阿拉伯语，作为传播价值和认同（这些价值和认同使阿拉伯半岛的部落区别于其他的群体）的载体的阿拉伯语出现了。[16]此时，书面语才刚刚开始出现，几乎没人使用，但口语的沟通已经非常复杂了。

诗，是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人最伟大的文化产物，他们发展出多种诗歌体裁，和这些体裁的各种区域的变种。诗在当时主要是口头传诵的，它们的韵文和内在的音步给了它们一种强烈的音乐感——有时，人们甚至会伴着音乐、或至少是打着节拍吟诗。诗人们夸耀浪漫的关系、和军事的征服，爱到分别的恋人、和死去的战友。在盖绥达(Qasida)——一种在前伊斯兰时代的阿拉伯人看来最高级的史诗——中，诗人会通过赞美对族人的忠诚、和抨击敌人来强调和强化群体的团结。诗人也会称赞伟大的战士和部落领袖对寡妇和孤儿的善待，认为这样的行为是高贵的义举。他们分配的财富来自劫掠和战利品这件事情，在当时的人看来并不成问题。前伊斯兰时期的大诗人之一，拉比德(Labid)，就在下面的诗句中再现了这种看法：

每个本地女人都寻求我营帐绳索的庇护，她们

憔悴、衣衫褴褛，像在主人坟上蹒跚的母骆驼。

当冬风呼啸，她的孤儿们就会投入

我族人肥美肉食流下的肉汁，

在部落大会召开的时候，总有我们中的一个人

力争要务，为她们担责，

一个战利品的分配者，给每个氏族应得的份额，

对大人物要求她们的权利，向更强力者要求无用者

拒绝的权利；一个慷慨的人，大方地，用他的赏金

助人；一个胜利者和掠夺者，夺走他想要的一切——[17]

在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人那里，对敌人的仁慈和宽恕，是遭鄙视的。男性气概(muruwwa)，是通过大胆地寻求血亲复仇来证明的。只有流血，才能恢复一个受到外人攻击的群体的完整。甚至女人也有她们自己的诗歌，在诗中，她们会鼓励自己的男人，去为死去的族人复仇，并鄙视愿意一切接受补偿或妥协的男人。下面的诗句就是这类诗歌的典型，在诗中，一个前伊斯兰时期的女人质疑了她的部落的男人的男子气，说如果他们不为被杀害的族人复仇的话，他们算什么：

如果你们不为你的兄弟复仇

那就把武器

扔到粗砂上

画上眼线，披上衬裙

穿上女人的胸衣吧

一个被压迫的族人有你们这样的氏族可真是不幸！[18]

坚守武德并不能防止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人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这一时期的诗人，也极为敏感、优美地描述了他们的自然环境。不过，尽管古兰的启示会提醒人们注意，自然地元素，是造物主的迹象，和真主将在死后再造生命的证据；但前伊斯兰时期的诗人，是没有这样的希望的基础的。与氏族分开的诗人的情绪是思念和忧郁的。对他来说，风景中到处是不可追回的过去的踪迹，和特定的、最后的分别的征兆。在变成穆斯林之前，著名的诗人坎萨(Khansa’)描述了何以在他挚爱的兄弟萨克尔(Sakhr)死后，世界对他来说只意味着丧失和绝望：

日出让我想起萨克尔

每次日落时我也会想起他。[19]

麦加是聆听最好的阿拉伯诗人吟诵他们的诗文的主要场所。在先知诞生几十年前，在贸易的发展，使古莱氏在阿拉伯半岛站稳脚跟的同时，麦加作为一个文化中心，也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每年，最好的诗人都会在乌卡兹(‘Ukaz)市场集会，竞相吟诵他们的史诗。据说，多年来，一些是个被认为是如此地非凡，以至于它们被光荣地悬挂在克尔白上（悬挂，即mu’allaq——这也就是它们的集体名称悬诗，“Mu’allaqat”的由来）。穆圣就是在这样一个圣地长大的，在这里，天房可以说真正披挂着雄辩的语言。

[1]弗雷德·麦格劳·多纳(FredMcGraw Donner)：《早期伊斯兰的征服》(The Early Islamic Conquest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37-49。

[2]诺尔伯特·奈比斯(NorbertNebes)：《纳季兰的殉难者与希木叶尔的终结：论六世纪初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政治史》(“The Martyrs of Najran and the End of the Himyar: On the PoliticalHistory of South Arabia in the Early Sixth Century”)，载《语境中的古兰：对古兰背景的历史和文学研究》(The Qur’an in Context: Historical andLiterary Investigations into the Qur’anic Milieu), ed. Angelika Neuwirth,Nicolai Sinai, and Michael Marx (Leiden and Boston: Brill, 2010), 27-59。

[3]阿卜杜拉·马立克·伊本·希沙姆(‘Abd al-Malik ibn Hisham)：《先知生平》(al-Sira al-Nabawiyya), 4 vols. (Beirut: Dar al-Khulud, n.d.); 后文中所有对这部作品的引用，用的都是阿尔弗雷德·吉约姆(AlfredGuillaume)的译本，载《穆罕默德生平》(The Life of Muhammad: A Translation ofIshaq’s Sirat Rasul Alla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4-21; 参阅伊尔凡·沙希德(Irfan Shahid)：《前伊斯兰时期的阿拉伯半岛》(“Pre-IslamicArabia”)，载《剑桥伊斯兰史》(CambridgeHistory of Islam), 2 vols., ed. P.M. Holt(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0),1:14.

[4] Donner, 20-37.

[5] R. 西蒙(R. Simon), 《无战争的商业》(“Hums et Ilaf, ou Commercesans Gurre”)，载《匈牙利科学院东方学报》(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Hungaricae), 23, 22(1970): 205-232; 米哈伊尔·D.布哈林(Mikhail D.Bukharin)：《前伊斯兰古代商路上的麦加》(“Mecca on the Caravan Routes in Pre-Islamic Antiquity”)，The Qur’an in Context，115-134。

[6]关于对阿拉伯半岛南部的教堂，和六世纪文化背景的描述，参见，芭芭拉·芬斯特(Barbara Finster)：《古代晚期的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时代半岛的文化情景概述》(“Arabia in Late Antiquity: An Outline of the Cultural Situation inthe Peninsula at the Time of Muhammad”), TheQur’an in Context, 61-114。

[7] Ibn Hisham, 21-30.

[8] Donner, 34-37.

[9]艾布·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伊本·穆斯林·“伊本·屈底波/古太白”·迪纳瓦里(AbuMuhammad ‘Abdullah ibn Muslim “Ibn Qutayba” al-Dinawari)：al-Ma’arif(Beirut: Dar al-Kutubal-‘Ilmiyya, 1987), 312。

[10] Ibn Hisham, 62-63.

[11]约瑟夫·黑宁格(JosephHenninger)：《前伊斯兰时期的贝都因宗教》(“Pre-Islamic Bedouin Religion”)，载《伊斯兰研究》(Studies on Islam), ed.Merlin L. Swartz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3-22。

[12] Ibn Hisham, 55-56.

[13]关于前伊斯兰时期阿拉伯半岛宗教，有很多很好的研究，包括A.F.I. 比斯顿(A.F.L. Beeston)：《前伊斯兰时期也门的犹太教和基督教》，载《南方的阿拉伯：历史与文明》(L’Arabie du sud: histoire et civilization, 法语中L’Arabie du sud是一个术语，泛指阿拉伯半岛南部，但主要指也门), ed. JosephChelhod (Paris, 1984), 271-278；古兰也在黄牛章2:200中提到了前伊斯兰时期以先祖名义做的，献祭动物的实践（“你们在举行朝觐的典礼之后，当记念真主，犹如记念你们的祖先一样，或记念得更多些。有人说：「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他在后世，绝无福分。”）。

[14]他的曾祖父，希沙姆，娶了一个来自叶斯里卜的女人，她生下了先知的祖母，阿卜杜拉·穆塔里布(‘Abd al-Muttalib)。Ibn Hisham, 59.

[15] Ibn Hisham, 98-103.

[16]恩斯特·艾克索·诺夫(ErnstAxel Knauf)的《阿拉伯-阿拉米语和阿拉比亚：从古代阿拉伯语到早期标准阿拉伯语，公元200-600年》(“Arabo-Armaic and ‘Arabiyya: FromAncient Arabic to Early Standard Arabic, 200CE-600CE”)描述了六世纪“早期标准阿拉伯语”的状态，见The Qur’an in Context,197-254.

[17]苏珊娜·平克尼·施特克维奇(SuzannePinckney Stetkevych)：《默然的不朽者言说：前伊斯兰时期的诗歌与仪式诗学》(The Mute Immortals Speak:Pre-Islamic Poetry and the Poetics of Ritual,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3), 16-17.

[18] Stetkevych, 196.

[19]雅罗斯拉夫·施特克维奇(JaroslavStetkevych)：《内志的和风：古典阿拉伯纳西布的怀念诗学》(The Zephyrs of Najd: ThePoetics of Nostalgia in the Classical Arabic Nasib, Chicago: University ofChicago Press, 1993); M.M.布拉夫曼(M.M. Bravmann)：《早期阿拉伯概念中的死后生命》(“’Life after Death’ in Early Arab Conception”)，载《早期伊斯兰的精神背景》(The Spiritual Background of Early Islam, Leiden: Brill, 1972), 288-295。

首发于微信公众号：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0MDU5NDg4NA==&mid=2247483977&idx=1&sn=9417299524d08f60b3095e43540bb250&chksm=fb3785e2cc400cf4c4f986d61f2bc43027e36c892263c9b37beb3e5d05bf2304a4096e08f72e&scene=0#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