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晴：忍对黄河哭禹功（中）

一篇写于二十多年前的文章，今天转载于一微信公众号

仅将此文献给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的、已经过世的方宗岱、张寿荫等各位工程师和尚在世的黄万里教授、温善章工程师。

（一）黄河

（二）鲧和禹

（三）三门峡

（四）在黄河筑坝——近代黄河治理

（五）三门峡工程——“黄河清”

（六）学有专长的人们

（七）被迫改建

（八）教训

（九）三门峡工程与三峡工程

接上篇

六、学有专长的人们

千军万马的热潮已难于抵挡：1957年4月13日，三门峡工程正式破土开工。

不知这“征服黄河第一功”32能不能算作世界创举。因为，我们在下文将要看到，这项已经开了工的“千载难得”的工程，在最重要的数据如正常运用水位、死水位、泻孔底槛高程等没有确定，工程的基本原则如防洪为主还是发电为主，防多大的洪水，拦沙还是排沙……也都没有定下来的情况下，那厢已经在“挑灯夜战”、“争分夺秒”了。

开工归开工，有一件事还没有照办：“总理指示”对不同意见的讨论。

什么意见呢，让我们暂时回到1956年。

这年5月，在得知1954年的《规划报告》和苏联的《设计要点》后，黄万里教授向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提出《对于三门峡水库现行规划方法的意见》，就整个三门峡水库规划思想提出质疑。

黄万里是共产党的“老朋友”黄炎培之子，当时清华大学水利系的教授。不过刚刚四十出头，已有极为可贵的实践经验和科班训练。

他1932年从唐山交通大学毕业后，即担任桥梁工程师；1931年的长江汉水泛滥，加上1933年的黄河决口，“激动了许多青年奋志学水利”33.当时一位前辈许心武先生所说“江河大水之后调查全国人才，都是土木结构出身的，没有一人长于水文学，而不通水文等于未入水利之门，只能设计施工罢了”一段话，对他刺激最深，黄万里决定从水文学入门学水利。

1934年1月，他来到美国。想到洪水不外乎源于暴雨，于是先念气象学，以“暴雨统计”为硕士论文（康奈尔大学）；随后选修地理，以“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为博士论文（伊利诺伊大学）；又自己驾车行45000英里，看遍美国大工程；还在著名的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实习了4个月；又沿密西西比河考查，直到1937年。从美国回国后，先是担任当时国民政府经济委员会的水利技正，随后任四川水利局的工程师、测量队长。当时正是对日作战期间，他一路步行，查勘岷江、乌江、嘉陵江，直到抗战胜利。1947年，任甘肃省水利局长；1949年，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用他的话说：“学习了多门地理学和地质学，于是眼界张开，明白了以前所学的土木结构理论远远不足以解决洪水问题。水利工程造在河里，将改变水沙流动态，从而使河床演变。当时还没有建立地貌学。回国工作10年后，沿河步行了3000公里，才自己在头脑里建立起了水文地貌的观点，这才对于治河的问题有了一些认识。”34

之所以在这里不厌其烦地介绍黄先生学历，只希望读者有一个概念，他为什么能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几乎孤身一人，从原理上反对黄河干流上的三门峡工程和长江干流上的三峡工程，无论遭到怎样的打击和孤立，绝不妥协。

在他的这份《意见书》里，黄万里对于整个三门峡水库规划思想提出质疑。他认为，筑坝虽然有调节水流的有利一面，但必然破坏河沙的自然运行。“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后果。关于泥沙，黄万里认为许多“专家”基本概念不清：

必须提醒，在坡面上的水土应该尽量保持在原地；但对于那些已经流入河槽里的泥沙，却相反地应该要督促它们继续随水流下去。这才是人们了解了自然规律而去利用它限制它、却不是改变它的正确措施。那些故意要把泥沙留在库内的设计思想是错误而有害的。主张在支流修拦沙坝是企图改变客观规律的措施，是不正确的35.

他认为：

由于淤淀，水库自有一定寿命，人们却讳莫如深地不肯向前想一下水库寿终时上下游的水流情势。36

他原则上反对在干流上建大水库，如果非要筑坝建库不可，必须尽量将泥沙冲刷出库（读者可能还记得三门峡原规划设想是“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实‘黄河清’”），建议

在坝底留有容量相当大的泄水洞。虽然目前刷沙的措施尚未具体化，但因这是自然规律所指示的，我们必须留下这些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坝里开洞。37

直接上书中央的，还有一个年轻人。

这一年（1956）12月，就在三门峡工程赴苏考查团一干人如饥似渴、生吞活剥地在苏联一个接一个看水电站的时候，北京水电建设总局刚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温善章直接向国务院呈述《对三门峡电站的意见》，两个月后再次上书水利部。如果说黄万里主要从水文地貌、从大自然的运行规律对黄河的运用和治理提出异议的话，温善章的驳诘更接近冷静理性、精打细算的工程师的考虑。他不管什么“苏联专家的主张”；也不照顾他的师长、前辈，没准还有什么要人的高坝大库美梦；他根本不为花哨的“综合效益”动心，他的方案是平朴扎实的：低坝、小库、滞洪排沙；正常蓄水位335米；电是少发了一点，但少淹没、少移民、少花钱38.

这无疑很令好大喜功的浪漫家们不屑，但全国五、六亿人的总理不会觉得全没有道理。周恩来不在乎他的年轻与不具资望，指示水利部组织讨论这个意见。后面我们将会看到，经过无数磨难之后，三门峡高坝对黄河和它的流域的损害不幸被黄万里言中；而经一次次改建修补之后，今天运行着的，最终还是落到了温善章所提出的这个“小里小气”方案上。

1957年6月10日至24日，按总理指示，有70多名专家、教授参加的“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还是开了。那时，工程正式开工已两个月，而到这历时两周的讨论会临近结尾时，共产党对右派份子的反击正“战犹酣”。

不知出于什么，《中国水利》编辑部对这次会议作了详尽记录和井井有条的整理。35年之后，当笔者以一名非水电行业的记者阅读那已经变得黄脆的文件时，当时针锋相对的辩驳仍历历在目。

讨论会由著名水利专家、《黄河水患之控制》的作者、当时已任职水利部副部长的张含英主持，他借用那时正当红的政治术语，开门见山地说：

有人对水库正常高水位和运用方式提出了意见，为了慎重地研究这个问题，总理指示请专家讨论，要大鸣大放。

概述了三门峡工程的历史和他所认为的目前迫切问题之后，他希望大家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讨论。39在他之后，实际上代表当局对三门峡初步设计做介绍的，是刚刚留苏归来的副博士、水利部派往苏联参加三门峡设计的沈崇刚——他谈的当然是苏联那一套，或者说，刚刚为中国政府认可的苏联那一套。

温善章第一个发言，恰如人们常形容的“初生牛犊”。他不是对官方方案加以补充和完善，而是提出了原则上的修正：低坝小库，滞洪排沙，不要贪大求全，只“适当照顾发电、灌溉和航运”即可。他反对苏联设计提出的“360米的合理性”。他说，同样的防洪效果，拦沙的大库寿命只有20年；不拦沙的小库也是20年，为什么非要大库？他认为为解决灌溉问题，并无必要非上三门峡这种大工程不可，豫东和豫北应发展井灌；其余部份，小水库即可以满足。这样，在达成了基本的防洪任务的情况下，投资少（4.5亿），迁移人口少（15万以下），淹没少（50万亩以下）。他还作了以今天的眼光看，最为可贵的资源分析：在土地资源和动力资源的问题上，他认为土地尤其像关中平原这样好的地区是不多的。发电，高坝方案比低坝多发45亿度，但增加70多万人口的迁移和250万亩土地的淹没，相当于每千瓦迁移近一人、淹没3亩地。从动力资源储备和土地资源储备，及土地现状看，难于令人信服，到将来可能感到土地比动力缺乏。其实当地无论从煤还是从其他水力资源取得电力，都比增高三门峡正常水位经济得多。

他提到关中平原是棉花、小麦的产地，西北经济文化中心，不但是黄河中上游最好的平原，还是古代文化的发源地，地下埋藏着珍贵的文物。仅用收还投资年限、抵偿年限、单位千瓦投资、单位库容投资等来衡量工程的合理性是不够的，因为只能说明资金上的合理性，更重要的因素：被投资对象的人文和社会性质却表现不出来。

接着发言的是曾于1946年协同美国治黄顾问团工作的工程师叶永毅（《黄河水文》的作者）。他通过计算，同意高坝大库，但不同意拦沙，主张增大排沙孔，减少水库淤积。

德高望重、且对黄河勘察有功的李鹗鼎（即后来国务院指定的三门峡工程总工程师）和留苏副博士沈崇刚再度发言，坚决支持原定方案。

以上看起来很像是开场之后交锋的第一回合。

接着，李赋都发言。作为后世人，我们很难不推想，李赋都的发言应是非常关键的，因为，第一，他是中国水利界鼻祖李仪址的后裔，在座者一半以上是他伯父的门生弟子；第二，他是在河南工作的黄河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按规划，河南省是三门峡工程第一受益省；第三，他是陕西人，原西北水利部长。他不可能不知道，360米方案淹没的多是陕西的耕地、迁的多是陕西乡亲；而360方案一出，陕西人的委屈和愤怒正处在爆发临界点上。

他的发言不长，很克制，很有大局观念，考虑到了各方面对发电、防洪的需求，也考虑到了泥沙淤积，最后明确表态支持360方案。

读到这里，笔者的确感到有些不解，因为就在同年同月，不过一周前，在河南省委召开省水利系统民主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座谈会上，李赋都还做了极为有见地、有生气的发言。他认为河南最迫切的水利措施是“井灌和小型工程”，不同意“动不动就修渠，搞大型工程”。他说，河南排水条件不好，不宜发展渠灌；但地下水丰富，宜于发展井灌。“如果井灌条件好，甚至可以不搞渠灌。”在讲到河南的灌溉和黄河的关系的时候，他说：“黄河治理好以后，能灌溉4000万亩地。但要利用黄河水，还得修渠修闸。假如一年打100万眼井，就可以浇灌3000万亩地，我们算一算，哪一个办法来得快？”而且，他说，“假如只重视渠灌，先把汉水、黄水引来，还可能使地下水位提高，使土地碱化。”所以，对河南，他的原则是：“在山区搞水土保持，在平原大力搞井灌，结合渠灌，河南人民的生活一定年年提高”。

对于苏联专家在黄河上的宏大气派，他当时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黄河治理工作非常复杂，遇到的都是新问题。我们自己水平低，依靠苏联专家帮助解决，但也不能永远依靠他们。工作搞得好，三门峡工程寿命就会延长，搞不好，要不了50年就垮了。40

然而，这些话，在这次会上，他都没有说。他甚至没有表示对淹没“八百里秦川”的惋惜。对于以水土保持来减少泥沙这种神话，他“本来不同意”的，后来“看到合作化，对水土保持有了信心”。其根据是，“用我们优越的制度根治黄河”。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到，在三门峡工程和他的陕西乡亲经过了那么多的痛楚，他本人也已近暮年的时候，这位著名的水利专家的自责。对此，他当时有没有一些预感呢？

黄万里紧跟在他后面发言。他首先批评出台方案的规划思路，即一门心思的“倒推法”：黄河最大的问题是洪水泛滥，如果下游河水不是又浑又急而是又清又慢就没这问题了；怎么能又清又慢呢？于是想像用水库把泥沙和大水都拦住；但泥沙太多，洪水也很大，需大水库；多大才够呢？于是算出坝高。黄万里说：“这不是通过全面经济核算的综合水利规划”。

他不同意防洪只着眼于水库这一思路。他认为不能忽略历史上丰富的治河经验：“堤工、河工、水工，坝工只是其中的一种”。他直接批评邓子恢报告中有了坝可以省掉防汛费的提法。他说：‘有坝万事足，无泥一河清’的设计思想会造成历史性的严重的后果，水土保持即使完成100%，清水下来还是要带沙。以水土保持使黄河变清是歪曲客观规律的。41

虽然籍贯上海，他像是在替陕西人呐喊。他指出360米方案的结果，“是以上游堆沙来换取下游河道的不淤”。“将沙淤在上游，慢慢地造成上游地区闹水灾”，只不过“把现在的闹灾地位上移了几百公里，时间错后了一些”。他问这一方案的推动者：“三门峡以下河道你们不同意淤积，为什么同意淤在三门峡以上？”42如果非要在三门峡修水库，他的意见是“把泥沙一直排下去，上游水灾问题能解决，三门峡水库寿命也可以延长，下游河道冲刷问题也可以少一些。除非是真的无能为力没有办法才留在水库里面。”这时，他的办法是，“坝下留底孔或采用其他的方法把沙排下去”。43

这个会开了大约两周，问题谈得相当细。阅读35年前的会议记录，给笔者的印象，根本不像三门峡那边已经开了工而且正“热火朝天”地干着；而像是，总理请大家来，想听听关于黄河的意见，该不该建坝？建在哪儿？建成什么样？由此看来，后来令国际水利界大为惊骇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葛州坝的题词：“边施工、边修改设计”，倒是新中国的水利界的一贯做法，没什么好奇怪的。

从记录上看，黄万里在会上显得有点被冷落，几乎没有人同意他，但也不见有人反驳他，并不像他自己后来在他的诗集《治水吟草》中所说的“出席争辩了7天”。考虑到这时候出现的另一件不算小的事，上述的矛盾之处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6月18日，就在他在水利部的讨论会上“争辩”的时候，他早几天在清华校园墙报上发表的一篇小说《花丛小语》已在《人民日报》上刊出，革命人民对他的批判也同时被《人民日报》转载。这篇文章被放在什么话这一栏题之下，而这一栏，后来成了刊登最恶毒的右派言论的专栏。黄万里后来才知道，“什么话”这三个字原来是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原话。清华大学将他的小说一级级上报，直达伟大领袖本人。毛泽东阅后很动了点感情地反问“这是什么话？！”于是，“什么话”，这意义深邃、声情并茂的三个字，从此被派上了大用场，站在了反右斗争的最前沿。对“始被作俑者”黄万里而言，这也算是一份殊荣吧。

平心而论，水利学教授黄万里的七言诗虽然不坏，小说实在是不大会写的。他在《花丛小语》里生造出的三个人物甄无忌、贾有道、田方生不但模式化，相互间对白完全像是他们教研室的讨论会。在小说的高潮处，主人公发表了这样一番议论：

文人多无骨，原不足为奇，主要还是因为我国学者的政治性特别强。你看章某（读者现在应该已经能够辨别出，这里的章其实指的是靠拢组织的张含英副部长——作者按）原有他自己的一套治理黄河的意见，等到三门峡的计划一出来，他立刻敏捷地放弃己见，大大歌德一番，并且附和着说，“圣人出而黄河清”，从此下游治河他竟放弃了水流必然趋向挟带一定泥沙的原理，而腆颜地说黄水真会清的，下游真会一下子就治好，以讨好领导的党和政府。试想，这样做，对于人民和政府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害？他的动机是爱护政府还是爱护他自己的饭碗？这些人也就是我们的党和政府最喜爱的人才。

当然，还有诸如：

我就不信一个政府会绝无缺点与错误，竟不需人民的监督。企图掩盖一切，但求表面统一，就是现政制的特点。目前只有歌德—但丁（一切不问，但只盯着领导的意思——作者按）派学者是红的，因为只有他们能舍弃了自己认识到的真理，竭力靠拢组织，说得样样都好，才被认为政治性强。论这些学者们的真实内容，则不是奴才便是棺材（官才）。44

这时候写这种小说，他的下场可想而知。用革命群众的话说，是：“自始至终充满了恶毒的反动思想，对党和政府进行了露骨的谩骂和诬蔑，反映了作者对社会现实的极端不满和仇视的情绪”。（《人民日报》1957年6月18日）

黄教授在这戏剧性的时刻成了右派。尽管他1956年的《书面意见》在会上仍作为资料印发；会议的《综合意见》中也提到了他，并保留了他的“教授”头衔，他的意见——右派份子的见解——实际上已不可能被郑重对待。

接下去发言的，据《中国水利》编辑部所作的整理，不下80人次。我们今日阅后的印象是，中国毕竟是治水大国；而水利作为一门近代科学，在那时，毕竟已相当成熟；而在座的从东方与西方两个源头得到滋养的本国专家，已具相当水准。因为，凡是后来出了毛病的地方，他们当时几乎都谈到了。但势壮气粗的，看起来还是官方360米派。

沈崇刚站在最前沿，一次次发言，旗帜鲜明地反驳对黄万里、温善章和叶永毅。对于后来把周恩来弄得焦头烂额的因泥沙淤积而威胁西安市安全的问题，他取的也是豪爽的斩钉截铁的态度：“不是那么严重毫无办法”。45

另外，比如沈坩卿（水电总局工程师），他不但坚决反对低库小坝，甚至提出更大的库容（1250亿立方米），并在会上再次赞扬苏联人的“以淹没换取库容”的真知灼见；林镜瀛（黄委会高级工程师）则善于“辩证地”处理得和失，叫做“以农产的损失换取更大的农产的增加”；刘导溥（三门峡工程局工程师，）最看重“综合利用”，否则就“糟蹋了三门峡这个优良坝址”；汪胡桢（三门峡工程局总工程师，北京水电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水利部顾问）则以“为达目的，不惜牺牲”的精神，拥护360米方案。他断言：“三门峡水库要负担防洪拦沙双重任务，库容是压缩不了的，移民数也不可能减少。”46

但也有倾向于“小心求证”的学者。他们不太同意360米方案，在会上大胆进言。

吴康宁（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工程师）对下游安全泄量6000立方米/秒提出疑问。他认为综合考虑其他因素之后，可将这一数字提高到7～8000立方米/秒，或更高些：“这样调节库容可以得到大量缩减”。读者应该记得，“下游安全泄量”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数据，是主管者对于究竟多大的水，下游就会决堤的基本估计。一般的做法是，宁可将安全系数打大一点，以减轻自己的责任，更何况这一数据还关系到坝高、坝址，也就是是不是非得干三门峡这一宏伟工程这一要命的原则问题。从字面看，吴先生当时语气虽然温和，但能在会上这样说是很要一点勇气的：第一不能怕坏了人家的好兴致；第二要敢于承担诸如“决了堤你负责”这种风险。

梅昌华（当时水利部较年轻的工程师，后来的北京市水电学院院长）提醒不能不考虑建库后的负面影响。他提醒决策者“陕西省从来没有同意过360方案”，根本反对苏联人所提的“以淹没换取库容”的原则，坚持“中国人多地少不能照搬”。想来这种唠叨在当时很有点不识相的味道，他苦口婆心的辩解是：“并不是反对修三门峡枢纽，只是说在考虑问题时必须把好处和坏处都加以实事求是的分析，过于强调优点，对缺点轻描淡写，是不能令人信服的。”47

张寿荫（陕西省水利厅工程师）发言的着重点在水库的蓄水位与淹没迁移的矛盾上。他虽然没有直接驳斥“淹没换取库容”之说，但他给出了一笔细账：三门峡水库区大部份在陕西省，正常高水位349.1和360米时，淹没陕西耕地分别为177和295万亩。陕西共有耕地6，800万亩，85%以上是在山地，平地只有1，000多万亩，因此水库淹没占平地田亩数相当大。山地和平原区产量十分悬殊，淹没区人均粮食408斤，全省只230斤；淹没区人均皮棉34.8斤，全省只9.49斤。

这些淹没区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村落密布，不仅是陕西省的棉粮高产区，就以全国说来，特别是北方，也应算做高产区。

关于移民，他说：正常水位从350米提高到360米时，移民数增长很快，从43.7万人增到73.5万人。水库区涉及11个县，农业人口占94.8%，平均每平方公里200人（全省82人），

这不但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问题。何况迁移人口又是一件极端复杂艰巨的工作，若拿七、八十万迁移人口的代价换来一个寿命只有50～70年的泥沙库，而且还有再抬高、再淹没、再迁移的可能，群众很难通过。

他建议正常高水位不能超过350米；他的警告是直言不讳的：

淤积将在西安发生。48

而李蕴之的告诫则已预见到了五年后的情景：

渭河河口淤积，洪水顶托西安。48

塌岸问题在会上也提出来了，当然所描述的情况远没有后来实际情况严重。

有趣的是目下在大陆水利界已是响当当的人物之一的张光斗（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国政协委员，曾任清华大学副校长、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院长）对自己的历史记忆。80年代后，这位长江三峡工程大牌科学家曾声称自己当年如何反对三门峡大坝。笔者出于好奇，仔细阅读了他在这次会上的发言。所得印象，只有“油滑”二字可形容。比如说到综合利用，他说：“不一定非要面面具到，如果某一项不合算就可以不考虑，但仍然还是综合利用”；如排沙还是拦沙，他说：“看不出清水下去有什么坏处，如果不会使下游淤高则可以多排些沙下去”；至于计划，他说：“不要把自己束缚太死，要有充分的活动性”……49

如果我们谅解他对于那次会议白纸黑字记录的忽略，认可他对自己“三十年早知道”的描述，只能说，他所记得的，怕是当时自己心里的判断，而到开口说出来的时候，就变成了上面那个样子。这当然也不失为“学有专长者”处世、特别处于中国共产时代之世的一种方式：学识有没有并不重要；即使有，说不说，也要看时机。但历史是严肃的，容不得油滑。我们后面还要提到，由这位名教授主持的用混凝土堵塞本来可以用来排沙的施工导流底孔一事，应不是一、两句模棱两可的话就推托得掉的。

讨论会于6月24日结束，通过了《综合意见》。

在这份《综合意见》里，水利部报称“绝大多数同意原议方案”——但查记录，70名专家学者中，起码有温善章、黄万里、叶永毅、梅昌华、方宗岱、张寿荫、王潜光、王屯、杨洪润、须恺、李蕴之等十多人，即70名中的1/5强，明确表示了不能同意360米方案。对黄万里关于“潼关以上将大淤，并不断向上游发展”；张寿荫的“回水离开西安40—50公里，淤积也可能在西安附近发生”；以及梅昌华关于移民等问题的警告，在《综合意见》里，竟只字未提。

11月3日——这时反右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水利部向国务院提出综合了种种意见之后的《关于三门峡水利枢纽问题报告》，宣称：“下游河道逐年淤高，洪水威胁有增无减，万一决口改道，将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发展部署，几年来治理淮河、海河的成就，可能毁于一旦”。因此，结论是：修建三门峡工程，“消除下游人民的心腹之患，实属刻不容缓之事”。至于温善章当场明确表示的“保留意见”，在这里变成了“他自己放弃了这一方案”。

国务院批准了初步设计。与原方案比较，只多了“逐步抬高水位”和“降低泄水孔高程”两项。

方宗岱后来谈到那时的“兴建”情形：当时水利界上层人士，对美国顾问团反对在三门峡建坝而主张在八里胡同建坝一说持相同意见者不乏其人，但无人直言提出。三门峡电站是当时亚洲第一大水电站，大多数同志出于爱国之心，急于求成；也可能在那种时候，没有人敢不同意苏联专家而同意美军，哪怕只是纯技术问题。

七、被迫改建

开工一年后，土石方已开挖600万立米，混凝土已浇灌3万立米，由于陕西省“极力反对，虽然定下来了，仍要求翻案”51，1958年4月21至25日，在那次因推动灾难性的大跃进而青史留名的成都会议之后，周恩来赶到正在施工的三门峡工地。

平心而论，他是来召开现场会议、作调和工作的。在那个“火热的年代”，反“反冒进”正箭在弦上，但还须照顾几亿人吃饭穿衣，周恩来处境可谓“唯煎（艰）”。他怎么会不懂陕西人所持的立场与立论！但那是什么时候？！完全没谱儿的梦52还要硬上，何况人大已经通过了的三门峡这种伟大的政治工程？唯一可行的似乎是“保持精神但抽换实质”：工程不变，只将具体运作改变。也就是说，大坝按苏联方案建好了，但水蓄到多高，可以再讨论。换句话说，一旦蓄水，到底能容忍淹掉多少地、搬迁多少人，总有个商量余地。

随他一道露面的，还有两位：彭德怀与习仲勋。谁都知道这两人对西北局的影响力。他们同意了，陕西省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周恩来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使后人得以窥见他当时两难的心境53，偶然被记录下来的，只是这样的一个场面：

4月21日下午，我们几个工作人员正在布置会场，悬挂图表，突然，总理只身走进了会议室，……在一张表明水库正常高水位分别为360、350、340米的方案时，各项水库参数和工程特性的图表前，总理站住了。

“为什么没有335米方案？”（读者可能还记得，这是温善章的低坝方案）

“335米的库容太小了。”工地上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答。

“你们就知道大。”周恩来说54.

据确切的记载，直到1964年，这位鞠躬尽瘁的总理才明确承认“规划的时候，对一个最难治的河，各方面的研究不够”55.而在五八年的现场会上，他只是一再强调“要听取反面意见”：“有意识地要树立对立面”；也居然真的从政治上保护有不同意见的人：“存在着困难，敢于反映，敢于说出来……不是反对建设社会主义，而是在建设的前提下，争论如何建法，那是允许争论的。”56这似乎不能简单地看做让陕西人放胆说话来出出气了事——当时陕西省委书记、民政厅长、农林厅长，还有河南、山西省长都到了——他可能正要借言之有据的反对意见，煞一煞无所顾忌的头脑发热风。

据在场的人回忆，1958年的这次现场会争论热烈，陕西人“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从可以查到的文献看，周恩来确实尽力维护：为把水位降下来，当时真是半米半米地争，只望少淹点耕地、少迁移些人口。

习仲勋这回像他历来一样，扮演的是“听中央招呼的陕西人”的角色。他的态度是：“同意按360米设计，350米施工，蓄水先控制在340米”；彭老总这回有点像被临时拉来当差的，只大而化之地应主持人之请讲了些“从六亿人口出发，对六亿人民有利就作，不利就不作”的话，还以他历来的风格，就移民补偿不够和新建办公大楼提出批评，说是“缺乏群众观点”。倒是他最后的一句结语，似乎带出了些情绪——对刚刚过去的反右和一年之后到来的反右倾。他说的是：“我这只是意见，究竟是香花、是毒草，是人的语言，还是狗屁，要大家来鉴别。”57最后定盘子的，是周恩来的总结。他一共谈了12个问题，语气之间，几乎遮掩不住的，是对浪漫派总体性的无奈、迁就，以及在具体处置上的争夺——典型的周恩来风格。

当时迫在眉睫的问题其实只有两个：一是坝到底筑到多高、水蓄到多高——这直接牵涉到淹没和迁移人口；二是泄水深孔孔底高程——这牵涉到能把多少泥沙冲出去。周恩来在他的总结里最后争取到的是：按360米设计，350施工，蓄水控制在340米。——这意味着并不否定360米的浪漫精神，但以当时的现实，只能作到340米。

想来浪漫派当时一定提出“特大洪水”来证明340米不够用，周说的是：

我说控制在340的意见，就是特大的洪水也不超过340，因为根据计算是可能的。…苏联设计按350米施工，他把那个坝顶一直搞到357.太高了，没有必要。因为不但有千年一遇的保险系数，还有万年一遇的保险系数，就是说太保险了，我想没有必要。58

他把移民线定在了338.5米，就是“迁移30多万人，陕西是23到24万这样一个数目”。（读者可能记得350米是43.7万，360米是73.5万；后来实际数目是41万）

至于美妙的“综合利用”和“黄河清”怎么办呢，周说的是：

我们修建三门峡水库的目标要明确起来。我们总要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点一致吧。三门峡的今天还是防洪为主，其他为辅。今天，我只讲今天，明天再说。59

泄水深孔孔底高程，按照原设计是320米。周恩来提出降低，与苏方“还可以继续争一争，看是不是还能改到300，因为总是降低一点，使泥沙可以多冲出去一点。”60浪漫家当时一定又搬出了水土保持对泥沙的神效。周恩来对此，据当时的记载，“泼了冷水”。那时是1958年，正处在反右之后的大跃进的兴头上，保守、稳妥与反革命几乎成了同义语。周恩来为自己当时所采取的这个姿态的解说是：“如果我估计保守了，我甘愿做愉快的右派。”对于浪漫家们令人感动的想到什么都敢干，周是以替他们找台阶的方式予以婉阻的。他说：

有些问题我们能够解决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后人会替我们解决的，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我们不可能为后代把事情都做完了。只要不给他们造成阻碍，有助于他们前进。61

这次降温在三门峡工程史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也仅是降降温、避免更大的损害而已。他所规定的“设计水位，确保西安，不能损害西安”，没有根本遏制住那时即将沸腾的激情，当然对随后到来的自然的惩罚，也不曾有足够的估计。

“振奋人心”的消息频频传来：1958年11月25日，三门峡工程完成对黄河的截流！

1960年6月，坝筑到了340米，已能够拦洪！

同年9月，实行关闸蓄水拦沙！

就在这时候，好大喜功浪漫家和他们的苏联老大哥又犯了一个错误：读者可能还记得1957年6月，当黄万里顶着新获得的“右冠”离开讨论会的时候，最后说的是：“在坝底留有容量足够大的泄水洞，以免他年觉悟到需要刷沙时重新在这里开洞。”这一意见得到大多数与会者的同意，在国务院批准的初步设计里，也明明标有“坝底留泄水孔”，不要将河底12个施工导流底孔堵塞。然而，在1960年11月至1961年6月间，三门峡工程工地在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的主持下，对这12个导流底孔，竟全部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堵塞。张教授后来贵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副校长。据说除了50年代的狮子滩工程之外，所主持的最大的工程就是这一项了——虽然自1967年来正以每个导流底孔人民币一千万元的代价将它们一一重新打通，这是后话。

库内的水位在涨，库区百姓一批批离开先祖聚居的故乡。1961年2月9日，当坝前水位达332·58米（尚未到338.5米）的时候，泥沙淤积迅速发展；同时，原来设想得比较简单乐观的迁移也遇到了困难62，工程实际上已无法按原设想进展。各路英雄争论不休，拿不出个准主意。工程还在继续。

1961年4月，大坝筑到了计划高程353米。10个月后，62年2月，第一台15万千瓦机组试运转，从表面看，工程建设按设计完成。被大坝拦阻的河水静止下来，泥沙沉到了库底。没了泥沙的河水从泄水孔流出，坝外实现了“黄河清”。

报上照例大报喜，但主事的几位，恐怕是怎么也喜不起来的，因为，不但移民的燃眉之急并未解决，在这自蓄水以来一年半的时间里，十五亿吨泥沙全部铺在了从三门峡到潼关的河道里，把潼关河床抬高了4.5米。从秦岭下来的清清的渭河（读者一定知道“泾渭分明”这个成语）本来流得好好的，此时已是“来水宣泻不畅”，弄得从无水患的渭河两岸也不得不修起了防洪堤。地下水无法排泄，田地浸没，老百姓只见自己的土地年年减产，不知原因何在——他们的土地实则因为水库蓄水已盐碱化，甚至沼泽化。最瞒不住的事实是，由于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翘尾巴”已威胁到以西安为中心的工业基地。

1962年3月，水电部不得不在郑州召开会议，将美妙的“黄河清”暂时放在一边，三门峡水库的运用方式由当初定的“拦蓄上游全部来沙”改为“滞洪排沙”。水位不得不降低。失了大水头，披红褂彩不足一个月的第一台15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已无用武之地，拆迁到了丹江口电站。

读者这时应该注意到，三门峡工程到此时，只是运用方式作了一些变动，别的已经建好的还舍不得动。大家后来把这一段称做三门峡“从蓄水拦沙到滞洪排沙”的第一期工程。这时是1962年3月。

运用方式作了180度大转弯之后，淤积有所减缓，但因泄水底洞底槛高，泄流量还是太小，“翘尾巴”淤积继续向上游发展。陕西省的风格再高，对于“潼关河床已抬高，造成渭洛黄河淤积连锁反应”63，恐怕也不能再容忍下去。

1962年4月，在二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陕西省代表提出，“拟请国务院从速制定三门峡水库近期运用原则及管理运用的具体方案，以减少库区淤积，并保护335米移民线以上的居民生产、生活、生命安全案”64.具体建议：坝前水位降到315米以下，泄洪闸门全部开启，增设泄洪排沙设施——换句话说，就是尽量让黄河照旧流！

直到今天，我们都可以从这里感到陕西人的愤怒。他们是从根上反对三门峡工程的，用的就是浪漫派所依的根据：既然水土保持能解决泥沙，为什么要三门峡工程拦沙？与今天四川省领导人对三峡工程的态度不同，陕西的父母官们，从1955年到那时，态度不但明朗，可说相当激烈。但浪漫家不但在共产党独特的哲理上（“气可鼓而不可泄”：“劲仅鼓‘起’还不够，要鼓‘足’”）占着上风，还有可以调用全国资金的“中央部”做倚仗，对他们只一味搪塞、应付，劝诱他们作牺牲，直到他们的牺牲已经大到伤及国家了。

大会决议交水电部会同有关部门和地区研究办理。

1962年8月，1963年7月，两度在北京开“三门峡水利枢纽讨论会”。谁都知道问题严重，但各有各的主意，且大家都是“党内红色专家”，哪条意见都不能扣上“阶级敌人破坏”，争来争去，总是议而不决。拖到第三个年头，总淤积已经到了50亿吨，泥沙淤积的“翘尾巴”，距西安只有30公里了。

再受不了周恩来一贯的顾全大局风范，陕西省这回直接找到毛泽东那里。用官方史家的话说，“毛主席对（在危难时刻收留供养他的）陕北人民特别有感情”。自己坐了天下之后令他们受损，怎么着也说不过去。但他本是好大喜功浪漫家们的鼻祖和靠山，事情弄成这样，不由得很显得有点气急败坏了。毛对周说的是：“三门峡不行就把它炸掉。”65炸掉，有那么便当么？周只有硬着头皮补台。1964年12月，周恩来第三次视察三门峡之后，回北京主持召开“治黄会议”。和1957年6月那次专家讨论会相比，这一回，除了“坐而论道”的教授工程师们，握有指挥权的“党内专家”占更大比例。

周的观点是：

改建问题要下决心，要开始动工，不然，泥沙问题更不好解决。当然，有了改建工程也不能解决全部问题，改建也是临时性的，改建后，情形总会好些。当前关键问题在泥沙。五年三门峡水库就淤成这个样子，如不改建，再过五年，淤满后遇上洪水，无疑将会对关中平原有很大影响。……三门峡改建不能再等，加大泄流排沙能力，先解决库区淤积的燃眉之急。66

改建的目标基本上回到温善章过去所提到的低坝方案，自然绕这个大弯子的损失已无法追回，痛心这余，周说：“要登报声明，他对了，我们错了，给他恢复名誉。”

当时已从三门峡总工的位置调任华北水电学院院长的汪胡桢，对他在任时留下的这一大烂摊子倒是一点愧疚都没有，仍坚持认为“‘节节蓄水、分段拦泥’的办法是正确的，不同意改建三门峡枢纽”。67河南省科委的杜省吾所持观点与黄万里同，认为黄土下泻乃黄河的必然趋势，绝非修建水工建筑物等人力所能改变。他的观点是：“黄河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他不认为毛泽东在说气话，力主炸掉大坝，最终进行人工改道。68主要的责任者、黄委会兼三门峡工程局副局长王化云的态度，比起汪胡桢来，稍强一点。这次，他将“水土保持”神话暂放一边，改成了“上拦下排”，认为解决库区淤积，须靠上游修拦泥水库，把泥沙拦在上游。王化云的这一观点，一直坚持到80年代末。在纪念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30年的大会上，这位“年逾八旬的治黄专家”重唱“水土保持”高调，抱怨自己的方略“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所以水土保持工作并没有按照我们的意见实现”；而“政治环境——沿河的各级党委在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中进行治黄工作”，似乎成了三门峡这场烂仗的根本原因。他后来不知怎么又转了向，认识到“黄河不可能变清”，还把自己的治河思想概括为“拦（拦泥沙）、用（利用洪水和泥沙）、调（调水调沙）、排（排洪治沙）四个字”；具体到黄河，应“整治河道，排沙入海——今年研究才认识到”。但三门峡实际上已经毁掉，他于是力主在三门峡下游小浪底再建一座体现他的“四字方针”的高坝大库。69说得够轻俏。就算暂且将环境的破坏放在一边，这所有的钱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吗？凭空被剥夺而哭告无门的平头百姓为此付出了多少？

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主任林一山也被请了去。他主张“大放淤”：“干支流沿程引洪放淤、灌溉农田，以积极态度吃掉黄河的水和泥沙”。把黄河的洪水和泥沙全部利用，“把泥沙吃光、把洪水喝光”70，这，恐怕又是另一极端的浪漫主义了。

这两招都救不了急。气派相对较小的人提出比较切实可行的办法：就在三门峡大坝坝体上掏些洞，如果还不奏效，再在岸上想办法，总之，千方百计把沙放下去。这一提议，获“绝大多数”同意，于是，大坝左岸增建两条泄洪排沙隧洞，改建四根引水发电钢管，以此来加大泄流排沙能力的方案开始实施。读者若嫌这些纯技术用语费解，可这样理解：本来黄河流得好好的，1957—1960年间用“雄伟大坝”给堵上了；堵上之后2年开始出事，4年后出了大事，但大坝已经坐那儿动不了了，炸坝又难以接受，只好加管开洞，让从正面堵住的沙和水，尽量从旁边的又新开出的隧洞和底下本来用来发电的管子流出去。

这就是“两洞四管”方案。这一方案的确立，被认为是敬爱的周总理“挽救了一个接近失败的工程”71.但这是一个救急的方案，毫无浪漫可言。黄河长江的两位红色专家都固执地难于忘情于他们宗旨相对立的“拦泥”和“放淤”，周恩来只好决定他们分别“作规划、搞试验”。黄河这回可真是史无前例地热闹了：王化云在上游甘肃筑坝拦沙；工程局在中段三门峡掏洞排沙；林一山在山东开渠铺沙。幸亏文革开场，上下两台戏收了锣，只剩下中段“每天掏洞不止”。72改建工程1965年开工，三年之后完成，被称为第一期改建工程。此时，当坝前水位315米时，下泄流量由3080立方米/秒增至6000立方米/秒，（请读者注意，这是1957年给出的“下游安全泄量”的极限）。水库的淤积减轻了，但排沙能力仍不足，潼关以上，所谓“翘尾巴”淤积还在继续。看来黄河并不打算因为中国人正忙着文革而收敛自己，到了1969年夏，西安再度告急。周恩来分身乏术，只好委托河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兼黄河防汛总指挥刘建勋外加副总理纪登奎，再度在三门峡主持召开“四省及水电部参加的会议”。

参加会的人都知道，两洞四管解决不了问题，“防止下游千年一遇的洪水”不再提，变成了“确保西安，确保下游”。气魄不那么雄伟的“合理防洪、排沙放淤、径流发电”得到确认。更具体地说，是期求当水位315米时，把水和沙往下排，将泄流量加大到10000立方米/秒。至于下游安全还是不安全，此时已无人再提，只要潼关别再“翘”就阿弥陀佛。

这回的措施为：打开原1—8号施工导流底孔（读者应该记得这些孔是12年前黄万里坚决请求保留，而后为张光斗按苏联设计用混凝土死死地堵上了的）；同时，将改建过的发电引水钢管进口降低13米，“低水头发电”。这样一来，大功率的水轮发电机已派不上用场，只好用5万千瓦的小机型。

第二次改建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到1973年12月，挖开了8个施工导流底孔，当坝前水位为315米时，泄量由6000立方米/秒增至9060立方米/秒，运用原则变为“蓄清排浑、调水调沙”。身上又是孔、又是洞，外加旁边还有两条导管的三门峡大坝的泄流排沙能力问题，算是暂时解决了。

1978年底，五台发电机组全部投入运用，装机容量为5×5=25万千瓦（原设计是14·5×8=116万千瓦）。如果不把发电机组在多泥沙河流中的灾难性运行计入73，三门峡工程总算稳在了这里。那时，周恩来和毛泽东已相继去世。为三门峡工程操碎了心的总理过世前关于中国水利最后的一句话是：“三门峡改建成功的报导是否属实？”74事情并没有完，到了1980年代初，已是邓小平的改革时代，新成立的三门峡枢纽水利管理局又面临“泄流底孔、门槽严重磨损”的难题——大量挟沙的高速水流从孔洞流过，怎么能不磨损？只好再修吧。“聪明勤劳的三门峡人”用“钢叠梁围堰”的办法，“对孔底进行逐个改造”，三年花费3000万（大修、更改、基建），至今尚未完成：1990年又打开了两个底孔，使315米水位的泄洪能力增至9443立方米/秒。在一般年份库区泥沙基本上达到了冲淤平衡。75但潼关河床尚未回复到原有高程，比建库前仍高出3米多。1992年8月渭河洛河洪水入黄河不畅，漫堤决口，淹没了农田60多万亩，约5万返库移民受灾，近3万人无家可归。如遇特大洪水，库区还将遭受更大灾害。76至于下游的淤积情况，1985年丁六逸在《三门峡水库及运用》中写道：

（改建后），由于这几年水库敞泄，小流量时库水位很低，库区冲刷后，形成小水带大沙，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至于三门峡工程本身，蓄水不到5年，库容损失一半，曾几何时挂在嘴上的综合效益：发电，灌溉，航运（维持下游水深1米）全都落了空。77

如果读者以为此时终于可以松一口气的话，又错了。

以上只是说明了三门峡大坝的建设和改建，还未谈到那个最敏感从而也是最严重的问题：水库淹没损失。最初按360米设计时，要淹没耕地333万亩，迁移90万人；后来，1958年，周恩来总理遏制住苏式豪迈，将初期水位运用定为335米时，还要淹没耕地85·6万亩，移民31·89万人；后来，库区塌岸发生，移民又增加了8·49万人，实际总数达40·38万人（其中陕西省关中平原28·53万人，占70·6%）。他们当中，迁往宁夏、甘肃敦煌等偏远地区的共3·99万人，由于水土不服，曾多次迁来迁去，现已大部迁回。由关中平原迁往山区旱垸、沟壑区的12·11万人，也因无法生产而迁回原地。78这世代居住在富庶河谷平原地带的几十万人，20多年来毁家远迁、困苦辗转，十几、二十年下来，见自己原来的家园怎么又没有水了？在原处由黄河泥沙新造出来的田怎么又让大兵给占了？他们要求返回，要求部队退还土地。

1985年5月，中央决定（中发办29号文），从部队和地方国营农场退还30万亩耕地，给返迁移民，“其中80%为低洼盐碱地和河滩荒沙地，2万亩被冲毁。15万人中，已迁9万，尚有5万特困户待研究。”

到1989年，国家再拨2亿返迁15万，不够。陕西省提出“补充报告”，需国家再补充提供3.233亿。此时，三门峡水库在陕西境内移民已达43万人。

到了这个份上，三门峡工程的任务变成：

……战略思想，我们首先要抓紧进行改建，围绕着进一步提高泄流排沙能力，使有效库容得以扩大，尽早完成打开两个底孔的任务，继续研究再打开最后两个底孔，……

将来，在三门峡工程进一步改建后，终于做到库区的淹没机会和淹没程度，将与无库自然情况无大区别。79

改建后的三门峡努力要恢复的，是力求入库泥沙全部下排，与最早兴建三门峡工程初衷“拦蓄上游全部来沙，下泄清水”完全南辕北辙。

折腾了30多年，花了不知多少人力、物力与财力，又回到了初始点：力争变成无库自然情况！下游淤积和防洪怎么办？读者读到下面一段话时，不知作何感想：

……但是，因为黄河洪水、泥沙尚未得到基本控制，河床越淤越高，洪水的威胁越来越大，防洪形势更加险峻……综合效益……解决黄河洪水威胁显得更为迫切……80

有点耳熟，是不是？这不是在论述三门峡，而是浪漫派们新的瞩意：三门峡工程这时已不承担下游防洪，要在其下面再建一座高库大坝，总库容126·5亿立方米，据说能对黄河下游减淤20年左右，之后还要采取其他有效措施。81小浪底工程出台。

那么，三门峡水库怎么摆呢？特别考虑到当初把话说得如此满。这区区小事是难不倒不但掌握了含义丰富的汉语特别掌握了舆论宣传工具的红色专家的。三门峡工程依旧伟大，因为它显示了“黄河的造地功能”82——固然淹没了土地，但由于淤，又造出新地。当然还有浩淼的人工湖泊，引来了美丽的白天鹅云云。

1959年，三门峡截流刚完成的时候，全国主管水利的李葆华曾豪迈地说：

水利建设是一项改造自然的伟大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亿万人民要从自然手里夺取主动权，使自己从自然的奴隶，变为自然的主人。……这个伟大的斗争，在旧中国是无法设想的。但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举三面伟大红旗，大搞群众运动，就一定能够赢得胜利。83

如果说，那时还不知道潼关淤积，不知道西安告急、不知道连续20年一个接一个地掏洞和移民返迁，这番给自己鼓劲的话说说倒也罢了。不料，到了1980年代末，在庆祝三门峡工程30岁生日的时候，赫然出现的是竟还是这样的定评：

30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浪花，但在新中国的治黄史上，却记载着举世瞩目的功绩。这30年，是开发黄河拼搏探索的30年，是兴利除害、造福人民的30年，也是治黄英雄战天斗地、取得节节胜利的30年。在世界闻名的多泥沙河流上筑起高一百多米，长七百多米的巍巍大坝，还是亘古以来的第一次。它像一座水上长城，把奔腾咆哮的黄河拦腰截断，向一条钢铁的锁链，缚住了黄河的脖子，使有史以来桀傲不驯危害人民的黄龙，乖乖听从人民使唤，为社会主义建设造福。84

这可真叫——共产党人遇到了多大的挫折，都不可以“长敌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

未完待续，字数超限，见下篇。

1993年初稿于北京·郑州 1994年完稿于堪培拉 1995年校定于北京

本文从科技角度，已经陆钦侃（原水电设计院总工程师）、黄万里（清华大学教授）、温善章（黄委会规划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