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的价值
党无信史，原因何在？
何方《党史笔记－－从遵义会议到延安整风》一书的价值，就在对统治党六十余年的党史伪造学派进行了一次正本清源的认真清算。何方指出，制造伪史的源头，是延安整风和产生于延安整风的“党史编篡学”。何方称之为“党史编篡学”的“胡乔木学派”，包括后来加入的胡绳等人。我看称之为党史伪造学派更为真切。决定伪史“一锤敲定后不许动”的是毛泽东、陈云、邓小平等人。胡乔木不过是毛泽东、陈云、邓小平们的“一枝笔”，从替毛泽东伪造第一个历史决议始，到替陈云、邓小平伪造第二个历史决议止。今天毛泽东、陈云、邓小平、胡乔木虽已去世，这个历史伪造学派仍以这两个历史决议统治中共党史研究，不准越雷池一步。
一、塑造毛泽东神话的两个历史决议
何方的《党史笔记》，着重清算了中共党史伪造学派制造的第一个历史决议（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及这个历史决议伪造的遵义会议神话。
对于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的目的，有许多流行的说法，譬如说是批判斯大林－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解放运动之类。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以“研究与清算党的历史”为手段，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树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而所谓“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实际上并不存在，只是为论证毛泽东的正确和其它领导人的错误制造的假想敌。
事实是：一九三八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召开中国共 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整风前，七大代表已从各地选出。一九四○年四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任弼时负责七大筹备工作，成立了七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毛泽东曾于一九四○年四月二日致电彭德怀、周恩来：“任（即任弼时）已到达延安，中央决定快点召开七大。”
但毛泽东在一九四○年下半年改变了想法，认为“为确保七大成功，有必要统一全党认识”；并亲自主持搜集中共六大以来的历史文件，准备编《六大以来》文献集，作为开展党内路线斗争、统一全党思想的“基本武器”。
效法斯大林编党史
一九四一年二月，毛泽东任命胡乔木为自己的政治秘书，参与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何方指出：毛泽东编集《六大以来》和起草《历史决议》，效法斯大林编《联共党史》的方式，即先设定党内一直存在两条路线斗争，毛泽东代表一条正确路线，别的中央领导人代表一条错误路线。选材的标准，就是证明毛泽东一贯正确，别的中央领导人一贯错误。胡乔木自己承认：“编辑《六大以来》，并不是有文必录，主要是把两条路线点明，为了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和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为延安整风的基本武器。”
延安整风和历史决议制造的第一个神话，就是遵义会议，即所谓决定中国命运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何方以大量历史资料证明，这个毛泽东造神运动的“历史转折”纯属伪造。
遵义会议是长征途中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要是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在领导长征中的军事路线错误。那时领导中央红军长征的是所谓 “三人团”（总书记博古、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和共产国际代表李德）。会上由博古作关于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政治局常委张闻天作“反报告”，对“三人团”的军事路线错误提出系统批判，并接受会议委托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案》。
会上改组了政治局常委，由张闻天取代博古任总书记；经张闻天、王稼祥提议，选举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取消博古、恩来、李德“三人团”；“由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会后成立的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军事小组，周恩来任组长。
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会同中央档案馆编辑出版的《遵义会议文献》，是制造遵义会议神话的高峰。为了在第二个历史决议后再度拔高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对全党全军领导的神话，中共党史伪造学派根据陈云的一个所谓《传达提纲》和陈云对《调查报告》的《答复》，以及一些人几十年后的“回忆”，便按照陈云的指示“一锤敲定后不许动”，把遵义神话敲定为“不许动”的党史。何方指出这部《遵义会议文献》充斥荒唐可笑与自相矛盾。如：
--正副报告之后第一个就是毛泽东重要发言，内容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张闻天批判“三人团”军事路线的《反报告》，张闻天起草，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检讨博古、周恩来、李德同志军事路线的错误》，或者根本不提，或者不“重要” 了。）
--周恩来全力推举毛泽东为我党我军领袖并得到与会绝大多数同志的积极支持，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洛甫（张闻天）说，现在要更换领导，我们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
这是典型的“今为古用”，把六、七十年代拥毛的文革语言和八十年代邓小平“让胡耀邦做做看”的办法用来制造三十年代的遵义会议神话。
还有陈云那份所谓遵义会议《传达提纲》。《遵义会议文献》在“考证”后说：这是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不久从威信到鸭溪的行军途中”写成。可疑的是从未发现有人听过陈云按这份“提纲”的“传达”。而这份“传达提纲”，也未在中国发现，而是“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办公厅从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中接收来的”，一九八二年才得到陈云确认。这一“文献”的标题，也不是“遵义会议传达提纲”，而是《（乙）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何方认为，陈云此件不但内容与事实不符，而且不可能是“传达提纲”。他判断可能是陈云一九三五年八月同陈潭秋、杨之华等八人到莫斯科后给共产国际写的报告。
其实此事前人早有发现。因为陈云给共产国际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就登在一九三六年第一、二期合刊的《共产国际》（中文期刊）上。旅居美国的党史专家司马璐早在他的《中共党史暨文献选粹》中做过引证，并注明“原文是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报告”。引文中的一段是：
--在遵义会议上，毛批评博、周路上不愿多打仗，行军像搬家似的，认为这是不对的。可是，遵义会议后，毛指挥军队大打大跑，结果也引起很多不满。
陈云早年在《共产国际》期刊上发表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真本，比他半个世纪后“一锤敲定后不许动”的《遵义会议传达提纲》伪本，恐怕更接近事实。就在遵义会议之后行军途中，林彪、彭德怀和刘少奇、杨尚昆，或写信、或发电，或发牢骚，均表达不信任毛泽东的军事指挥。哪里有什么“大家都拥护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
真正的“历史转折”，真正的“一锤敲定”，是长达三年的延安整风和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延安整风进入中期，中共中央政治局以“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为名，作出《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以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改组了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三人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处主席”，并规定“主席对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这个《决定》取消了原来的总书记和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一九四三担任了八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的张闻天，从此在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上被抹掉了。这是从组织上确立了毛泽东自一九四三至一九七六三十三年终身主席的绝对权威地位。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毛泽东“第一枝笔”胡乔木起草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造了毛泽东历史上一贯正确的神话：
－－一九三五年一月，在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在贵州遵义城召开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得以胜利地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的新的领导，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着重指出：二十四年来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了，并且还在证明着，毛泽东同志所代表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到了今天，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更普遍更深入地掌握干部、党员和人民群众的结果，必将给党和中国革命带来伟大的进步和不可战胜的力量。
邓小平继承毛的历史错误
毛泽东去世后，胡耀邦曾发起真理标准讨论，一度战胜继续神化毛泽东、拒绝纠正毛泽东历史错误的“凡是”派。邓小平则左右摇摆，始而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支持胡耀邦“解放思想”，提出“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现在这些'新’概念成了邓小平的政治遗产）；继而又支持胡乔木“反自由化”，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党史问题上，邓小平继承毛泽东，仍用胡乔木这枝笔来起草《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邓小平对第二个历史决议的指导思想，是继承第一个历史决议的神话。邓小平说：
“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主要是批判三次左倾路线，对照着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没有专门讲毛泽东思想的内容。现在这一次，要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把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特别是今后还要继续贯彻执行的内容写出来。”
胡乔木遵照邓小平指导思想写出的稿子，在提交党内四千人讨论时受到批评，许多人提出决议没有从建国以来毛泽东错误造成的巨大灾难中总结出历史教训，指出今后改革的方向，并主张不该继续第一个决议对毛泽东的神化。
胡耀邦根据四千人讨论的意见提议，《决议》可考虑改变一种写法，着重联系历史经验，写当前任务和今后的做法。也就是避开对毛泽东思想的争议，从错误中记取历史教训，明确前进的方向。
胡耀邦的“第二方案”被邓小平、胡乔木、邓力群否定。邓小平说：“决议稿阐述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邓小平去同陈云商量，陈云出的点子是专门加一篇话写建国以前的历史。他说：“六十年一写毛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就有了全面的根据。”
胡乔木为代表的党史伪造学派，在邓小平、陈云的指导下“一锤敲定”，重塑了被建国以来巨大历史灾难击破的毛泽东神话。
二、清算胡乔木学派的“党史编篡学”
何方指出，延安整风产生了胡乔木学派的中共党史编篡学，罢黜百家，定于一尊，垄断了整个党史研究领域。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说：“过去不但没有关于党史的研究，甚至整个党的历史没有哪个人考虑过。”毛的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早在一九二六年，已有蔡和森的《中国共 产党史的发展》一书问世。后来又有瞿秋白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一九二九年），李立三的《党史报告》（一九三○年）。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华岗的《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大革命史》，内容也都包括党史。何方认为，这些早期党史著作“直抒己见，不为尊者讳，没有清规戒律的限制，没有审查制度的约束，对问题有不同看法，错误虽在所难免，有些史实也不尽正确，但基本上都秉笔直书，继承了中国史传不虚美、不隐恶，追求实际的优良传统。”
胡乔木伪造党史学派
延安整风创建的胡乔木学派“党史编篡学”，正是背叛了这个优良传统。名曰“反教条主义”，却是十足仿照斯大林伪造《联共党史》的教条主义。《联共党史》以斯大林划线伪造联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中共党史编篡学以毛泽东划线伪造中共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编篡历史文献《六大以来》时，毛泽东有错误的文献，如毛泽东反AB团的《前委通告第一号》（一九三○年二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根本改造赣西南党”给中央的信（一九三○年十月四日）等，均不收入。却收进《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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