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矩阵中国

如果不是看到梁启智老师发起的话题，我还真把摸索脑海中关于中国印象的这件事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话题，让我有机会终于想起这件一直想做的事，重新对脑海中缠绕不清的中国概念，做一次三十多年以来最彻底的梳理。

凭着有限的思绪片段去回忆，我对中国概念的最早印象，我猜可能是三岁，又或是四岁。那时的我，和父母一起住在中国西南边陲的某个小镇，母亲在当地镇上的卫生所上班，父亲是当地的一名中学教师。我出生后没太久，家中便添置了一台当时颇算新潮的黑白电视机，如今还能隐隐记得每天晚上都有很多母亲的同事，挤到我家狭小的客厅里一起看电视。

彼时的电视节目非常单调，无外乎就是些晚间的新闻和革命主题的电影。每天晚上七点，父母都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在《新闻联播》之前，都会播放一遍《义勇军进行曲》，我那时虽还不知道这首曲调意味着什么，但日子久了我也慢慢的学会了跟着哼上两句激昂的曲调。我记得那时的《新闻联播》，每次都会有出现一些穿着体面正装的老头子，我懵懂跟着他们，学会了用熊抱拍背的方式表达与人初次见面的某种礼仪。母亲告诉我那些老头子都是中国最大的大官，和他们一起熊抱的人，都是来中国访问的外国大官，他们都在北京，北京是国家的心脏。三四岁的小孩子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国家，什么是心脏，但大抵也猜到那应该是很重要的东西。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便在我的印象中烙下了一个点，我也依稀开始意识到了它们的含义。

上小学之后，中国的概念与我而言，就更加丰富了。我从语文课本中开始学到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东西，但这个过程中，我也产生了不少疑问。由于我自小生活在低纬度的中国南方，且从未出过远门，所以当我从语文课本中得知中国应该还有一会排成人字一会排成一字的大雁，知道中国应该还有将麦田整整覆盖的雪被子，知道每个人中国小孩子都应该有一位叫姥姥的长辈，等等，就会十分纳闷为何这些属于中国的东西我都没见识过，产生了自己是不是真的就在中国的怀疑。

当时的语文老师，会在课堂上带着全班小孩一遍遍倾情生动的朗读「我是中国人」、「我爱五星红旗」、「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北京天安门便意同于中国的概念，成为了所有同学心目中高远且不可触及的神圣象征。也正因为如此，当年仅有六岁的我，通过《新闻联播》看到所谓的「暴徒」大学生在天安门向子弟兵投掷石块后，我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存有大学生就是坏人的想法。

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我在电视里听着韦唯即兴而唱「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然后又看着亚运会金牌榜排名始终占据第一的中国，就有种很凌乱的感觉，为何我们一会是亚洲，一会又是中国？问过父母之后才知道原来亚运会是许多国家在一起比赛的运动会，也才知道原来在中国之外，世界上的外国，居然是有很多个国家的意思。我便开始向父母提出要求送我一个地球仪，慢慢的我逐渐对世界，以及中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大致有了初步的认识。当我知道中国的地理面积位居世界第三之时，心中确实莫名的生出了一种幼稚的优越感。

大抵到了小学三年级时，某次我和父亲聊天，问起他喜欢看什么电影，父亲回答喜欢香港的枪战片，我便问香港是什么，父亲说香港是一座中国的城市，但一直被英国人占领了很久，要到许多年以后才能还给中国。虽然已经过了三十年时间，我现在还能清晰的记得，当时年幼的我，竟然第一次产生了要把外国人赶出中国地盘的冲动心情，父亲一时也不知道该如何向我解释，只好讪讪的告诉我「长大之后你就明白了」。说到这里，我现在也不敢肯定，当时从内心迸发而出的那份激动，到底算不算是最早的民族主义心理幼芽，可能这才是最符合字面意义的「小粉红」吧。

那时候虽然年幼，但却已经有了鲜明的敌我二元对立意识。因为受各种革命电影、电视剧长期以中共正面化的形象熏陶影响，使我固化的认为中共就是中国，都是好人的一方，而国民党与日本人都是坏人的印象，只要看到青天白日旗或是日丸旗，便知道坏人出现了。但自从九十年代的某个时期开始，中国大陆的政治主旋律也加入了对台友好的成份，所以一些影视作品的情节刻画也发生了变化。有一次和父母一起看某个革命电视剧，当我看到佩戴着青天白日军徽的国军军人，与日本人发生交战之时，我不无纳闷的向父母询问为何坏人之间互相开打了，熟悉历史的母亲向我耐心解释其中缘由，我却懒得细细品听，一口咬定国民党就是坏人，母亲之后也不再多说，估计她也想到父亲与我说过的那句话，便聊以慰藉了。

与我同时代的一代人，因为耳濡目染的缘故，多多少少都会对解放军有一种神往的崇拜，我在年少之时自然也无以例外。当我步入中学之后，慢慢开始觉得解放军肥大的绿军装、蠢笨的解放鞋形象是多么的丑陋臃肿，解放军停留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落后武器装备是多么的不入流，因此还产生怀疑他们是否真的有战斗力，是否真能保卫中国的想法。而当1997年香港回归之际，当我在电视直播里看到身着新式军装，手持新款枪械，仪态严肃身段笔直的解放军与孱弱单薄的驻港英军明显的形象对比时，再伴以整个直播过程中主播的煽动解说，心中似有一种突然被唤醒的、且终于可以雪耻的委屈，得以爆发。那是我第一次有种身为中国人是件无比自豪骄傲之事的幻觉。这种自豪情感的幻觉，是一种建立于强大军力依托的扭曲心理，后来在看待九九大阅兵、索马里护航、歼20试飞时候的心情，也依然是同样的情感幻觉在一直延宕。

在中学期间还发生了一件严重刺激身为中国人情感的事件，就是1999年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大使馆事件。事发之后通过看新闻，我和同学得知许多城市都发生了游行示威，便都不再好好上课，琢磨着要不要也组织上街游行，但后来又不知该游行去哪里，抑或向谁表达愤怒之情，随后也便作罢。学校隔壁的书店，在两周后便上架了一本介绍事件中丧生记者生平的书籍，于是我兴冲冲跑回家，向父亲索要不菲的50元购书钱，打算把书买回家，父亲把钱递到我手里的时候，顺带对我不屑的挤出一句「过不了两年，人们就会把他们忘了」。老实讲，当时我对父亲似带奚落的话语，是充满怨怒与不解的。对于这件事产生的情感，后来还时有发酵，两年之后我上了大学，知道同班的北京同学曾有参与围堵美国大使馆示威的经历，便一再恳求那位同学讲述当时的经历，他也乐于谈及此事，讲起当天在使馆外随手捡到一块被撬起的大块地砖，打算扔进使馆院内，一名负责使馆安保的武警忽然跑过来，把地砖一把夺走，并狠狠的在地上摔成几瓣，他一时吓傻，以为会被拷上拷子带走，没想到武警一句「太大的扔不进去」，立刻让他如梦初醒，立刻又陷入现场亢奋的疯狂中。说到此处，我和他都大笑，我好似真的与他一起参与了那场躁动的泄愤行动。

上大学的第一天，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北京，为了一圆儿时的梦想，下飞机后没去学校，反而是拉着行李直奔天安门广场，去朝圣心目中所谓中国的精神象征。随后的两周，发生了震惊全球的911事件，那时候我与其他同学还并未完全相熟，但大家却都因为此事产生了兴奋的共鸣点，宿舍楼道里许多互不认识的同学激动的打着招呼，「美国佬被撞了」、「飞机撞大楼太刺激了」、「拉登太牛逼了」，幸好当时没有手机，也没有随意使用的网络环境，整栋宿舍楼足以装下所有人愚蠢的狂欢，我们丑陋的一幕，也不至于会成为未来网络时代记忆中无法抹去的一部分，现在再回想此事，我只能为当时自己的无知与狭隘感到羞耻。

一直到后来大学毕业之时，我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青年，十几年来的屈辱观封闭教育，造就了我对于中国概念的扭曲认知，中国像一条缠绕着民族主义思想脉络的线绳，我不论走到哪里，都一直被紧紧束缚在这条线绳上。

零八奥运会时候的中国，可能算得上是多年以来最接近世界的时刻，那时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在汶川地震的余波下，被巧妙的化解包装为众志成城的全民共情，因而中国也成了世界普遍同情的对象。我那时就在北京，刚开始工作没太久，是标准的一枚穷北漂，与别人合租的公寓离鸟巢不到一公里远，隔着窗户便能看到奥运开幕仪式燃放的烟火。但彼时的我因为工作的原因，已没有太多的精力去投入那场全民共襄的狂欢。可能也是从那个时点开始，常常无日无夜加班工作的我，涉世维生犹存艰难，自然也就世故了许多。

2011年发生温州动车事故之后，引发众多公知在新浪微博上带动网民集体向政府质疑发难，我从这时开始意识到普通人是可以拥有发声驳斥权威的权利的，而我对原来中国概念的理解，也大抵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松动的。我看着直播镜头前的中国官员，当着众多媒体，竟然睁着眼睛大言不惭的说着「反正我信了」的瞎话，也看着中国的政府部门如同草菅人命一般，用掩土填埋事故现场的方式，掩盖争相。汶川地震之时，我还会笃定的认为对着电视镜头说「只要有一线的希望，我们就要付百倍的努力」的温家宝，是中国人的好总理，而在温州事故之后，我只觉得他的政治亲民表演，实在是越来令人越作呕，也才慢慢明白政治宣传中不断重复的顾全大局，原来就是让每一个无辜民众，都随时可能成为政府渎职失责的牺牲品。一直我都以为中共政权就代表着是中国，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真正能代表中国的，应当是每一个活生生的蝼蚁大众。自此之后，在我内心深底，尽管还依稀流淌着一丝民族主义的暗流，但我再也没让其冲破自己的心理防线了。

2012年，保钓反日游行开始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劣质的中国民族主义，在当局的操控之下，以最赤裸裸的面目暴露在世人面前。9月18日，我所在的北京也发生了游行示威。我还记得当时有同事去现场凑了热闹，回来之后问向我讲述在现场的所见所闻，并问我为何不去表达抗议，我回答他说即使中国收回了钓鱼岛，即使中国在钓鱼岛海域建满了油井，我们去加油站加油，也不会便宜一分钱的，所有的利益都只属于权贵，和今天参加游行的所有人都没有半点关系，那位同事一时语塞，语无伦次的说起那南京大屠杀又该怎么说，我只能告诉他「历史是用来反思的，而不是赖以产生仇恨的」。这句话也成了日后我每次遇到反日人士时使用的标准说辞了。

2014年，我在偶然情况下学会了翻墙，然后便一发不可收拾。当时正值香港的雨伞运动，我抱着一探究竟的好奇心理，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好好厘清，慢慢的开始知道了2003年的反23条大游行，2012年的反国教运动，知道了黄之锋、长毛、戴耀廷。要知道身处中国大陆的普通人是很难了解到这些事和人的，即使知道了，他们可能也会以所谓「民族大义」的颠倒认知，不分清现实的孰是孰非，统统装进一个贴着「港独」的袋子里，肆意诋毁辱骂。我开始放弃了局外人的目光，即使远隔几千公里之遥，即使也只是短暂的去过两次香港，抑制不住的与占领金钟的年轻人，产生一种自发的共情，强烈期盼着他们的努力会有所收获。说到这里顺带讲个小插曲，我那时所在公司的高管，瞒着所有员工干了一件有损普通员工利益的黑箱事件，被曝光后引发所有员工集体向老板发送邮件表达抗议，我也写邮件抗议了，但当时却不知道用什么言语表达心中的愤怒，最后居然敲了五个字「我要真普选」，便Enter发过去了。

2015年的夏天发生了七零九事件，那注定是中国法治史上最灰暗的时刻。我站在一个关注者的角度，靠着墙外支离破碎的信息，一点点构制出一个大体的拼图轮廓，使我有机会开始关注那些为中国普通人争取基本权利的异议人士，从人权律师到刘晓波，从民运遗老到天安门母亲，从女权主义到劳工维权等等，这些都是被时代遗忘的焦点，他们好像都不曾在中国出现过。曾经问过几位认识的商业律师，如何看待王全璋律师，他们有的表示不曾听闻此人，有的表示他不去挣钱尽整没用的。想到同样的事情放在相邻的韩国，却是不一样的结果，韩国人真的很幸运，他们可以将个人的力量都系于一绳，凝成一股合力推动时代前进，而这个时代的中国人，却将中国活得像一个充斥着利益、算计、暴力的角斗场，所有人都以得失论成败，以成败论英雄，都在用亲身参与的方式，定义着历史的倒退，我猜测未来的人们一定会把这段时空记忆，当做社会道德迷失沦丧的典型案例，我们都很幸运是其中的一分子。

这一段时期的中国，对我来说更像是一面可以穿越的镜子，我立于镜面之外，平静的注视着镜面中的自己，正深陷于混乱不堪的复杂与纷扰中。

再后来我接触到了端传媒，很意外的一头扎进去之后便游于其中，想到Matters站长说过那句话——第一次意识到原来中文还可以有另一种讲述方式。我觉得那是一种力量，一种传递真实与价值的力量。我仍然记得第一次看到「漩涡里的人，有责任说出漩涡里的样子」这句话时候的心情，实在很难用一种单一和彻底的情绪来表达当时的杂陈感受，但我很清楚的是，终究有一群努力的人们，在穹塌雨泄之时，依然寻找着坚持的意义所在。

最近的几年间，我感受到了中国的变化之快，也感受到自己的变化可能更快。身边的人们都在关注着哪座城市新通了高铁，哪个非洲国家对中国开始免签护照，《战狼2》和《红海行动》哪部电影更让人感到热血激昂，B站哪个老外拍的vlog更有中国味儿。我却在淘宝上反复搜寻已经在书店下架多年的典藏书籍，在网络中搜索听取台大的网络开放课程，在看着蔡英文的总统就职演说之时就默下决心一定要去看场台湾大选，在失眠了一个晚上之后便立刻决定踏上硝烟弥漫的香港街头。我与变得越来越保守的现实中国之间，存在着慢慢变大的张力，我在寻找定义中国是什么的路途上越走越远，我不知道会走到哪里，也不知道未来会看到什么样的中国。

这个时代之下的中国，许多人毕其一生，可能都在孜孜不倦的做着同样一件事——找寻中国的意义。很多人都会期盼看到一个越来越强盛的现实中国，我却更想将中国看成是一种希望的意义，正如孔子作《春秋》所言「夷狄而华夏者，则华夏之」一样，中国也许应当是某种理想意义的变化与存在。中华的概念虽然躲不过被国家化的宿命，而成为一种具象的主权国家实体存在，但中华概念中所包含精神的寄存、文化的传递、时空的沿革、希望的意义，永远都不会成为一种实体与结果，在人们对这种希望存在的追逐过程里，中国的意义可能已在其中。

落笔至此，抬头一望，书架上又添置了好几册剖析何为中国的厚重书籍，说来也是惭愧，每一本都没有读完。拿出其中两本随手一翻，就能发现不同的著者会带出不一样的面向与理解。世界是主观的，人们的思想各有林立，世界又是客观的，无论人们如何评述，充满希望的意义所在，一直都会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