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高牆與雞蛋，還能從什麼角度看香港反送中運動

反送中運動持續至今已經三個月了，從它第一天開始我就一直關注到現在。當運動還在發酵的階段，我沒想到它能持續那麼久，不得不說香港人真的很厲害。

但隨著時間推移，媒體不斷大量的報導，我漸漸的感到麻木，同樣的劇情每天重複上演，員警打人，然後是示威者悲慟的呼喊。每天都可以聽到有無數的聲音站在雞蛋這邊，為雞蛋發聲，但是高牆也從來不缺為它辯護之人。就這樣所有的論述都圍繞著高牆與雞蛋打轉。這無可厚非，尤其是對身處運動當中的人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為當下他們除了赤裸裸的對立以外別無其他可能，如何保持運動的活力才是他們迫切要解決的問題。

但我作為一個觀察者，置身於事件的核心之外，對我來說 重要的問題是如何觀看，如何打破對立的局限，找到高牆與雞蛋以外觀看事件的視野。

我想既然我是事件的局外人，那麼我對香港反送中的觀察和分析最後終究是要回到自己身上。所以我必須問自己為什麼我關心反送中運動？反送中運動和它周邊的喧嘩又帶給我什麼啟示？

自從反送中發生以來，當我和家人，朋友在閒談之際都免不了會聊到這個話題，而且十之八九都會問“你支持還是反對？”談話總是要在對立之中開啟，而且只要立場不同很容易就會引發口角影響到彼此的關係。我討厭這樣的陣營遊戲，不希望在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被迫站在高牆與雞蛋任何一方。這種鬱悶和讓人窒息的感受不只是在香港的議題上，只是當下我還無法清晰的釐清。

某個夜晚，我與導師在一家印度料理店用餐，過程中我把我的困惑告訴了他，他分析了一遍以後，意味深長的下了一個總結：“在當代的社會，主體承擔了太多”。老師的話依舊雲裡霧裡，高深莫測，但卻讓我有豁然開朗的感覺，這句話有點抽象，但也因為它抽象，所以讓我可以在一個更深遠和普遍的層次上思考問題。

所以我把思考的方向從香港議題轉到自己，我作為一個馬來西亞華人，作為一個社會學的學習者，作為一個在現代社會裡流動著的主體，我是為何以及如何去看香港反送中？我又從這樣的觀察裡得到什麼？

這是橫跨不同層面的思考，有點複雜，且容我娓娓道來。

馬來西亞華人如何看待反送中，相信大家已經不陌生，有支持高牆的中華膠，也有支持雞蛋的反/非中華膠。但是我，作為一個馬來西亞華人，我在這個位置上看到另一番景象。

為什麼有那麼多的馬來西亞華人反反送中？很多給他們貼上中華膠標籤的人都會簡單的歸因為大中華主義作祟，其實我一直不喜歡這個標籤，我也很少這樣指涉他們，這樣的觀點忽視了馬來西亞長久以來盤根錯節的族群結構，忽視了從殖民時期一直延續至今的種族歧視，種族分化的歷史遺產。這些東西已經深入人們的骨髓，很多時候馬來西亞人是以族群，種族的框架來看待問題的。例如用種族解釋貧富，階級和犯罪。

馬來西亞華人最先感受到的不是作為中華民族的驕傲，而是作為被排除的群體，被歧視的次等公民而憤恨不平。在自己的國家之內飽受打壓，長久以來華人的主體性始終得不到官方的認可。如果硬要給這群人貼上中華膠的標籤也絕不能忽視這個前提，這個處境與他們的大中華認同互為表裡。

馬來西亞華人如何區分種族，族群？不外乎膚色，語言，文化。這些元素在當地根深蒂固，常被用來區分馬來人，印度人和華人之間的區別，想當然耳的，膚色，語言，文化與馬來西亞華人相近的香港臺灣等兩岸三地的人也就被視為是“同文同種”。

那麼我現在要指出的是，在香港反送中期間，馬來西亞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補充一些脈絡，提供一些可供參考的觀點。

在去年年底，馬來西亞政府拒絕簽署《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公約》（簡稱ICERD），認為此舉會影響到馬來族群在馬來西亞的利益，不利族群和諧，但是在華人社會看來這意味著他們面對的不公和壓迫會持續下去，而且是在政府公開的支持下繼續，新政府嚴然成為促進種族不平等的幫兇。

其次在香港反送中這段日子以來，馬來西亞正經歷著另一些迫使族群關係惡化的事件。馬來西亞政府企圖把爪夷文納入到國小的課綱當中。爪夷文屬於馬來語，對華人來說那是陌生的，不屬於他們的語言，將爪夷文納入國小課綱，哪怕這僅止於介紹性的，都讓華人社群極為反感，甚至往同化，種族滅絕的極端方向聯想。此外，華人中學的教育文憑始終不受到政府認可，政府甚至有意將原先多源流的教育體制逐步往單一源流的教育模式發展，進一步壓縮非馬來群體的教育空間。

總而言之，馬來西亞自第一次政黨輪替以來，新政府給予華人社群的觀感一直下滑，種族關係不僅沒有改善，甚至更為惡化。其中那些憑著華人選票上位的華人政客更是落得“漢奸”，“賣華”的駡名。

所以在這樣的族群情緒高漲的背景之下，反送中在馬來西亞華人的眼裡就更顯得是撕裂民族情感的“反骨”行為。馬來西亞華人不是從極權與民主，高牆與雞蛋的角度看待反送中的，而是從種族，族群的框架理解。一直以來被認為是“同文同種”的香港人竟然反抗中國的統治，這在反反送中的馬來西亞華人眼裡就是自家人打自家人。

對反送中運動的關注，也讓我思考自己作為一個主體，作為一名社會學的學習者，我是如何經驗和觀看這些現象的。它讓我看見個人與集體的不同維度如何在這些事件之中串聯起來。

正如我前面提及的，不管我願不願意，反送中議題都會在各種場合出現，並且最終都會迫使我選邊站。在與家人的飯局裡，與朋友的談話之間，這都是難以避免的。尤其是我在臺灣留學的經驗，往往會讓對方先入為主的預設我的立場，例如反中，台獨，支持同性戀。

在某次家族聚餐的談話裡，我舅舅談起了兩岸問題。“你們臺灣為什麼要搞台獨？不都是中國人嗎？”，“不，臺灣人不是中國人”我下意識的開始辯解。然後舅舅用食指指著我的鼻子大聲的嚷嚷說“臺灣是我們中國人的土地，你們不喜歡就滾！”。我們彼此都是馬來西亞人，但是在那個語境發生的當下，我們各自站在中國與臺灣的位置上，作為兩方的代言人爭論。

諸如此類的狀況罄竹難書。無可否認的，我確實認同我在這些爭辯當中被賦予的立場，但是這不代表我認可這個立場的所有論述，也不代表我喜歡以對立的方式去談論相關的議題。但是對話情境是難以控制的，當它發生的當下，我會去捍衛那個立場，我會跟對方激辯，當我站在特定的立場發言，我也感受到它對我的道德要求，它要求我去捍衛它，為它辯護，當這個立場遭到攻訐，詆毀，我的自尊也難以倖免於難。所以為了保護自我，我會捍衛我當下所處的立場。但當我離開情境之後，我可能會否定剛剛的自己，否定那個爭辯和對立的情境。

　這也是我在反送中運動當中感受到的壓抑和窒息感的縮影。反送中是大事件它以極端和尖銳的形式表達了當代主體面對的困境。

主體似乎離不開任何形式的對立，而且也只有在對立之中才能建立主體性。極權和民主的對立，不同性別之間的對立，不同階級和不同族群之間的對立等等，現代人在這些區分和對立當中往返，在不同的主體位置裡承擔不同的道德義務。

這些區分和對立橫跨集體和個人的維度，每一個集體事件也會以不同的形式發生在人們個別的生命經驗當中。就像反送中運動，中台之間的領土和國族問題，經由一頓簡單的家族飯局與兩個不同世代的馬來西亞華人串聯起來，同時也跟馬來西亞當地的族群問題產生連結。

我一直嘗試著找尋一個在對立的框架之外觀看事件的視野，一種與“對立”對立的主體性。

縱觀古今，人與暴政對抗，與封建禮教對抗，與階級體制對抗，最後人戰勝了種種桎梏，獲得了解放，因此人有了自由。但是福柯卻說人更自由了，因為對人的控制更多了。基本上這也是社會學常有的論調。現在還是有階級，還是有分類，父權和傳統的意識形態仍舊蠢蠢欲動。還是有暴政，還是有壓迫，只是這些事物更隱誨了。

現代社會強調人的自由，但是每個人身上都承載著一個小型社會，階級表現在衣著品味與舉手投足之間，種族意識依附在膚色和他者的目光之中；正常與不正常的區分，國族想像，極權與民主的對立都深刻的根植在人們的意識深處，最終在每個個別的生命當中衝撞，鬥爭。

過去社會機制外在於人，現在它嵌入每個個體之中，所有社會上的不平等，對立和矛盾都會在個人的層次顯現，每個個體都是戰場，高牆不止在外面，它也在每個人身上。

對一個不是生活在香港的人來說，我看到只是最終的結果——運動的爆發。但是在此之前到底香港人都經歷了些什麼，具體的脈絡為何我其實一無所知。 也許在運動爆發以前，這些問題就已經在無數個生命中真實上演，擠壓已久，最終才以激烈的形式爆發出來。正如我的導師所說，這個時代的主體確實承擔了太多。也許只有在事件發生以後，才能梳理，牽線，順著整個事件將每一個衝撞著的鮮活肉體逐一相連。

因為自己社會學的背景，很多時候都想把問題往社會學的方向扯，一直都試著用社會學的方式去理解事情，面對香港的問題我最後也還是回到了社會學上，想著社會學可以怎麼樣讓現代人走出主體的困局。如何在高牆與雞蛋之外尋找另一種可能。

香港的局勢之會怎麼走，這真的不好說。但是不管結果如何，對我而言那種窒息和壓抑的感受估計都不會消失。

我們可以掙脫鳥籠，但我們永遠離不開蒼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