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明天》的票房輸給了《熱辣滾燙》？

在当代电影市场中，女性主义题材的呈现往往陷入一种荒诞的悖论：那些包裹着“女性觉醒”糖衣的商业片，通过刻板化的叙事和讨巧的营销策略收割票房与掌声；而真正以女性主体性为核心、敢于挑战传统性别秩序的作品，却可能因“不够爽感”或“缺乏普世共鸣”被市场边缘化。这种割裂的现状，在《热辣滚烫》与《还有明天》的对比中尤为刺眼。

《热辣滚烫》以“女性减肥逆袭”为噱头，将个体身体的规训包装成自我救赎的寓言，其内核实则是对父权逻辑的隐性妥协。影片通过“瘦身成功即人生开挂”的叙事，暗示女性价值仍与外貌和男性认可深度绑定，甚至被批评为“用减肥偷换女性主义内核”。然而这种浅薄的表达却斩获30亿票房，背后是资本对“伪女性主义”的精准拿捏——它既满足大众对“励志”的廉价想象，又巧妙规避了触及结构性压迫的锋芒。正如网友尖锐指出：“当贾玲将自我物化为减肥奇观时，所谓‘觉醒’不过是消费主义与父权制的共谋。”

反观意大利电影《还有明天》，则以1946年意大利女性首次获得投票权的历史为背景，展现了一场真正的“制度性突围”。女主角迪莉娅没有依赖男性拯救，而是在家庭暴力、阶级压迫与性别歧视的夹缝中，用女性群体用选票重塑社会规则。影片高潮处，当家暴丈夫冲进投票站时，所有女性沉默转身的凝视，构成对父权制度的集体审判——这种将个人命运与制度变革勾连的表达，被观众誉为“女性觉醒的硬核样本”。然而，这种直面制度性压迫的叙事，在国内却遭遇“不够接地气”的质疑，暴露出市场对女性主义的认知仍停留在“个体逆袭”的窠臼中。

这种价值评判的双重标准，折射出更深层的制度性症结：当资本主导的文化生产体系将女性议题简化为“大女主爽文”，当审查机制对触及体制性压迫的创作保持警惕，当社会认知仍将女性解放等同于“独立不婚”或“事业成功”时，真正的结构性批判便难以获得生存空间。《热辣滚烫》的成功，本质是制度默许下的安全叙事——它用个体努力消解系统不公，用身体改造替代制度变革，完美契合了“去政治化”的文化消费需求；而《还有明天》的“不合时宜”，恰恰因其揭示了女性困境的根源不在个人而在制度，这种觉醒需要集体行动而非孤胆英雄。

两部电影的境遇差异，最终指向一个残酷现实：在缺乏制度保障的文化生态中，女性主义的表达往往被迫在“安全”与“真实”间做出取舍。当《热辣滚烫》用“自我超越”的神话抚慰观众时，《还有明天》则撕开了制度性压迫的血肉——后者不被市场待见的命运，恰似鲁迅笔下“铁屋中的呐喊”，提醒我们真正的性别平等，需要的不是精致的个体神话，而是直面制度铁壁的勇气。

更值得警惕的是，父权制的维系机制早已渗透进文化基因，使得部分女性不自觉地成为其再生产工具。当年轻母亲教育女儿“太强势会吓跑男人”时，当职场女强人用“雌竞”思维打压同性下属时，当婆婆以“过来人”身份规训儿媳“忍忍就过去了”时，这些看似“女性帮助女性”的场景，实则是父权制通过代际传递与文化规训完成的隐秘殖民。正如布尔迪厄揭示的“符号暴力”——被支配者往往通过自我审查与自我矮化，将压迫性秩序内化为“天经地义”。在《热辣滚烫》的观影热潮中，无数女性为“瘦身成功收获爱情”的结局热泪盈眶，这种集体性情绪共振恰恰印证了父权审美对女性身体规训的成功：我们不仅接受被物化的标准，更主动将其转化为自我实现的勋章。这种制度性异化制造出荒诞的生存策略：女性越是娴熟地扮演父权制要求的“完美角色”——贤妻、辣妈、职场花瓶——就越能获得制度红利，而这种“奖励机制”又反过来强化系统的稳固性。当制度性压迫被分解为无数个“为你好”的日常规训，女性便沦为温水中的青蛙，既是被规训者，又成为新规训的执行者，最终形成压迫链条的完美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