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敗者回憶錄63:二重生活的悲哀
九一三事件發生在1971年,正好是中共成立第五十年。林彪與妻兒乘飛機從山海關逃向西北方,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墜毀,機上九人全部死亡。身為中共第二號人物、並在兩年前九大通過的黨章指定為毛的接班人,何以會「叛逃」?五十年來一直是謎。
這是毛澤東第二次打倒黨的第二號人物。前一次是1966年發動文革打倒國家主席劉少奇,再之前也打倒過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崗。不過林彪事件太奇特,各種解釋撲朔迷離,歸根到底,就是反映了所有的政治亂局都集中一點,就是糾纏在最高權力的繼承問題。這是政局的關鍵要害。
九一三事件發生後一個月,香港和海外已經有報導林彪出事了。中共一直隱瞞事件,只在官媒上不再提「林副主席」,然後就拼湊出一個林彪謀刺毛澤東和密謀「武起義」(林的兒子以「五七一」為代號)的文件,自上而下逐級傳達。到1971年底,傳達到深圳中學的教職員工大會上。據妻子麗儀說,當時有一個對黨非常忠誠的年輕教師,在等候上級領導來傳達文件之前,就帶頭叫口號,繼續喊「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還講一通林副主席當接班人對革命事業如何有保證的話。講完後,領導來傳達林彪謀叛,大家看這位老實人的臉色,一直變紅變藍變綠。
麗儀較早就從我口中知道消息,所以聽傳達不感奇怪。荒謬的是,她聽了傳達,還被交帶不能告訴香港來的老公。其後傳達到小學,兩個女兒也被交帶不能告訴來自香港的爸爸。小女兒卻不理警告,我週末回深圳,她就偷偷告訴我「林彪變灰」了。
香港報紙炒作這新聞許久,但在左派陣營中,都不公開談這件事,就像沒發生一樣。這明明是影響黨國命運的大事,而左派依附黨國而存在,可說同自己的命運相關,怎能對房間裡的大象視而不見、見而不提呢?
1972年我應邀去北京參加國慶,那時的接待幹部以「林賊」稱呼林彪了,但不講詳情。直到1973年八月底中共召開十大,政府報告中講到林彪「叛逃」,事情才公開。已事隔兩年矣!
林彪事件的奇特,和事件發生後的隱瞞,即使傳達到人所共知,卻仍然不公開,知道的也避免談論。這是非常典型的中國政治社會氛圍。
我前文講的「二重生活的悲哀」,就是指個人的思想、價值觀、人生追求,與自己所處的生活環境,周圍的人,不僅志趣相悖,而且完全相反。但為了生活,為了生存,你又不能不與所處的環境和人群融合,否則你就被孤立、被排斥,沒有話題也沒有合作空間。二重生活的一重是指個人的思想生活,另一重是與他人交往的社會生活。人在他人面前被迫過自己不情願的另一重生活。這是廚川白村所指近代人的悲哀之一。
廚川白村是日本文學評論家。他生於1880年,1923年在日本大地震中喪生。次年,魯迅從他的遺稿中翻譯了《苦悶的象徵》。我從《苦悶的象徵》中認識他,並在1966年編寫的《哲學與人生》中,引述他所提出的近代人在生活中的四種悲哀。儘管這是100年前的「近代人」,但文革後那幾年,我對他的說法特別有感。
他所提的四種悲哀,第一種是「理想破滅的悲哀」。人類在對現實的不滿中,創立了各種各樣的理想社會的學說,不同的人群不斷努力去追求理想的實現,但追求的過程和實現的結果,是理想的破滅。對那時追求社會主義平等的我來說,開始感到這種悲哀。但未料到更悲哀的是,追求理想的結果,是不斷發生比原來所不滿的現實更可怕千倍的慘劇。
第二種是「由懷疑傾向而產生的悲哀」。懷疑,是指對自己信仰的懷疑,科學的進步動搖了許多人對宗教的信仰,但科學發展又使人類出現新的大問題:戰爭更殘酷,道德更墮落,科技公司和政權對個人的監控更甚。對科學的懷疑,對制度、對道德、對法律也產生懷疑。懷疑可以是人們鑽研問題、解決問題的動力,但對信仰、對道德、對價值系統的整體懷疑,卻是人生的悲哀。
第三種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上文已經談過,這是一種很普遍也延續至今的悲哀。
第四種就是在找不到出路,感到世界一片灰暗,個人完全沒有力量的情緒下,覺得不想活了,於是產生「厭世主義的悲哀」。
我在闡述廚川的「四種悲哀」時,仍然鼓勵「自學叢書」的讀者,要積極面對這四種悲哀,不要被悲哀淹沒,而應該努力實現理想,從懷疑中找出路,以及深入社會黑暗中去改變它。但那幾年,我發覺我這種樂觀說詞的虛妄。我自己也沉溺在前三種悲哀中,尤其是「二重生活的悲哀」。不過我還年輕,不想被悲觀情緒掩埋,想在當時處境下找出路。於是有了《七十年代》月刊。
(原文發佈於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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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輝煌時代的開始
- 我們是甚麼人?我們往何處去?
- 二重生活的悲哀
(《失敗者回憶錄》此前在《蘋果日報》連載,現正在Matters持續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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