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一部第2章第Ⅳ節：被褻瀆的俄羅斯

上帝保佑東正教沙皇

米哈伊爾·費奧多羅維奇大公

願他統治沙皇俄國

還有整個神聖羅斯土地

根據民間歌謠，米哈伊爾·羅曼諾夫在1619年登上俄羅斯王位6年後，得到了他的父親、大牧首菲拉列特的賜福。“神聖羅斯土地”的神話是17世紀初羅曼諾夫家族發展起來的沙皇俄國的基本理念。他們王朝的建立，正如1913年三百周年慶典宣傳中所展示的那樣，象徵著以捍衛東正教為基礎的新俄羅斯民族意識的覺醒。傳說中，米哈伊爾·羅曼諾夫是歷經內戰和波蘭入侵的“大動亂時代”（1598-1613年）後，由全體俄羅斯人民選舉出來的。這片“神聖羅斯土地”得以在羅曼諾夫王朝的統治下重新統一，米哈伊爾從天主教徒手中拯救了東正教俄羅斯。從此，“神聖羅斯”的概念——即捍衛東正教的堡壘——成為王朝合法化神話的基石。

這並不意味著神聖羅斯的概念缺乏民眾基礎。至少從17世紀開始，民謠和哥薩克史詩就一直談論著神聖羅斯土地。在這片一望無垠、沃野萬里，經常受到蒙古人和韃靼人鐵蹄踐踏的歐亞大陸上，基督教自然而然成為斯拉夫人自我認同的象徵。作為一個俄羅斯人，就是一個基督徒，一個東正教信徒。事實上，“神聖羅斯”一詞只適用於舊俄羅斯，而俄羅斯人就是由此衍生而來的；不可能說“神聖俄羅斯”，因為俄羅斯這個新名詞只與帝國國家有關。【1】值得注意的是，俄語中表示農民的單詞（krest’ianin），就是將在所有其他歐洲語言中代表國家或土地的詞根，與基督教徒一詞（krist’ianin）相結合。

但是，神聖羅斯的民間神話只是將人民和他們的習俗神聖化，而官方神話則以沙皇的名義使國家神聖化。莫斯科成為“第三羅馬”，繼承了東正教最後一個首都拜占庭的遺產；俄羅斯成為上帝為拯救人類而選擇的“聖地”。這種救世主的使命賦予了沙皇一個獨特的宗教角色：在全世界宣揚真理，打擊異端。沙皇的形象不僅僅是一個國王，就像西方中世紀傳統一樣——雖然是凡夫俗子，但以神聖的權利進行統治；他還被塑造成人間的神，作為一個統治者由神授意，成為聖人。正如邁克爾·切爾尼亞夫斯基在他對俄羅斯神話卓越的研究中所顯示的那樣，在俄羅斯有一個悠久的傳統，即對那些為了祖國和信仰而獻身的國君進行封聖。沙皇利用教會律法迫害他們的政治對手，而西方統治者則沒有這樣做。在沙皇的統治下，整個俄羅斯變成了一座巨大的修道院，在那裡所有的異端邪說都被連根剷除。

直到18世紀，沙皇權力的這種宗教基礎才逐漸被世俗化所取代。彼得大帝試圖按照西方專制主義的方式改革教會與國家之間的關係。為了使教會置於國家之下，教會的管理權從牧首轉移到神聖宗教會議，這是一個沙皇任命的，由普通教徒和神職人員共同組成的機構。到19世紀，它的世俗代表，即總檢察長，實際上已經取得了教會事務部長的地位，控制著主教任命、宗教教育和大部分的教會財務，但不負責神學教義問題。在大多數情況下，神聖宗教會議仍然是沙皇手中忠實的工具。在18世紀後半葉，教會已經失去了大部分土地給國家，現在它依靠國家的資金來供養10萬名教區神甫及其家庭，因此不破壞現狀符合教會的利益。【2】儘管如此，把教會描繪成一個順從的國家機關是錯誤的。沙皇對教會的依賴程度與教會對沙皇的依賴程度一樣：他們之間是相互依存的。在俄羅斯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農業國家，大多數人都是文盲，教會成為一種必不可少的宣傳武器和社會控制手段。

神甫們被要求在講壇上譴責一切形式的反對沙皇的異議和行為，並向警方通報教區內的顛覆分子，即使是他們通過告解獲得的消息。他們承擔著瑣碎的行政職責：幫助員警管治流浪者；宣讀帝國的宣言和法令；向當局提供在教區簿冊上登記的出生、死亡和婚姻的統計資料，等等。通過41,000所教區學校，東正教神職人員還被要求教育農民兒童不僅要對沙皇及其官員，而且要對他們的長輩與上級，表現出忠誠、尊敬和服從。以下摘錄自神聖宗教會議編寫的學校基本教義：

問：我們應該如何向沙皇表示敬意？

答：1、我們應該對沙皇忠心耿耿，時刻準備為他犧牲生命。2、我們必須無條件地執行他的命令，服從他任命的政權。3、我們應該為他的健康和救贖祈禱，也為整個統治家族的健康和救贖祈禱。

問：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那些違背對君主職責的人？

答：他們不僅在君主面前有罪，而且在上帝面前也有罪。神說：“所以抗拒掌權的，就是抗拒神的命。”（羅馬書，13：2）

在舊政權的道德體系中，教會被賦予了一個至尊無上的地位。只有教會允許在帝國境內進行宣教和傳教工作。沙皇政權的俄羅斯化政策有助於促進東正教事業：例如，在波蘭和波羅的海地區，有4萬名天主教徒和路德教徒在亞歷山大三世統治時期皈依了東正教，儘管只是名義上的。教會對持不同政見的宗教派別，特別是舊禮儀派，從法律上嚴曆打壓。【3】直到1905年，東正教內任何人改變信仰或發表攻擊東正教的言論都是犯罪。所有關於宗教和哲學的書籍都必須經過教會的審查。此外，在一系列道德和社會問題上，教會的影響仍然占主導地位，有時甚至淩駕於世俗權力之上。通姦、亂倫、獸交和褻瀆等案件都在教會法庭上審理。由於國家把這類問題交由教會處理，並避免制定自己的懲罰措施，因此，判決的結果只能是純粹的宗教懲罰，更遑論是中世紀的懲罰，例如苦修和監禁在修道院裡。在離婚問題上，教會的影響力也舉足輕重。獲得離婚的唯一途徑是通過教會法庭以通姦為由，這是一個困難的、往往是痛苦的過程。19世紀末，在私人性行為問題上變得更加僵化的教會成功阻止了放寬離婚法，將整個問題轉移到刑事法庭的企圖，並且在維護舊的宗法秩序方面，與最後兩位沙皇在反對現代自由主義世界的鬥爭中結成了天然的聯盟。簡而言之，帝國晚期的俄羅斯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個東正教國家。

但它還是神聖的嗎？這是教會領袖們擔心的問題。正是出於這種擔憂，在舊政權的最後幾十年裡，許多較為自由的東正教神職人員呼籲改革教會與國家的關係。1917年之後，有許多受到驚嚇的基督徒——布魯西洛夫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認為這場革命是由於教會的影響力下降而引起的。這當然是一種簡單化的觀點。但毫無疑問，社會革命與社會世俗化密切相關，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後者。

城市化是根本原因。城市發展遠遠超過了在城市中建造教堂的速度，結果是數以百萬計的工人被趕出了有教堂的村莊，不得不生活在無神的狀態下。例如，20世紀初，莫斯科郊外的奧列霍沃-祖耶沃工業區只有一座教堂，卻要服務4萬名居民。頓巴斯礦區首府尤佐夫卡，也就是今天的頓涅茨克，2萬名居民只有2座教堂供使用。但這不僅僅是一個建築物的問題。教會也未能像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衛理公會那樣，尋找到一個城市使命，解決城市生活當中出現的新問題。事實證明，東正教神職人員沒有能力為工廠和廉租房的世界創造一種受歡迎的宗教。那些試圖這樣做的人，如聖彼德堡的激進傳教士加蓬神甫——他在1905年1月領導工人遊行到冬宮，很快就被教會的保守派領袖否定了，他們毫不理會受宗教啟發的社會改革呼聲。

城市化發展給世俗化產生了額外的推動力。遷移到城市的年輕農民離開了神甫和農民長老占主導地位的、古老的鄉村口頭文化，加入到書面文字占主導地位的、教會被迫與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競爭的城市文化。在通過工業學校進修邁入布爾什維克隊伍的過程中，一個農民實現了這一飛躍，他就是謝苗·卡納奇科夫。他在自傳中回憶19世紀90年代，當他離開家鄉去莫斯科，在一家社會主義者宣傳活躍的機器製造廠打工時，他的叛教行為是如何慢慢培養起來的。起初，他有點害怕這些“學生”，因為“他們不相信上帝，可能會動搖我的信仰，導致我在來世遭受永恆的地獄之苦”。但他也欽佩他們，“因為他們是如此自由，如此獨立，對一切都瞭若指掌，地球上沒有任何人或任何東西讓他們感到害怕”。隨著這個鄉下男孩越來越自信，並試圖效仿他們的個人主義，他也越來越受到他們的影響。腐敗的神甫和欺詐的“神跡”故事開始動搖了“我賴以生存和成長的道德基礎”。一位年輕的工人向他“證明”上帝並沒有創造人類，他指出，如果在一個盒子裡填滿泥土並保持溫暖，最終會有蠕蟲和昆蟲爬出來。這種粗俗化的前達爾文主義科學，廣泛存在于當時的左派小冊子中，對像卡納奇科夫這樣的年輕工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現在的我，逐漸從舊的偏見中解放出來了，”他後來寫道。“我不再去神甫那裡‘懺悔’，不再上教堂，並開始在四旬節守齋期間吃‘禁忌’食物。然而，在接下來的很長一段時間裡，我並沒有放棄劃十字的習慣，特別是當我回村度假時。”

那麼農村本身又如何呢？這裡是“神聖羅斯”的基石，被認為是教會所謂的堡壘。俄羅斯農民的宗教信仰一直是俄國歷史上最悠久的神話之一，同時也是俄羅斯靈魂的深度。但實際上，俄羅斯農民與東正教的關係從來都是半心半意的。他們只是在古老的異教民俗文化上，塗了一層薄薄的基督教外衣。可以肯定的是，俄羅斯農民表現出極大的外在虔誠。他不停地在自己身上劃十字，幾乎每句話都會提到上帝的名字，定期去教堂，總是遵守大齋節禁食，從不在宗教節日裡工作，甚至還時不時地去聖地朝聖。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和索爾仁尼琴這樣的斯拉夫主義知識份子，可能希望將此看作是農民對東正教信仰深深依戀的標誌。當然，大多數農民認為自己是東正教徒，這是事實。如果有人在20世紀初走進一個俄羅斯村莊，詢問村民他們是誰，可能會得到這樣的回答：“我們是東正教徒，來自俄羅斯。”但農民的宗教信仰與神職人員的書本基督教相去甚遠。他們把異教崇拜與迷信、魔法、巫術，和他們對東正教的信仰混為一談。這是農民自己土生土長的宗教，是為了適應他們不穩定的農耕生活的需要而形成的。

由於不識字，普通農民對福音書知之甚少。他對主禱文和十誡更是陌生。但他確實對天堂和地獄的概念有些許模糊的理解，毫無疑問，他希望終生遵守教堂儀式，能夠以某種方式拯救自己的靈魂。他認為上帝是一個真實的人，而不是抽象的精神。高爾基描述了他在喀山附近村莊遇到的一位農民：

他把上帝想像成一個高大、英俊的長者，一個仁慈、睿智的宇宙之主，他沒能完全征服邪惡，僅僅是因為“太多的人為此而生，他不能時刻無處不在。但你看，他會成功的。可我完全不能理解基督！在我看來，他毫無用處。有上帝，這就夠了。但現在又多了一個！他們說是兒子。就算他是上帝的兒子又如何？據我所知，上帝沒有死。”

聖像是農民信仰的中心。他遵循教堂裡聖像講述的聖經故事，堅信聖像具有某種魔力。農民安置聖像的小屋一角，就像爐子一樣，是全家最神聖的地方。它庇佑著他已故祖先的靈魂，保護家庭免受邪靈的侵害。每當農民進出房屋時，他都要脫下帽子，在聖像面前鞠躬並畫十字。然而，正如別林斯基向果戈理指出的那樣，農民也發現了這個聖物的另一種用途。他談到聖像時說：“它適合祈禱——你也可以用它來蓋鍋子。”

農民以同樣務實的方式分享教會的聖徒崇拜，並在其中加入他自己與農業世界有關的異教神靈。有弗拉斯（牛神）、弗羅爾和拉夫爾（馬神）、以利亞（雷神和雨神）、穆切尼察·帕拉斯科娃（亞麻和紗線之神），以及無數其他精靈和神明——家庭、河流、森林、山脈、湖泊和海洋——由接生婆、治療師、巫醫、放血醫生、接骨師、巫師和女巫通過其咒語和祈禱來召喚他們。俄羅斯農民出了名的迷信。他們相信自己的生活受到惡魔和邪靈的困擾。這些惡魔和邪靈向莊稼和牲畜施法，使婦女不能生育，造成不幸和疾病，並使死者的靈魂回來糾纏他們。只有神甫或其他有天賦的人，才能借助聖像、蠟燭、草藥和原始的煉金術驅除咒語。這是一個光怪陸離的宗教世界，儘管近年來進行了許多很好的研究，但我們永遠別指望完全瞭解。

教區神甫的地位岌岌可危，他們掙扎在教會的官方宗教和農民的異教之間不斷拉鋸的邊界上。從各方面來看，農民並不尊重他們的神甫。【4】用一位同時代人的話說，俄羅斯農民看待他們當地的神甫，與其說是“精神導師或顧問，不如說是從事聖禮批發和零售交易的特殊商人”。由於無法靠國家提供的微薄津貼，或耕種自己小教堂的土地來維持生計，神職人員嚴重依賴向農民收取服務費：婚禮兩盧布；莊稼祈福一隻母雞；葬禮幾瓶伏特加；等等。農民的赤貧和神甫的貪婪往往使這個討價還價的過程變得漫長而激烈。農民新娘要在教堂裡站上幾個小時，或者死者會好幾天不下葬，而農民和神甫則為費用爭論不休。神職人員如此厚顏無恥地（儘管往往是必要的）討價還價，必然會損害教會的聲譽。許多神甫的教育水準低下，貪污腐敗、嗜酒成性，他們與員警的勾結眾所周知，他們普遍對當地士紳卑躬屈膝，所有這些都令世人所不齒。“在任何地方，”一位19世紀的教區神甫寫道，“從最富麗堂皇的客廳到煙霧繚繞的農民小屋，人們都在用最惡毒的嘲諷、最深刻的蔑視和最粗俗的漫駡來貶低神職人員。”

這很難使教會成為希望保護農民群體不受現代城市險惡的世俗文化影響的力量所在。19世紀末，越來越多的東正教神職人員開始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對上教堂次數的下降感到擔憂，將其歸咎為農村“流氓習氣”、土地財產暴力襲擊和其他社會醜惡現象的抬頭。正是出於對基督教引導農民的關注，人們越來越多地呼籲對教會進行徹底改革。這些呼聲首先來自19世紀中葉從神學院畢業的新一代自由主義教士。與他們的前輩相比，這些“自由主義神甫”受到了1860年代大改革的啟發，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更有良知。他們談論如何振興教區生活，向農民灌輸“有意識的”基督教思想。他們認為，通過使教區教會更貼近農民的生活——教區居民應該對當地教會有更多的控制權；應該有更多的教區學校；應該允許教區神甫集中精力處理宗教和傳教事務，而不是被瑣碎的行政事務拖累——可以實現這一目標。到了20世紀初，隨著人們逐漸清楚地認識到，除非教會從對國家的義務中解放出來，否則就不可能煥發活力，自由派神職人員的要求發展成為一場更廣泛的運動，旨在全面改革教會與沙皇國家的關係。這場運動在1905年達到高潮，來自各階層的神職人員呼籲成立一個教會委員會以取代神聖宗教會議。許多人還呼籲將教會權力從聖彼德堡和修道院下放到教區，甚至從那裡的教區再下放到堂區。雖然不能說這場運動是1905年民主革命的一部分，但神職人員對教會改革的要求和自由主義者對政治改革的要求之間確實存在相似之處。像地方自治會官員一樣，自由派神職人員希望獲得更多的自治權，以便他們能在當地社區更好地服務社會。

這遠遠超出了教會中保守派允許的範圍。雖然他們支持教會自治的總體概念，但他們不願意看到任命的主教或修道士的權威以任何方式被削弱。他們更不願意接受首相維特伯爵在1905年出臺《宗教寬容法》時提出的觀點，即只要教會接受改革，回歸自己的宗教生活，停止對東正教對手的歧視就不會傷害教會。教會的上層人士可能會一時被他們自由主義兄弟們所鼓吹的自治的誘人前景所鼓舞，但維特堅持以宗教寬容作為實現自治的代價（這一法案的動機是為了爭取舊禮儀派和猶太社區中重要的商業團體），肯定會把他們趕回保守派的巢穴。1905年後，他們與宮廷和極右派組織（如俄羅斯人民聯盟）結盟，反對自由派進一步改革教會和擴大宗教寬容的一切嘗試。結果，在自由主義道德秩序的威脅下，“專制、東正教和民族”的舊聯盟重新抬頭。這場意識形態衝突成為塑造1905-1917年俄國歷史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之一。

隨著自由主義神職人員的失敗，教會陷入了極度分裂和虛弱的狀態。沙皇政權的核心意識形態支柱終於開始瓦解。拉斯普京在教會內部的崛起標誌著教會自身的最終崩塌。“神聖宗教會議從未如此墮落！”1916年2月，一位前部長對法國大使說，“沒有比這種方式更能摧毀所有對宗教的尊重和宗教信仰了。不久之後，東正教還剩下什麼呢？當風雨飄搖的沙皇政權尋求支持，它會發現已經一無所有。”

【1】 羅斯和俄羅斯之間的區別類似於“英格蘭”和“英國”之間的區別。

【2】 與天主教不同，俄羅斯東正教神甫可以結婚。只有修道院的神職人員不能。

【3】 舊禮儀派拒絕1660年代尼康牧首的禮拜儀式改革，也拒絕了強制實施這些改革的政府。為了逃避迫害，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定居在西伯利亞的偏遠地區，一直到今天。在20世紀初，估計有多達1,800萬舊禮儀派信徒。其他主要的宗教教派——斯頓德派（浸禮會），杜霍波爾派（“靈魂鬥士”）和摩羅康尼派（飲奶者），在精神上更接近福音主義。他們共有大約100萬追隨者。許多這些教派都有激進的持不同政見傳統，這就是他們何以、以及為何受到國家迫害的原因。

【4】 當我們把這一點與歐洲天主教農民對他們的牧師所表現出的尊重和敬畏相比較時，我們就開始理解為什麼俄國農民會發生一場革命，而西班牙農民會發生一場反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