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寧墓：蘇聯帝國的末日歲月》第三部第5章：戰爭就是和平
在去莫斯科之前，我從來沒有被竊聽的經驗。讀大學時，有傳言說導師可能會偷偷錄下你說過的話，就像劍橋大學著名的共產主義間諜費爾比、伯吉斯和布朗特做的那樣。我從未聽說過確有其事，心想那也許是一種臆測。作為一名駐華盛頓的記者，我幾次被要求撰寫有關間諜活動及其娛樂方面的報導，都覺得很可笑。不可避免的，有人會向你提供一大堆假消息：可能是一個能讓你贏得政壇關注的“獨家新聞”；或某個大使館地下室裡炮製出來的風流韻事。有一次，我寫了一篇關於蘇聯叛逃者的故事，她是一位大使館官員的妻子。她背叛了自己的祖國，投入一個二手車推銷員的懷抱。在頭條新聞和其他地方，她被稱為“戴金色假髮的女人”。在電視上，她戴著假髮和大墨鏡。後來，她簽了一份6位數的出書合同。我知道我是別人的傻瓜。但是誰的呢？
在莫斯科，大家都知道我們這些外國人受到克格勃的嚴密監視。人們議論紛紛，說某某記者在與非配偶的人發生性關係後，被人拍下8英寸乘10英寸的彩色照片，然後從莫斯科灰溜溜地離開。無論莫斯科發生了多麼戲劇性的事件，我們國內的親友最想知道的是被傾聽、被監視的感覺。在避免提及我們的蘇聯朋友成為一種本能之後，被偷聽到的生活讓我們感覺沒什麼大不了，或者幾乎沒啥感覺，就像你前臂上有輕微的麻木感，直到你觸摸它時才會想起。大多數情況下，你不再關心。盲目地、傲慢地，你覺得自己再無所謂。說吧。讓他們竊聽吧。冷戰結束了，不是嗎？
1988年，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接替維克多·切布裡科夫成為克格勃首腦，他努力讓全世界相信，他創建了一個更友善、更溫和的特工部門。奧威爾稱之為“友愛部”。克留奇科夫借鑒了戈巴契夫本人的風格，試圖將自己和他所代表的機構“人性化”。他向媒體描述了自己對貝利尼的《諾爾瑪》的熱愛。他說，只要範·克萊本搬到莫斯科，克格勃就會為他建造一座漂亮的公寓。克留奇科夫甚至乞求工薪階層的同情。“克格勃主席的生活並非一帆風順的，”他告訴《新時代》的編輯們。工作太多，時間太少。他召開新聞發佈會。他在電視脫口秀節目中回答（經過仔細篩選的）問題。他接見外國訪客。甚至還舉辦參觀盧比揚卡的活動，導遊會指給遊客看陳列櫃裡擺滿的荒誕不經的間諜設備——裝在鞋跟裡的電話，諸如此類。克留奇科夫從未提及他參與策劃了1956年入侵布達佩斯和1968年入侵布拉格的行動。這與他的新形象不太相符。
在沒有削減一名間諜或邊防警衛的情況下，克留奇科夫開展了歷史上最奇特的公關活動之一：試圖把捷爾任斯基、葉若夫、貝利亞和安德羅波夫的間諜機構描繪成一個為法制和民主改革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政府公僕。一天晚上，記者們應邀來到外交部新聞中心，觀看了一部關於“新克格勃”的紀錄片，片中的軍官們對食物讚不絕口（“能給我食譜嗎？”），表現得就像美軍陸軍徵兵電影中那些吃玉米長大的職業軍人。克留奇科夫不僅熱衷於鍍金現在，也熱衷於洗白過去。“暴力、不人道和侵犯人權一直與我們特工部門的工作格格不入，”他對義大利媒體《團結報》說。儘管勃列日涅夫時代“不是我們一生中最好的時代”，克留奇科夫表示，但克格勃當時的行動“依然遵紀守法”。
克留奇科夫的自我宣傳是出於無奈。有史以來第一次，克格勃受到了公眾的批評。1989年5月，前奧林匹克舉重運動員尤裡·弗拉索夫登上人民代表大會的講臺，譴責克格勃是一個龐大的“地下帝國”，自革命以來，它一直利用軍隊和監獄屠殺每一代蘇聯人中最優秀和最聰明的人。弗拉索夫是一位戴著牛角質眼鏡的大力士，他說克格勃是“全部現存機構中最強大的工具”，必須由新的民選立法機構嚴格控制。不消說，這樣的事情以前從未發生過，尤其是在全國電視直播中。克留奇科夫坦承，他對弗拉索夫的講話有一種“不愉快”的反應，“但隨後我問自己：我必須思考正在發生的事情……他只是沒有意識到我們現在正在從事的許多事情以及我們正在計畫做的事情。如果所有蘇聯人都像他一樣無知，那麼他們中的許多人肯定也會有同樣的想法。”畢竟，他說，西方關於克格勃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領導層中保守、反改革力量的報導是“毫無根據的……克格勃和軍隊都與人民有著緊密的聯繫。他們完全接受共產黨制定的改革計畫，並隨時準備支持和捍衛它”。
克留奇科夫一定以為自己真的能騙過所有人。他的公關方案沒有一點廉恥心。作為一個來自舊制度的人，他確信自己能夠掌握新事物。他的傲慢就像一個看了一次電視就深信自己瞭解電視的人。到1990年，克格勃甚至開設了新聞辦公室，並任命一名將軍負責“促進新聞關係”。在一次活動中，克留奇科夫邀請了所有駐莫斯科的女記者進行“採訪”，在那裡，他以一種近乎跪舔的方式盛情款待了她們。身著正裝的侍者給女記者們帶來了贈別禮物：幾瓶甜蜜的蘇聯香檳和一本紅色的、仿皮革裝訂的兩卷本蘇聯特工史，上面還有克留奇科夫本人的親筆簽名。他究竟想從中得到什麼？克留奇科夫是否希望記者們趕緊沖到鍵盤前，把克格勃美化成婦女選民聯盟？
一天早上，《共青團真理報》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標題是《克格勃小姐》！說一位名叫卡佳·馬約洛娃的女特工擁有世界上唯一的“安全部門美女”頭銜。照片上的她確實非常漂亮，但姿勢看起來有一些古怪，因為她穿著防彈背心，卻拼命想做出一些性感的動作。文章稱，馬約洛娃同志不久將出現在電視節目《晚安莫斯科》上，“播報”克格勃的行動。文章還說，卡佳穿上防彈背心“娉婷嫋娜，就像皮爾·卡丹的模特一樣”。除了“純粹的美麗”之外，她的眾多魅力之一是能夠“用空手道踢向敵人頭部”。
我打電話給新聞中心，詢問是否可以採訪克格勃小姐。我以為克格勃盧比揚卡總部的所有人都會因此而開懷大笑。但10分鐘後，一個電話打了回來，確認了在克格勃總部的採訪預約。
“我可以帶相機嗎？”我問。
“歡迎至極，”回答道。
到了約定的時間，我把車停在盧比揚卡廣場上一棟實用的大樓前。我向接待員報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坐下來等待當今選美皇后的接見。在此期間，我注意到街上不時有什麼人走進來，把一個信封甚至一包檔塞進一個大郵箱。人們帶著他們的請求和申訴來到這裡的。這是一個苦澀的提醒，提醒我們這裡過去是、現在仍然是什麼。我想起了莉蒂亞·丘科夫斯卡婭的小說《索菲亞·彼得羅夫娜》，她虛構那段歲月裡，自己如何哀求秘密員警告訴她丈夫出了什麼事；我想起了阿赫瑪托娃排隊等待打聽兒子下落的日子。我想像著一天工作結束後樓下的情景：幾個特工圍坐在爐子旁，一邊大笑，一邊把信件倒進火堆裡。
“雷姆尼克先生？”
卡佳·馬約洛娃翩然而至，她穿著一件安哥拉羊毛衫和一條義大利緊身牛仔褲，風姿綽約、光彩照人。
在克格勃“新聞官”的陪同下，卡佳回答或者沒有回答我的問題。她說克格勃小姐比賽是“私下”進行的，甚至連參賽者的人數都是秘密。我想，顯然從來就沒有過比賽，這是內定的，不需要什麼提名。但是，作為一個接受過世界上最可怕的組織的“殺人技巧”和射擊訓練的人來說，卡佳是迷人的。她在這方面做得非常出色。集美國小姐的甜美和若隱若現的危險感於一身，滿足了一些我無法確定的基本幻想。是什麼呢？玫瑰刺客？新瑪塔·哈麗？不，她說她“不一定非得和克格勃的男人約會”。的確，自從《共青團真理報》的報導問世後，她接到了不少電話。“哪裡的男人都一樣，”她說，像個真正的物質女孩一樣翻著白眼。當我請她擺姿勢拍照時，她款款走到秘密員警的創始人、“鋼鐵菲利克斯”捷爾任斯基的雕像前，口吐“茄子”。
天色向晚，我想到外面的盧比揚卡廣場上走一走。首都著名的民主人士將為第一座政權受害者紀念碑舉行隆重的揭幕儀式：那是一塊巨石，取自列寧在白海島上建立的索洛夫基勞改營。我問卡佳是否會去參加。她臉紅了，但隨即又恢復了平靜，並給出了一個我猜想在克格勃公關活動每日簡報中反復強調的答案。“成千上萬無辜的克格勃人員也被殺害了，”她說。“所以我今晚會去紀念碑。我也把它當作我的、以及我們所有人的紀念碑。”
外面飄著雪，一小群示威者已經開始聚集。他們舉著標語，上面寫著“克格勃永遠洗不掉手上的鮮血”和“將克格勃繩之以法！”隨著夜幕降臨，數百人慢慢地聚集在石頭周圍。儀式開始了。紀念組織代表尤裡·阿法納西耶夫拿起麥克風，用響徹整個盧比揚卡廣場的聲音說道：“從來沒有一個政權用70年的時間對自己的人民發動如此殘酷的戰爭。讓我們為那些饑寒交迫、死在集中營裡的人祈福。”曾被關押在索洛夫基監獄的奧列格·沃爾科夫指著車流對面的捷爾任斯基雕像，宣稱“推倒虛偽偶像”的時刻已經到來。身穿黑色長袍的牧師們對著岩石吟誦禱文。人們在石頭上獻花、哭泣。還有人手持蠟燭，用另一隻手遮擋風中的燭火。街上迎面駛來的汽車都放慢了速度，只為看一眼這個奇怪的儀式，雪越下越大，這時薩哈羅夫最親密的朋友之一、人權鬥士謝爾蓋·科瓦廖夫警告所有人。他說出了每個人真正需要聽到的話，“一切都還沒有改變，我們人民仍然在這裡，而他們，克格勃，還在那裡。”
對弗拉基米爾·阿列克桑德羅維奇來說，撒多大的謊也臉不紅、心不跳。當《新時報》記者問克格勃是否保存有蘇聯公民的檔案時，克留奇科夫堅定地說：“問任何一個克格勃這個問題，他會哈哈大笑。你可能在其他國家找到這樣的東西，但在這裡沒有。”
戈巴契夫領導下的“新克格勃”把間諜故事當作鳥食一樣投喂給記者，讓他們無法抗拒。甚至在克留奇科夫上任之前，他們就讓一名英國記者花了幾天時間來盤問叛逃者金·費爾比。費爾比這只老鼠永遠都在假裝自己是老鼠，他出色地完成了他那套“光榮的英國人”的表演，滔滔不絕地講述他為理想所做的貢獻，並抱怨遲遲拿不到《泰晤士報》和《獨立報》。事實上，費爾比是一個糟糕的酒鬼，克格勃對待他就像對待一個需要不斷更換便盆的可憐的累贅。1988年費爾比去世時，克格勃有選擇地洩露了葬禮的時間和地點。一些英國報紙把這件事當作本世紀的標誌性事件來報導。
克留奇科夫到來後，公關活動的範圍擴大了。外交部新聞司的一位官員——當然，他本人也是一名克格勃——告訴我，如果我願意，可以和葉夫根尼·伊萬諾夫“喝喝茶，聊聊天”。用當時英國小報的語言來說，就是這位元“神秘的斯拉夫人”葉夫根尼·伊萬諾夫，他曾與“應召女郎”克莉絲蒂娜·基勒上床，哄騙後者從“推翻保守黨政府”的戰爭部長約翰·普羅富莫那裡“竊取了寶貴的機密”。在安排與伊萬諾夫會面時，克格勃展現出了一位紐約公關人員對時機的敏銳。《醜聞》是一部輕鬆再現1963年普羅富莫事件的影片，當時正在英國和美國的影院上映。影片中的情欲戲和《衰落與瓦解》式的口音，對雅皮士很有吸引力。
我坐在外交部昏暗的咖啡廳裡等待伊萬諾夫，不知道這位間諜小說中的人物會是什麼樣子，將有怎樣的表現。他曾在一個幾乎沒人記得的醜聞中扮演紅色姘頭。那是1963年。在整骨醫生斯蒂芬·沃德的指導下，克莉絲汀·基勒和她的朋友曼迪·賴斯·大衛斯通過睡覺而攀附權貴。戰爭部長普羅富莫與一位名叫瓦萊麗·霍布森的電影演員結婚後，與基勒發生了婚外情，並在向議會撒謊後身敗名裂。當基勒聲稱她還與克格勃特工伊萬諾夫有染後，他的聲望更低了，伊萬諾夫是一名克格勃特工，以蘇聯武官的身份在倫敦大使館擔任臥底。後來，基勒通過講述自己的故事發了財。她的導師沃德自殺身亡。諸如此類。
一位衣衫襤褸的老人向我的桌子走來。他靦腆地挪動著腳步，似乎隱隱有些難過，就好像他迷了路，不好意思問出口的方向。
“我是葉夫根尼·伊萬諾夫，”他說。“可以坐下嗎？好嗎？”
在普羅富莫事件的傳說中，伊萬諾夫英俊瀟灑、風流倜儻，操一口流利的英語。阿斯特勳爵很喜歡他陪侍在側。和我同桌的人幾乎不會說英語，當我們換成俄語時，他非常感激。
“謝天謝地，”他用俄語說，歎了口氣。
我告訴他，西方影評人認為《醜聞》是一部相當不錯的電影，它再次激起了人們對普羅富莫事件和葉甫蓋尼·伊萬諾夫這個名字的興趣。“你的名字上了報紙。你又出名了，”我說。
“啊，啊，為什麼大家如此感興趣？”他說。“為什麼要重提這個骯髒的故事？我們和英國人的關係越來越好。柴契爾夫人和戈巴契夫剛剛舉行了首腦峰會。我們正在等伊莉莎白女王的來訪，想見見她，聽聽她的意見。在這樣的環境下，還要翻出25年前的陳芝麻爛穀子？背後到底有什麼勢力在操弄？”
伊萬諾夫說，他一直為國防部“分析檔”到1982年，之後加入蘇聯新聞社，該社也是克格勃一個著名的中心。他對自己在新聞社所做的工作含糊其辭，但每個人都知道那是一個特工偽裝成記者的地方。儘管伊萬諾夫對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日子興趣索然，但他說自己正在考慮寫一本回憶錄。
趁著這個話題，我問他有沒有和基勒上過床。他是否曾哄騙她供出普羅富莫的私房話？
“從來沒有，從來沒有，從來沒有，”伊萬諾夫說。“我們的關係？什麼也沒有。我從沒注意過她。我說的是實話。從來沒有。她算哪門子明星？好吧，她有一雙大長腿，但那種女孩即使在莫斯科也有。
“有人說，我交給她一項任務，讓她向普羅富莫打聽有關向西德運送核武器的地點和種類的資訊。胡說八道。我自己就能做得更好，只是問問而已。作為一名軍人，作為一個蘇聯人，我對那些核武器以及它們何時運往德國感興趣，這並不是什麼秘密。他們卻說我是間諜！”
伊萬諾夫說，他認為自己捲入了一個與他或蘇聯毫無關係的陰謀之中。他說，當消息傳出後，他很快意識到，他在英國議會和晚宴上所有的“老朋友”都不會再與他交談，也不再與他見面。是時候拍拍屁股走人了。
“我離開了倫敦，一周後，基勒的‘人生故事’就見諸報端，”伊萬諾夫說。“我不知道她是否上過大學，但她絕不可能自己寫出那樣的東西。她甚至不可能自己想像出來。這一切都是事先安排好的。某個組織想讓普羅富莫下臺。什麼組織，我不知道。他有敵人，他們需要材料逼他就範。”
伊萬諾夫聳聳肩。他整個人的身體也跟著搖晃起來。他讓我想起一位退役的籃球運動員，因為在決賽中一次投籃不中、一次傳球失誤而結束了自己的職業生涯。他本該默默無聞地安享晚年，卻從此永世不得安生。他和我一起吃飯是因為有人告訴他必須這麼做，因為這樣對他有好處。“我想我現在可以去英國旅行了，但我不想去，”他說。“為什麼呢？因為英國的媒體太多了。如果我去了英國，克莉斯汀·基勒聽說我在那裡，她會再次打電話給媒體說，‘我和他上過床’。她需要更多的錢，如果我去倫敦，正中她下懷。這不值得。”
就這樣，我寫下了我的故事。幾個月後，伊萬諾夫從一些外國出版商那裡拿到了一筆豐厚的預付款。他已經準備好全盤托出。他和基勒睡過覺嗎？他是否竊取了英國戰爭部的機密？當然，伊萬諾夫寫道。當然！
過了幾個月，在外交部一次冗長的新聞發佈會上，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告訴我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電話。電話是克格勃新聞官員卡爾巴諾夫將軍打來的，問我是否願意見見愛德華·李·霍華德。
霍華德是第一位叛逃到蘇聯和克格勃的中央情報局特工。1983年，他因在一系列有關其私人行為的測謊儀測試中不及格，被視為安全隱患而被迫離開中情局。中情局還確信霍華德出賣了在莫斯科的一些關鍵“資產”，其中包括一名航空專家，他最終因間諜罪被處決。霍華德於1986年叛逃，“闖入”蘇聯駐東歐的大使館——可能是布達佩斯。
卡爾巴諾夫讓我回家，中午會有電話“確認一切”。
我走進公寓不到5分鐘。電話果然準時響起。
“你知道‘國大’的布穀鳥鐘嗎？”電話那頭說，用的是外國人對“國際大飯店”的昵稱。“明天上午十點半，我在布穀鳥鐘下等你。”
我脫口而出好的，電話就斷了。(就像這些故事裡總是發生的那樣。)
於是，生活又一次模仿了低俗小說。或者反過來。毫無疑問，通過安排與《華盛頓郵報》的會面，霍華德，也許還有克格勃本身，正在玩又一個聰明的“計中計”遊戲。然而，這一切都顯得那麼……愚蠢。
星期六早上，在約定的時間，在那只頂上有一隻嘎嘎叫的銅公雞的布穀鳥鐘下，一個不高不矮、不瘦不胖、不帥不醜的男人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好，我是埃德·霍華德，”他說。“很高興見到你。我們走吧？”
國際大飯店是整個蘇聯公開化時期唯一一個類似美國商務酒店的地方。這裡有溫馨雅致的“談話區”，一個帶玻璃電梯的中庭，有擺放商品的商店，有擺放食物的餐廳。完全不像俄羅斯。
“我喜歡這裡，因為它看起來就像家鄉的那種購物中心。”霍華德說。“有時候我在樓上的德國啤酒店吃飯，我很喜歡這的霜淇淋店。”
霍華德朝門口走去，步伐輕快，三步並作兩步，就像職業殺手完成任務後訓練有素地撤離現場。他看起來很緊張，神經兮兮的。但他從不疾跑，也從不遮頭蓋臉。大堂裡坐滿了西方人，主要是商人，他們面帶倦容，漫無目的地在大堂裡漫步，等待下一次會議，就像碗裡的河豚。他們中可能有一個或幾個人知道霍華德是誰，哪怕只是隱約知道，知道那是報紙上一樁遙遠的醜聞，知道他在新墨西哥州躲過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的監視，前往蘇聯避難所，讓他們顏面盡失。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似乎沒有人特別注意他。
一個叛逃者——一個被懷疑向克格勃出賣機密的人——怎麼會大搖大擺地出現在公共場合？我問他。難道他不怕美國大使館中央情報局站的人來抓他嗎？難道他不會被某個來自塔科馬的電腦晶片推銷員認出來，突然指著他說：“嘿，你，你不是……？”
“不可能，”霍華德說。“如果你在華盛頓特區的大街上，或者在一個普通的美國城市，比如俄亥俄州的克利夫蘭，詢問1,000個人，‘誰是埃德·霍華德’，999個人絕不會知道我是誰，更不會知道我長什麼樣。”
中情局呢？
“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在外面的車道上，霍華德打開了一輛黑色伏爾加轎車的後門，這是無數共產黨、軍隊和克格勃中層幹部的首選座駕。
“我們要去別墅。”霍華德用蹩腳的俄語說，這位英語無疑很流利的克格勃司機駛出庫圖佐夫斯基大街，向莫斯科西南郊奔去。離開主幹道後，司機故意七拐八拐前往霍華德的住處。他以令人反胃的速度頻頻轉彎，不停地從後視鏡裡瞥我們一眼。
霍華德瞟了個白眼。
“回去的時候，別走這條路了，”他對司機說。“畢竟，這有什麼意義呢？”那個司機顯然不只是個司機，但他還是點點頭，表示服從霍華德。
霍華德所在的達查蘭位於巴爾維哈鎮，那裡既有普通農民的小屋，也有蘇聯權貴們巍峨的磚瓦玻璃別墅。在離霍華德家不遠的地方，臭名昭著的反猶太大畫家伊伊利亞·格拉祖諾夫就住在一棟多層的磚砌怪樓裡；其他地方還有克格勃官員、共產黨員、退役將軍。
我們的車停在一幢漂亮的兩層磚房前，房子四周圍著籬笆。院子裡有兩個車庫，一個是伏爾加，另一個是霍華德自己的富豪。一對退休夫婦住在院子裡的小平房裡；女人為霍華德做飯和打掃衛生，男人打理花園，種植蘋果、草莓、玫瑰和土豆。這對夫婦稱霍華德為“伊萬·伊萬諾維奇”。標準的常見名字。後院有一個崗亭，兩名年輕的克格勃男子在那裡24小時監視霍華德。大門內有紅外線裝置，一旦有入侵者就會發出信號。霍華德在莫斯科市中心的阿爾巴特大街附近也有一套寬敞的公寓，他很快就嘲笑自己的房東是貧窮、懶惰的俄羅斯人。他指了指二樓的窗戶。“他們從來沒有完成上面的建設。太典型了。他們可能在工程進行到四分之三時就沒錢了。”
房間裡擺放著做工精良、但稍嫌平淡的蘇式傢俱和頂級的西方音像設備。屋內有兩間臥室、一個大客廳、一個露臺和一間書房。客廳的天花板有25英尺高。霍華德的藏書很少：《列寧：他的生活與工作》、《聖經》、《人人俄語》和一本連·戴頓的驚悚小說。他說，他在去市區的路上會買《今日美國》和《新聞週刊》，克格勃還給他訂閱了《國家地理》、《財富》和《電腦世界》。為了打發時間，霍華德會和他的警衛下棋，或者觀賞他收藏的300盤錄影帶。在書房——一個可以俯瞰客廳的小房間——裡，霍華德有兩台電腦。他說，他用這兩台電腦在一家蘇聯銀行從事“經濟諮詢工作”。他還喜歡玩幾個小時的電腦遊戲。“我最喜歡的是這個——《戰略防禦計畫》，”他說。“一款美國出品的軟體。劇情設置是克格勃已經佔領了這個國家，並準備進攻西方。所以你要和克格勃作戰。我總是贏。但我的朋友們總是輸。”
在一個普遍貧窮的國家裡，霍華德過著像總督一樣的生活，主要是克格勃出錢。“哦，我過得很舒服，”他說，聽起來就像牙周病醫生試圖淡化新康復室的花費。霍華德說，他在研究所的工作每月能掙500盧布，在銀行還有一些“微不足道”的硬通貨傭金。他可以進入貨源充足的友誼商店，西方人在那裡購買日用品。但他否認克格勃曾經向他支付一大筆錢，以換取情報或獎勵叛逃者。
“我剛到這裡的時候，只有一箱衣服，”他說。“基本上，當我開始上班，他們說一定要讓這孩子穿得體面些。克留奇科夫也是這麼說的。他們給了我一筆買衣服的津貼。大概有幾千盧布吧。另外，在我安頓下來的前三個月，他們給了我一些錢，一些盧布。數目不大。我不想具體說有多少。”
所有的警衛和尾巴似乎都沒有打擾到他。“克格勃負責我的安全。他們很認真。有時他們會教訓我，說你為什麼不重視自己的生命等等，”他說。“但這是我的決定。我自己決定今天帶你來別墅。克留奇科夫說：‘由你吧。’他們不喜歡這樣，所以就叫我自己負責。我們的關係很好，我尊重他們提供的安全保障……只要他們給我行動的自由——嗯，‘行動’這個詞不好——給我活動的空間，讓我和我想認識的人交往，做我想做的事，那就沒關係。他們同意了。”
霍華德說，他甚至可以自由決定自己的旅行。他說，在過去四年裡，他遊歷了東歐、尼加拉瓜、古巴、墨西哥、法國和加拿大——“為了好玩”。他說他曾到明尼蘇達州看望妻子和兒子，甚至還去了古巴。我猜他是在撒謊，為了讓這則間諜故事更有戲劇性。當我這麼告訴他時，他開始面露不悅。
“古巴的海灘美極了，”他說。“你去古巴看過那些海灘嗎？”
霍華德是一個來自新墨西哥州的小鎮男孩，從小讀詹姆斯·邦德的小說長大。他曾在哥倫比亞的和平隊和秘魯的國際發展署工作過，因此喜歡上旅行（也有點喜歡廉價可卡因）。1980年，28歲的他接受了中情局的面試。“我必須承認，那裡充滿了冒險的氣息，”他說。剛入行，霍華德還記得自己對中情局的最初印象。“但後來，在認識了一些外交部門的特工後，我想，嘿，他們和我們一樣也是人。他們喜歡派對。”
霍華德在美利堅大學獲得了工商管理研究生學位，他本以為自己的職業生涯會在國外度過，成為一名專門研究經濟的情報官員，“找出人們帳戶和資料裡的東西”。事與願違，1982年，中情局將霍華德派去莫斯科情報站擔任“資訊聯絡專員”。“當我告訴我的同學我要去莫斯科時，每個人都目瞪口呆，‘啊，你要去老莫！’我想，好吧，我姑且忍著，然後開始想像自己能夠去哪些地方玩，比如蘇黎世。”幾個月來，霍華德在維吉尼亞州和華盛頓接受訓練，學習“秘密情報點”和反偵察技術，把小片膠捲放在樹樁上，眼睛一眨不眨。他學會了諸如“濕資產”（俄語，指被清算的間諜）、“燕子”（用作性誘餌的女性）和“烏鴉”（男性同性戀誘餌）等術語。他瞭解到中情局是如何將其在莫斯科的“活資產”的名字分別裝入黑色信封，放在地下室的保險櫃裡。
霍華德很喜歡這段回憶：“啊，非常神聖之類的東西。”
但後來霍華德未能通過測謊儀測試，被迫辭職。根據大衛·懷斯的《逍遙法外的間諜》一書中引用的中情局材料，霍華德開始行為怪異，給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打電話，給中情局站長留言。他後來還承認，他曾幾度站在蘇聯駐華盛頓領事館外，考慮要不要“沖卡”。他還幾次莫名其妙地前往維也納——由於維也納地處中歐，而且戰後由美、蘇、英、法四國共管，因此維也納實際上是一個間諜活動的大本營。
當中情局迫使霍華德辭職時，他們發現了他個人問題的證據，尤其是他酗酒的歷史。當他出現在酒店和我見面時，他提著一個購物袋，裡面裝有兩瓶酒。但他說，“那只是給客人的。”
“我認為我的酗酒問題來自很多方面的壓力，尤其是我在中情局工作的時候，”他說。“當然也與適應問題有關。這一點毋庸置疑。現在我主要喝啤酒。我向自己保證，我不能喝烈酒。這已是一大進步。上次我喝多了，情緒低落。”
直到蘇聯間諜維塔利·尤爾欽科叛逃到西方，據說向中情局透露了霍華德的情況，中情局才讓聯邦調查局知道了這個秘密，並開始監視。霍華德當時住在聖達菲，在新墨西哥州議會工作。接受過中情局反偵察訓練的霍華德很快意識到自己被跟蹤和監視了。他用“無能”和“傻瓜”來形容他的影子。“我經常看到同一個人在房子周圍開車轉悠。我是說真的。於是我去了趟西雅圖。我看到有人跟我一起先飛洛杉磯，再飛往西雅圖，突然又回到了聖達菲。”
霍華德否認自己與克格勃有過接觸，直到1986年6月才最終叛逃。迫于壓力和時常酗酒，霍華德覺得自己不能再留在美國了。1985年9月，他成功逃脫。他再一次使用了在中情局培訓中學到的技巧。9月21日晚上，霍華德和妻子開著他們的吉普車，坐在方向盤後面，霍華德從副駕駛座的車門滾了出去。一個假人出現在他的位置上。然後他就消失了。當她的丈夫開始長達半年的拉丁美洲和歐洲冒險之旅，最後叛逃到蘇聯時，瑪麗·霍華德經歷了聯邦調查局長時間的偵訊。根據大衛·懷斯的說法，她承認丈夫在瑞士銀行帳戶裡存了15萬美元，並在一個彈藥箱裡藏了一些南非金幣和銀條。她還承認，蘇聯為她丈夫1984年9月的維也納之行支付了費用。所有這些都令霍華德關於他在叛逃之前從未與蘇聯或克格勃有過任何關係的說法破綻百出。每一次當我提到這個話題，霍華德都會把目光轉向別處，說：“我們還是不要談85年的事情了。”
一提到美國，霍華德就有一種耐人尋味的“幸災樂禍”感。他對克格勃竊聽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以及海軍陸戰隊員與名字叫“大拉亞”的蘇聯間諜鬼混的著名事件感到高興。霍華德說：“我覺得這很滑稽，很有趣。我想，結果只有一個人進了監獄。其餘的人都是正常的、年輕的、熱血的、饑渴的海軍陸戰隊員。他們和一些蘇聯姑娘玩得很開心。哈！哈！”
有時候，霍華德表現得好像接受採訪是一樁受人指使的苦差事。但在其他時候，他又會主動挑起話題，尤其是他自己的清白。聽他談論他那個時代的另一起間諜案——向蘇聯出售密碼和其他重要軍事機密的美國海軍間諜沃克家族，感覺很奇怪。他的觀點有些哀怨，也有一點道德相對主義的色彩。“哦，他們應該為自己的罪行負責，但在情報行業，很難說什麼是犯罪，什麼不是。也許我是想後退一步，但上帝啊，這是一片鏡子之地。我的意思是，很難用道德來衡量……”
漫長而灰暗的週六從門外悄然流逝。起初，霍華德很好地扮演了自己的角色，甚至不忘調侃一下克格勃當前“更友善、更溫和”的公關活動：“哦，美國人應該相信這些，就像他們相信中情局的新聞宣傳一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霍華德的性格似乎在逐漸消失。他似乎厭倦了自己，厭倦了自己的故事。畢竟，在這場超級大國的大戲中，他只是一個小角色，一隻蒼蠅。畢竟，冷戰不是已經結束了嗎？誰還需要艾德·霍華德？他不是金·費爾比，也不是喬治·布萊克；霍華德一案沒有浪漫可言，無論多麼違反常理。他“出櫃”不是為了理想或財富。他叛逃了，可能還出賣了機密，主要是出於恐慌與憤怒。
我們驅車返回莫斯科，在國際大飯店二樓的德國啤酒館吃午飯。霍華德莊重嚴肅地吃著他的烤雞。在他周圍，商人們笑顏逐開，一邊舉著啤酒杯，一邊暢談他們飛往哥本哈根、巴黎和倫敦的航班。要回家了，他們如釋重負。
霍華德表示，他正在考慮有一天能和家人一起生活在一個“中立國家”。“蘇聯並沒有阻止我尋求這個替代方案，”他說。“我仍然認為這是一個可行的選擇。”與此同時，從“物質角度看，我在這裡應有盡有。”包括在中央委員會網球場免費打球的時間。
在別墅裡，他的第二間臥室堆滿了巨大的毛絨玩具和其他玩具。他說，這些全是為他的兒子李準備的。到目前為止，李·霍華德只知道父親在莫斯科從事“金融工作”。“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向他解釋這一切。我不知道在他幾歲合適，但我會的，”霍華德說。“他會根據他對我這個人的瞭解來評估情況，評估我是否對他好，是否很好地養育了他，是否愛他。最終，在震驚之後，我想事情會穩定下來，形成一種關係。你看看金·費爾比的兒子們。他們過去經常來這裡看他，他們參加了他的葬禮和其他一切。”
最後，愛德華·李·霍華德沒有再說什麼。是時候回別墅了。“我想他們今晚會打電話來詢問事情進展如何，”他道。克格勃或許早就知道談話內容了。他們有什麼可擔心的呢？幾天後我打電話過去，霍華德醉得一塌糊塗。他根本不記得我是誰。
薩哈羅夫總是說，與共產黨的領導層相比，克格勃的人相對正直，受過良好的教育，甚至可能成為孕育改革傾向的溫床。他的理由是，克格勃的分析人員和特工走南闖北，見多識廣，他們比任何人都更瞭解蘇聯境內的絕望和境外的現實。薩哈羅夫的想法是有道理的，但直到我在加里寧大街的十月電影院度過了一個週六，我才深深體會到這一點，當時党的自由派“民主綱領”正在那裡舉行成立大會。
整個上午的發言都在預料之中，發言的人也在預料之中。1990年6月，距離黨的第28屆全國代表大會只剩幾周時間了，黨內出現民主派已不再是新鮮事。事實上，在俄羅斯，包括葉利欽在內的大多數主要改革領導人仍然是黨員。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民主綱領的一位領導人要求大家肅靜，因為一位特殊嘉賓——前克格勃少將奧列格·丹尼洛維奇·卡盧金——即將發言。卡盧金有著電影間諜般銳利的五官和冰冷的眼神。事實上，他看起來就像年輕的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他的演講並不戲劇化，但仍然令人震驚。他介紹了自己作為克格勃特工的職業生涯，包括在莫斯科大使館擔任新聞專員，以及在莫斯科擔任外國反情報部門負責人。當時他沒有透露太多細節，但後來他告訴我，他曾協助管理著名的沃克間諜網，並且是金·費爾比在莫斯科指定的“談話夥伴”：“我可不是因為在童子軍表現優異才獲得這些獎章的。”
卡盧金傳達的資訊很簡單：克格勃肆意妄為，與自身的公關活動背道而馳，仍在繼續滲透蘇聯的每一個工作場所、教堂、藝術協會和政治團體。與此同時，許多克格勃官員，特別是年輕一代，可以被稱為“持不同政見者”，或者至少與弗拉基米爾·克留奇科夫的政策和野心存在根本分歧。
“克格勃的角色並沒有改變。它有了新的形象，但還是換湯不換藥，”他在演講結束後說道。“克格勃無孔不入——無處不在——今天也是如此。只要他們是共產黨的工具，他們就會這樣做。我們不會以政治為由謀殺任何人，但我們可以通過誹謗人格來謀殺一個人。成千上萬人的生命和事業因克格勃的操縱而毀於一旦。
作為一名外國情報專家，卡盧金會講流利的英語、阿拉伯語和德語。1958年，他前往哥倫比亞大學作交換生，與另一位俄羅斯同胞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結為摯友。在紐約時，卡盧金甚至在《紐約時報》上掀起了一場輿論風暴。多年後成為《紐約時報》執行主編的馬克斯·弗蘭克爾為卡盧金撰寫了一篇“新聞人物”簡介，稱他是一個“真正有個性的孩子”，喜歡溜到林肯中心的後臺，給芭蕾舞演員拍照，“有時還擺出不雅觀的姿勢”。
演講結束幾天後，我去卡盧金位於孔策沃的公寓看望他，孔策沃是莫斯科一個相對寧靜的地區。他和妻子柳德米拉住在克格勃的一棟專用大樓裡，外而停著幾輛黑色沃爾加汽車，隨時準備載著他們的人去盧比揚卡工作，天知道還有什麼地方。這是我在莫斯科見過的最舒適的公寓之一，裡面擺滿了西式電器、一隻黃銅狗、一個陶瓷灰姑娘，以及無數在克格勃工作期間留下的紀念品。
“小心那個煙灰缸，”卡盧金說。“是非洲最著名的獨裁者之一送給我的。”
卡盧金認為自己是一個超級藏書迷。“看這個,”他指著一本用紅色皮革裝訂的索爾仁尼琴的《癌症樓》說。“我一直很喜歡他。我專門裝訂了這本書。看看這些燙金字體。”書架上還有間諜驚悚小說、《一天五美元玩歐洲》、阿赫瑪托娃、古米廖夫，以及一些克格勃造謠惑眾的舊書，包括臭名昭著的《白皮書》，該書在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時代被用來散佈關於國內流亡者個人和政治生活的謊言。沿著書架往前走，卡盧金說，1971年，他成為克格勃對金·費爾比的“看管人”。“金酗酒成性。他的生活一團糟。是尤裡·安德羅波夫讓我幫助費爾比的。我以前大概每個月去探望他一次。我負責他的安全和生活，直到他於1988年去世。我是第一個向他的墳墓獻花圈的人。”他給我看了他的費爾比回憶錄《我的秘密生活》。扉頁上寫著：“獻給柳德米拉和奧列格，帶著深深的感激和幸福的回憶……最好的，老夥計，金。”
當然，鄰居們對卡盧金在民主綱領會議上的發言“相當不滿”。克留奇科夫住在一棟更高級的樓裡，多年來一直對卡盧金很生氣。1987年，卡盧金致信戈巴契夫，警告他克格勃已經失控。他在信中寫道，克格勃的人員至少要裁減過半，而且應該“像文明國家那樣”接受嚴格的立法監督。1989年，他為《國際生活》雜誌撰寫了一篇文章，批評克格勃的海外行動。文章僅指出作者是一位“曾長期從事外交活動”的少將。在十月電影院“出櫃”前三個月，卡盧金接到通知，他將在55歲時退休。
現在，卡盧金關於克格勃的言論對世界來說不再是秘密，就像葉利欽關於共產黨的言論一樣。他把戈巴契夫和克留奇科夫之間的密切關係描繪成“不祥之兆”，這並不是什麼新穎的說法。但是，卡盧金的地位賦予了他一定的權威，這讓當權者感到羞辱。這樣一位秘密員警的少將告訴幾乎所有好奇的人，克格勃仍然是極權國家的支柱。當然，他可能是在玩政治遊戲。但為什麼呢？他有什麼好處？
在民主綱領大會上發表演講2周後，塔斯社發佈了一則消息：戈巴契夫總統下令剝奪奧列格·卡盧金的軍銜和勳章。那些下令屠殺和平示威者的軍人逍遙法外，但卡盧金卻被逐出共產黨。這是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時刻——今年將會變得更冷。要麼戈巴契夫是自作主張，要麼他受到了來自克格勃的壓力。很難說哪個更糟糕。無論如何，“友愛部”仍在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