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流行纪事｜从普通发热到隔离病房

“救护车还有20分钟来，你收拾一下，我们在外面等你。”不是没有想象过，如果有一天发生这样的场景，我要准备带哪些东西，我甚至列过一个清单。 

但我什么都没收拾，此时是晚上11点，白天下了一天的雨，10月中旬的昆明仿佛提前入冬。困意袭来，我趴在床上，等待敲门声的响起。

37.4°C，复测37.4°C，咽痛（扁桃体发炎），重大活动期间，是救护车被派来的原因。

也可以是其它原因。大流行时代，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被困，或困于居所，或滞留在出差、旅行途中，在陌生城市的酒店、医院，度过若干个日夜。许多年后，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交叠在一起，以至于具体的原因和情境已经模糊不清。

 “能坐吗？不行的话躺在担架上，”穿着全身防护服的救护车司机问。窗外下着小雨，在车内狭小的空间内环顾一圈，面向空空的担架床坐下，仍然感到十分不真切，仿佛此时担架上如果躺着另外一个人，我掏出书包里的相机，或是和TA说说话，才会自在一点。

“你的行程码有点复杂”，凌晨1点，发热门诊的值班医生看着我说。

我重新回到那个每天打开很多次的页面，显示途径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云南，北京……事实证明，停留4小时以上才会被记录的说法并不总是可靠。虽然实际到访的地方有限，内心开始忐忑。

“去过哪里？具体一点。”

“满洲里，额尔古纳……”

“哪几个字？写在纸上，”医生停下敲打键盘的手，抬头看向我。

在持续的困意里，我开始回忆不久前的行程，那些离南中国的昆明遥远的陌生的地名。

“连续四天核酸阴性，包括昨天，这个可以加上去吗？”

“好的，写上去了。”

隔离病房区的入口，保安趴在桌子上睡着了。一个染发少年独自坐在走廊，低头拨弄着手机，鼻子上插管的女生被抬上升降病床，静静地看着我，我去做CT走错了路，折回时，病床和她仍停留在某个科室的门口，我们的目光再次相逢。我们看起来差不多大，她遭遇了什么呢？

“WXH，快过来，办理住院，”值班医生从门口探出半个身子，目光落到我身上时，仿佛在说，你跑哪去了。凌晨的门诊区很安静，很小的声音也十分响亮。

病房里没有想象中的紧张感，几台仪器，三张空空的床位，明亮，干净，冷清。

凌晨一点半，外卖送来了，没有水杯喝水，护士建议点外卖。电话那头是一名女性，不知道是不是急着去送深夜里的下一单，声音听起来很焦急。

凌晨两点，医生开的药也送来了——四片头孢，和三小瓶医院自制的中药液体。它们隔着消毒传递窗口来到我的病房。

次日，在当天出院的希望破灭后，我度过了沮丧又焦急的几个小时。冷静下来，才想起打开地图看看自己在哪里。先前我标注了一些想去的地方，地图显示，联大旧址离我不到2公里。

我忽然想起杨潇今年的新书——《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尽管杨潇是我喜欢的作者，这本书也不断在不同的地方被提及，但我还从没翻开过。

美团跑腿为我从一家书店送来了书，店员在微信上叫我老师，并祝我早日康复。

我试图从十几平方的病房短暂逃离，跟随两次长途跋涉——1938年湘滇黔旅行团从长沙徒步至昆明的68天，和杨潇在2018年的一次“重走”，开启一段神游。 

但读完李海鹏和汉学家易社强写的两篇序，前一晚不足四小时的睡眠让困意很快袭来。我直接翻到了最后一章，1938年4月28日，湘滇黔旅行团终于抵达昆明的那一天。

“在途中尽量幻想昆明，是怎样美丽的一个城市，可是昆明的美丽还是出乎我们意料。一楼一阁，以及小胡同里的矮矮的墙门，都叫我们怀念故都。”一位学生回忆，从翠湖远望圆通山上的方亭，正如在北海望景山。

连闻一多在给妻子的信中都说，“昆明很像北京，令人起无限感慨。”

我从未有过这些联想。但读到这些文字后，竟然开始有点想念北京，这样的时刻这几年正在变得越来越少。

又一天的清晨，在得知仍然可能无法出院时，眼泪忍不住地掉，也不只是因为耽误工作。还好，在许多个电话、签字、承诺后，终于顺利办理了出院，已经比许多被困更久的人幸运。

“其实你也没有明显的流行病学接触史噶，然后各项指标也没有问题。”我的主治医生是一名声音温柔的女性，每次把东西放到消毒传递窗后，都要从玻璃上看我一眼确认后再走。

连日的阴雨天结束了，气温重回20度，太阳透过云层的缝隙洒下光来。

医院门口原来如此热闹，快递员、外卖员不断穿梭。不远处是闹市区，商店促销的喇叭声不断，糖炒栗子从锅里蹦到了地上，老人们围观断码处理的鞋，街角的扶桑花窜到和路牌一样高，一位母亲把孩子背在后背上，婴儿被包裹在色彩艳丽的大瓣花朵和小鸟纹饰里。

这是昆明初秋普通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