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国安法擦肩の過客：加藤嘉一

多謝你們。祝你們平安。然而我不能！我只得走。我還是走好罷……——魯迅《過客》

即將離開香港的港大亞洲環球研究所客席副教授加藤嘉一，最近去了兩次元朗。「721事件」一周年前夕，他去觀察元朗的變化，然後寫了《特區內的赤化禁區》一文。加藤嘉一以「知識份子」自居，在他看來，知識份子有三項基本功課：閱讀、交流、行走。所以，他每著墨，必先前往。

1984年出生的加藤嘉一，來自渡邊淳一筆下的日本靜岡縣伊豆市。然而他是個不普通的日本人，令他名聲大噪的，是中國文壇。自2004年開始，加藤嘉一這個名字便頻繁出現在中文媒體。更加非同尋常的是，他的作品超越立場，見諸左右兩派的報刊。他的代表作《愛國賊》，成為這個時代最具代表性的關鍵詞之一。他把中國觀察作為志業，卻惹來中共當局的不滿。在港兩年，他對香港有何觀察？他說：「香港是中國領土，國際標準，香港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

#作為日本人，希望中國好

加藤嘉一永遠記得，2003年的秋天，飛機降落在北京首都國際機場，他生平第一次看見黃色的天空——那是沙塵暴，當時北京最嚴重的空氣問題。後來，為了迎接2008年奧運會，北京的沙塵暴得到治理。但不久之後，霧霾又成了新的問題。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問題接著一個問題。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隨後10年，是中國最欣欣向榮的歲月，年均GDP在10%以上，並於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維繫至今。在「百病纏身」之下，中國逐漸從落後貧瘠走到「大國崛起」，從改革開放走到「定於一尊」。加藤嘉一，始終注視中國。

加藤嘉一出身貧寒，在自傳中他回憶，自己3歲開始種地，13歲開始每天淩晨3點半送報紙，16歲開始做翻譯養家。19歲，他靠自己的努力考上北京大學。在校期間，中國發生了反日遊行。加藤嘉一按捺不住好奇的心情，親赴險境，跟隨遊行隊伍，近距離觀察中國人的種種反日言行。2009年6月4日，六四廿周年。加藤嘉一在北大三角地待了一整天時間，發現根本沒人來紀念。他把這些觀察紀錄下來，一邊給日本媒體供稿，一邊給中國媒體供稿。名聲越來越大，也身陷輿論漩渦。

因為加藤嘉一同時給左右兩派媒體供稿，《南方周末》也寫，《環球時報》也寫，還經常出席兩邊的聚會，於是招來非議。有人指摘，加藤嘉一立場兩邊討好。但他卻看不慣中國的「左右之爭」。他認為，中國的言論環境根本不到應該區分立場的地步。左右兩派應該合力爭取中國的言論自由，然後才有資格談立場。不過，他的這一觀點至今沒能實現，左右之爭更似乎愈演愈烈。

有人說：「加藤不是把中文寫得最好的外國人，但他是對中文寫作尺度拿捏得最好的。」這是長期在中國輿論環境中浸染出來的，也是無可奈何的結果。加藤嘉一記得在北大時，給《環球時報》供稿，編輯和他商量主題的時候說：「我給你提供思路。」他覺得非常奇怪：「你可以不登，但為什麼要給我『提供思路』呢？」然而這種含蓄的表達亦蕩然無存，現在是直接下指令給作者。

2012年，加藤嘉一離開中國，負笈美利堅，後又回到中國——從北京大學，到美國哈佛，到上海復旦，到遼寧大學，到香港大學。在此期間，他從未停下觀察中國的志業。他認為，所有一切經歷，對研究中國都有價值。可是隨著中國言論進一步收緊，就像其他不少國內外作者一樣，加藤嘉一的著作現在也難以在內地出版，這是他最難過的。他說：「作為寫作的人，最大的遺憾是用心血寫成的文字無法發表。」

加藤嘉一自詡為「愛國者」，作為日本人，他愛的當然是日本。但他強調：「不是因為是日本人，就愛日本，不愛國並不違反憲法。」他自己的「愛國心」，是在成長過程中慢慢建立起來的。他從小生活在日本，第一次發覺日本的好，是在走出國門的時候。他說：沒有出過國，沒有對比，哪有資格愛國？」多年來，他經歷了中國、美國、香港，現在他才有自信說「愛國」。基於愛國的基礎，他希望中國好：「如果中國能夠健康、穩定、自由、開放地發展，這對日本是有好處的。如果中國有波動，不健康的民族主義導致『愛國賊』泛濫，打擊外企，這樣的話中日沒辦法做生意。」

#「港版國安法」存在巨大爭議

2018年，加藤嘉一應著名經濟學者陳志武教授之邀，來香港大學擔任亞洲環球研究所客席副教授。收到邀請的加藤嘉一視此為難能可貴的機會，因為他認為香港對研究中國問題非常重要。而令他始料未及的是，此次來港，他居然親歷了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

「反送中運動」期間，加藤嘉一時而在前線，時而在書房，觀察，訪問，研究。他採訪了超過350位香港各界人士，詢問港人兩個簡單的問題：「一、你怎麼看自由和穩定的關係；二、你怎麼看民主和發展的關係。」根據他的統計，98.5%以上的回答者認為：「只有自由，香港才能穩定；只有民主，香港才能發展」。加藤嘉一因此得出結論——這證明香港與信仰「穩定壓倒一切」和「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內地是截然不同的兩個地區，「一國兩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加藤嘉一稱讚香港年輕人優秀，不過他認為這並非基因決定的，而是制度造就的。他說：「台灣、內地、澳門都是華人，為什麼香港人如此特別？」答案是：「制度——不是香港人多優秀，而是香港的制度優越，香港人應該感謝制度環境。」香港人的法治、廉潔、高效、自律、秩序感，都讓加藤嘉一印象深刻。在國際視野、英文水準上，他覺得香港人比日本人更勝一籌。

加藤嘉一認為，香港「反共基地」的基調是歷史遺留產物，因為一代代在中國內地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南來香港，導致香港人對公權力有天然的批判意識。談及去年的社運，加藤嘉一說：「任何社會的青年都熱血，容易衝動，為理想不擇手段。香港抗爭者的『革命精神』很好，我很敬佩。」但是，他也提醒香港年輕人要對現實、前景有獨立思考，尤其是激進的抗爭者要接受一個事實：「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為『一國兩制』賦予的權利和自由抗爭的同時，作為成年人要準備好為違法付出代價。」他說：「內地與香港、港府與市民、建制與泛民，未來會持續博弈，但我最擔心的是連博弈都消失，那香港就完蛋了——我希望香港保持健康的博弈。」

「港版國安法」實施後，有神秘人物「提醒」加藤嘉一：「不要以為這法律和你沒有關係。」那麼，對這部和他「有關係」的法律，加藤嘉一是怎麼看的呢？他認為，任何國家制定和國家安全相關的法律都是合理的，因為國家安全很重要，他並不反對這個結果。但他補充，既然有「兩制」，「港版國安法」在香港的實施，必須按照香港的立法程序，而不應該由全國人大立法然後在香港實施，即使由全國人大來立法，在審議和通過之前，務必經歷香港特區政府和廣泛市民之間的充分討論和博弈，否則這部法律必將毫無生命力和可行性，在中央和特區之間，港府和港人之間一定會導致更深層次的摩擦和對立。

加藤嘉一提及，全國人大審議「港版國安法」前夕，今年5月，親北京的智庫「紫荊研究院」曾做過一個面向全港市民的意見調查，結果顯示，對於「全國人大依法作出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法律」，有57.7%受訪者對此決定表示理解。加藤嘉一指出，也就是說有至少四成左右香港市民「不理解」《國安法》的實施過程，也「不支持」《國安法》的成立結果，這與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在內的部分人士聲稱的「絕大多數港人支持『港版國安法』」並不相符，代表香港市民對《國安法》的立法過程存在巨大分歧。

加藤嘉一更留意到，現在已經把「反對《國安法》」作為DQ（取消資格）參選立法會的理由。在加藤嘉一看來，這已反映「立法會已死」。他說：「違反《國安法》的人不能參選可以理解，但連反對「港版國安法」都不可以參選，是不合理的。」加藤嘉一認為，既然中國以「大國」自居，中國便要主動，有權力、有槍的人要首先退讓，中央政府要主動和反對者接觸。而他也指出，特首的首要任務是在中央和港人之間扮演橋樑。港府官員首先要對港人負責，而不是對中央政府負責。但是，現在港府官員赤裸裸扮演中央代理人。

加藤嘉一認為：「香港是中國的香港，也世界的香港；香港是中國領土，國際標準。」港府最明智做法是在國際間製造平衡，而不是製造對立。但港府顯然越了紅線，特首居然說：「既然本人並不嚮往到這個國家，看來也可主動註銷（簽證）了。」加藤嘉一問：「這句話會傷害多少投資者的信心？為什麼那麼多外國人在香港，是因為信任香港——信任，是中國最弱的。」換言之，若摧毀香港，就是間接傷害中國。他痛心疾首地說：「港府不能成為『傀儡政權』。」

#「中共不務實了」

加藤嘉一指出「中共不務實了」，不願意實事求是承認香港「反共」，以為充耳不聞，視而不見，甚或鐵腕打擊就能令香港人噤聲。中共沒有了彈性，連毛澤東對港政策的「長期打算，充分利用」也丟棄了。中共也沒了從前的自信，鄧小平曾說：「可以罵共產黨，我們不怕他們罵，共產黨是罵不倒的。」加藤嘉一甚至說：「中共不愛黨了！」他認為，「河水不犯井水」仍然是對陸港彼此最好的，「想要把香港變成『愛國愛黨』，一千年也不可能。」

加藤嘉一對香港的前景表示悲觀。他說，從去年國徽被玷污之後，中央就忍不住了。他說：「中央覺得，在國家安全面前，香港算什麼？在全世界反對『港版國安法』的聲音中，人大還要硬通過。臉是保不住了，但他們覺得命保住了。有些人甚至幸災樂禍看『香港之死』，覺得上海有機會取代香港。所以香港毀了，就算中國經濟遇到了問題，他們也不會扶香港。」

加藤嘉一認為，香港最終的結局是「一國一制」。但老一輩希望努力讓中國走向自由、民主，令中國變成香港這樣。但到了今天這個局面，內地不可能改變，只有內地改變香港的可能，而香港年輕人也失去了改變中國的興趣。除非北京發生「變天」，否則這個結局恐怕無法避免。

被誤解是表達者的宿命，更何況加藤嘉一作為日本人，用中文向華語世界表達，他早已不指望被所有人理解。多年來，他遭受來自兩邊的指摘。中國有人說他「潛伏在中國」搞「和平演變」，日本有人說他是「被中宣部培養」的。回看十幾年在輿論爭議中的歷程，加藤嘉一自嘲：表達成熟了，但影響力小了很多。當年在中國媒體寫作的時候，一呼百應，現在文章的「發力」遠不及過去。

加藤嘉一不喜歡被貼上「媒體人」、「學者」、「左派」、「右派」一類的標籤，他以「知識份子」自期。他說：「上學一陣子，讀書一輩子，我在北大見過太多不讀書的學生。」所謂「讀書人」，不管在任何行業、任何地方，都要保持求知、求真、求證的態度。他認為，「讀書人」必須完成三項工作：閱讀、交流、行走。他說：「讀書是很奢侈的浪費，不把它當吃虧的，才能成為『讀書人』。成為『讀書人』，是『知識份子』的前提。知識份子比讀書人要多做一步，即表達——表達可以是寫作，可以是教書，總之要影響他人。並且，表達必須是獨立的。」

現在被迫離開，也不知道今後能否入境中國。隔著一層觀察中國，不能近距離觀察中國，他認為並不遺憾，因為每段時間有不同的經歷。他無奈笑道：「被迫離開，也是一種體驗。我只是過客，不要把自己太當回事。」回日本後，未來半年他會閉關，寫一本關於香港的專著，是以為誌。

（本文原載《蘋果日報》202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