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泼斯公开信折射自由主义危机

引言

7月7日，美国老牌人文杂志《哈泼斯》（Harper’s）网站发布《关于正义与公开辩论的公开信》。公开信很短，只有一页纸五百多词，沉重的行文表达出对压制言论自由的强烈担忧。

一百五十多位联署人中不乏当今文化界重量级人物。传统自由主义理念为何会遭遇危机，面对警醒文化（woke culture）能否重新站稳脚跟，文化界过往的左右谱系正在经历何种重调——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哈泼斯公开信及其反响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一扇窗口。

背景

与公开信联署人中诺姆·乔姆斯基、史迪芬·平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弗朗西斯·福山等等名人大腕相比，公开信的发起人、哈泼斯杂志专栏作家托马斯·查特顿·威廉姆斯此前并不特别出名。

1981年他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一个黑人父亲白人母亲的家庭，2011年与法国作家瓦伦丁·福莱结婚后定居巴黎。2019年10月出版自传《黑白自画像——对种族的反学习》之后才进入公共视野。由于自身经历，他对种族问题和相伴而来的警醒文化有深入的思考。

威廉姆斯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提到公开信的主意是大约一个月前与几位朋友在讨论时局时产生的。

自五月下旬开始，伴随着黑命攸关运动的高涨，警醒人士的“取消”（cancel）运动更加大行其道。公开信里简短地提到了一些案例，“报纸主编因发布争议文章被解职”（指纽约时报评论版主编詹姆斯·贝内特、费城询问报执行主编斯坦·维希诺维斯基），“研究人员因转发学术论文被解雇”（指一位普通研究人员大卫·肖在推特上转发一份非暴力抗议比暴力抗议可能更有效的论文遭雇主解雇），“教授因为在课堂上引用文学作品被调查”（多起事件，比如普利策奖提名者、诗人劳丽·谢克在写作课堂上讨论著名黑人活动家詹姆斯·鲍德温的用词被学生揭发而受到调查；斯坦福大学艺术历史系西裔副教授萝丝·赛尔色达在课堂上引用歌词时念了N-word遭抗议与调查等等）。

这样的“取消文化”并不是刚刚开始，但它的历史也并不悠久。公开信联署人之一的乔纳森·海特在著作《被溺爱的美国心灵》（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中讲述了取消文化从2015年左右开始逐渐兴起的发展轨迹。

在今年的黑命攸关运动背景下，取消文化得到了更多的“掩护”与激励，不断挑战刷新言论审查的传统边界，让越来越多的人感到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样的自由主义理念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威廉姆斯的倡议很快获得大量文化界人物的联署支持。这些人绝大多数属于反对警醒文化的传统自由派。

来自警醒人士的批判

作为公开信的指控对象，警醒人士对公开信的极度不满不出意料。笔者在推特（尤其是带蓝色认证的媒体大V）以及左派媒体上阅读了大量这样的批判，或肤浅或深刻，对理解警醒主义都很有信息量。

大量的肤浅批判是针对联署人。这一百五十多位联署人中有争议的其实并不太多，其中不少可以称得上文化巨擘难以撼动，但这不妨碍警醒人士挑拣出他们眼中的“软肋”从而否定公开信。

近期饱受争议的《哈利·波特》创作者J·K·罗琳首当其冲。由于罗琳已经被警醒人士铁铁地戴上了仇视变性人/跨性别群体的“恐跨主义者”（transphobia）的帽子，有她签名的公开信必然是毒药。

公开信联署人中已有两位要求收回自己的联署。其中一位给哈泼斯杂志的邮件尤其有代表性，她说，她能理解联署人中肯定会有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人，这不妨碍她捍卫公开信里倡导的言论自由的宽容原则；然而，当她发现联署人中有“不怀好意”（bad-faith）的人士，这些人“把言论自由作为自己的盾牌”但同时却“打压其它边缘群体的言论”；这些人的存在把这封本来很好的公开信变成了一个“全然不同的虚伪文件”，告诉读者“只有一部分人的言论值得保护”，“这些人得以质疑其它人的人性而不受追究”。最后这句话直指罗琳。

这恰恰是取消文化的鲜明写照。在警醒人士看来，一个人一旦被“取消”，比如罗琳，她就永远头顶“不怀好意”的红字，有她参与的任何公共事务都要抵制。对罗琳这种功成名就，无法被普通的“取消”（解雇、作品下架）的人，这种社交流放（ostracization）的“取消”仍然有很大杀伤力。这次同样被戴上“不怀好意”帽子的联署人还包括纽约时报专栏作家Bari Weiss、左翼媒体Vox联合创始人Matthew Yglesias，与另一位“恐跨主义”作家Jesse Singal等少数几位；其余一百四十多位坚持立场但无法被指控为“不怀好意”的联署人在这个论述中被忽略了。

另一种批驳公开信的说法是，联署人都是各自领域根基牢固的精英学者并没有被取消的担忧，公开信指控的才是广大无权无势的普通人。多位联署人回应说，公开信正是为那些尚未站稳脚跟、畏惧警醒文化而噤声的人呼吁；私下里他们收到很多来自无权势普通人的感谢。

还有一种说辞是面对种族主义这种严重得多的问题，这么多大牌人物联署这份公开信是浪费时间和分散资源。还有一些批判是对言论自由与言论后果的区分，但这个角度自从几年前取消文化兴起就已经在正反两方面都已经进行得非常充分。

Vox另一位创始人埃兹拉·克莱恩对公开信的批判笔者认为很值得一提。他说，“许多自我标榜为捍卫言论自由的讨论，实际上都是为了权力。要能够夺取并保住‘言论自由捍卫者’的大旗，意味着很多的权力。”

与克莱恩有过辩论历史的知名科技孵化器YC创始人保罗·格雷厄姆一针见血地回复，“捍卫言论自由更多的是一种声望而不是权力，因为言论自由意味着不同意你看法的人能够说话；压制言论自由才是权力，因为你可以阻止与自己意见相左的人发言。”克莱恩与格雷厄姆这里讨论的正是取消文化以及警醒文化的关键：由谁来把握言论自由的解释权、适用范围和边界。

在二战后的主流文化中，这种权力是由传统自由主义掌控的。由于自由主义理念的多元与包容，以及社会经济文化全方位发展，自由派文化精英的掌控非常稳固，直到2010年代警醒文化兴起。

警醒文化的理论来源可以追溯到1980年代种族批判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和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在这种理论框架下，人群被按照种族、性别、性取向等等分为施压迫与受压迫的群体，取代了传统左翼以阶级来划分施压/受压群体的经济角度。种族批判理论有一定的正面价值，二战后的经济发展使得欧美大多数人口脱离了贫困，未能脱离贫困的主要以少数族裔为主，种族歧视是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警醒文化使用种族、性别、性取向这些“由基因决定”的因素来划分施压/受压群体，与传统自由主义理念中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格格不入。警醒文化从大学的人文学科开始，逐渐扩张到整个校园并进入媒体、艺术、娱乐、法律、科技等各行各业；同时警醒人士开始挑战把控文化权力的传统自由派精英。在左翼思想里，受压迫群体具有一定的天然道德正义性，施压迫群体则身怀原罪。

由于这种思想传统的加持，这些年来新兴警醒人士对传统自由派的挑战基本上顺风顺水，阻力甚微。哈泼斯公开信，可以算作传统自由派精英对警醒文化第一次有组织的反击。

来自保守派人士的批判

公开信一百五十多位联署人中，没有一位算得上是标准的“保守派”。保守派对公开信基本上是欢迎或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的批评主要有两个角度。

第一，保守派中信奉言论自由、反对警醒文化的大有人在，但这封公开信的联署活动却将保守派完全排除在外。而且，公开信抨击的对象是警醒人士，但不长的文本中有三处极负面的语句提到特朗普、“右翼煽动家”和“极端右翼”，这种措辞完全没有必要，只能视为是迎合警醒人士。这种迎合展示传统自由派仍然“不诚实”，他们与警醒人士仍然保持暧昧，不愿意做真正的切割。

第二，传统自由派精英自身也早已施行取消文化很长时间，只不过一直是针对保守派人士。比如，大多数大学教授学者、主流媒体从业者都不敢在控枪、堕胎、同性婚姻等等议题上展示保守主义立场，更不用说敢于自称支持特朗普，否则便会遭受被取消的风险。正是由于传统自由派长期以来对取消文化的纵容，导致当他们自己面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警醒人士的取消威胁时，既不能靠言论自由取得道德优势，也无法获得保守主义者的支援。

7月17日，新闻爆出公开信发起人威廉姆斯考虑曾考虑邀请左翼知名记者Glenn Greenwald但被其他联署组织者否决，又引发一小波热论。Greenwald以报道斯诺登闻名于世，是极端言论自由的倡导者；但是最近几年他在特朗普通俄门调查中的立场与主流左派完全相反，被视为异类。不少保守派与警醒人士都将此事视为公开信“虚伪”的实证。

支持

除了海量的批判，公开信也获得了大量来自普通人的支持。在纽约时报对公开信略带负面的报道文章的评论区里，笔者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大约两天的评论窗口期里，这篇文章共收到1138份评论。

纽约时报的读者评论自动有一个“读者推荐”列表按照评论获得的点赞数排列，对某些文章还会有一个“纽时推荐”列表。在读者推荐列表中，不乏点赞数数百甚至超过一千的评论，在点赞数超过100的58条留言中，仅仅只有一条点赞数为149的评论对公开信是负面评价；然而“纽时推荐”首位正是这条负面评论，之后第二到六位也全是负面评论。纽约时报网站的文章只有注册用户才能评论和点赞，所以评论数和点赞数都很可靠。很明显，纽约时报的注册读者群支持公开信的是压倒性多数，挑选“纽时推荐”的编辑的偏向性与读者群则截然相反。

与纽约时报读者群截然相反，推特对公开信的反响非常负面：大约75%的评论是警醒人士的批判，10%是保守派的讥讽，只有约15%是传统自由派或温和保守主义者的支持。

为什么推特与纽约时报读者群体有如此之大的反差？笔者推测推特这种短文式社交媒体与警醒文化的几个特性非常契合：强调简单化的道德评价、激发群体迷思（groupthink）、鼓励“道德信号”（virtue signalling）和病毒式公共羞辱。

这导致大量的警醒人士在推特上养成并聚集。纽约时报读者群则年龄相对偏大，更多的属于传统自由派。不过，读者群体的偏好并没有影响到报社内警醒文化的持续加深。

展望

哈泼斯公开信让人不禁联想到1950年约里奥·居里发起的斯德哥尔摩倡议书以及同年尼尔斯·玻尔致联合国公开信。

这两位著名物理学家的公开信可以说是帮助奠定了二战后迄今七十年的核和平。哈泼斯公开信能够一举扭转言论审查日涨而言论自由式微的趋势吗？我对前景并不乐观。

对处于攻击端的警醒人士来说，既然这些年来取消运动取得一次又一次胜利，他们没有任何动机主动减少这样的活动。他们对公开信的反应也的确没有显示出丝毫反思自省的痕迹。公开信发布后一星期，纽约时报专栏作家Bari Weiss（公开信联署人之一）与纽约杂志专栏作家Andrew Sullivan同时发表声明离职。这两位知名作家长期反对警醒文化，编辑部的警醒人士早已视其为眼中钉，现在终于将两人“逼走”。

在被攻击端，对于学校的学生学者、公司职员这样的普通人，他们的个体理性最优选择仍然是沉默。对高等院校、主流媒体与大公司的管理层来说，风险最小的策略仍然是顺从警醒文化。哈泼斯公开信并不能改变这些个体层面的理性计算，所以我们没有乐观的理由相信取消文化能够收敛。

哈泼斯公开信倡导对话与理性讨论，但它不仅没有起到任何促进传统自由派与警醒人士沟通的效果，反而使得这两大阵营之间原有的模糊地带完全消失，公众人物的站队更加分明，双方的敌视进一步加剧。多年来人们常把意识形态简化为二元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对立的左右谱系，或者是略复杂一些的二维（经济自由度与个体自由度）四象限（自由主义——社团/威权主义——保守主义——自由意志主义）谱系。

现在看来这样的简化无法描述警醒主义的发展壮大。警醒主义早已与传统意义上的进步主义（比如伯尼·桑德斯）或激进左派（比如诺姆·乔姆斯基）分道扬镳，成为一个自己的维度。如果需要简化，那就是一种警醒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三元对立。

作为对警醒主义一向怀有警惕的笔者，哈泼斯公开信将自由主义与警醒主义的对立明确展示给世人，功莫大焉。

【作者附注】中文网络有一个词“白左”。这个词的涵义非常不明确。部分使用者用它来描述欧美的自由主义者，但有时描述的又是警醒主义者的行为。在这个词反向进入英语词典（“baizuo”）之后，涵义依旧混乱。笔者认为这样涵义模糊并且感情色彩强烈的词语危害思想交流的健康，不建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