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型关大捷是怎样记录下来的？

8.1.1.两张照片

关于平型关大捷，有两张出现在所有抗战纪念馆里的著名照片。一是《一一五师的指挥所》，映出指挥战斗中的师长林彪（左一），副师长聂荣臻（中间举望眼镜者），二是《机枪组的三名战士》，在高崖顶阵地射击来犯的“日本兵”。有关照片的由来与真伪，至今有过不少论争。笔者也于2015年10月表过一篇文章，推测机枪组的照片拍摄于台儿庄（1938年4月）。理由是研究台儿庄战役时，笔者从世界著名的荷兰电影导演尤里斯.伊文思（1898～1989）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1939年发行）中发现了以下平型关大捷的机枪组的镜头。

由于地形显然不会是平型关的作战地点乔沟，于是产生了疑问: 伊文思和八路军，到底谁借用了谁的作品？在断定了八路军1937年9月并没有摄影设备的事实后，笔者推理八路军此时“借用”了和伊文思同行的罗伯特▪卡帕的照片。两人在台儿庄时一起行动，卡帕的作品，大多和伊文思的镜头重叠。此时笔者并没有下结论，因为并没有在卡帕的作品群中发现过这张证据照片。

图表8-1 左“115师的指挥所”，右“机枪组的三名战士”，侦查科长苏景拍摄 图表8-2 指挥战斗中的师长林彪（左一），副师长聂荣臻（中间举望眼镜者）

文章登出之后，接到不少来自读者的指教。很多是非常有益，贵重的意见，提供了很多资料线索。笔者对此又继续进行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终于证实了自己的推理错误。原因在对国内资料调查不足，忽视了不少先行研究中的重要成果。

8.1.2.事实的真相

先简单地解说一下现在梳理出来的事实和结论。

即此映像，有照片和影片两种版本，摄影对象都在同一现场，同一时间。的确是和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有关联的作品。但不是在平型关战斗中的实地摄影，而是事后（十月中旬左右）在异地（山西五台县豆村）为复原大捷原景“摆拍”的宣传记录影片。出现的战士，包括其中战场上出现的“鬼子兵”都是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杨得志团长）的摄影协力者。为了布置这个战斗场面，六八五团杨得志团长“准备这准备那地忙了一整天”，而指挥官林彪，聂荣臻等也都是为了出演此剧专程登场（被摄影师罗及之请出）的实在人物。

摄影地点在离平型关距离约100公里之远的五台县某地（初步断定在豆村附近，但笔者实地调查者，由于时间仓促，并未能核实），影片影像作者并不是八路军的摄影记者（此时八路军并没有摄影设备），而是国民党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罗及之。摄影时，同行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侦查科长苏静（苏孝顺），也用照相机拍摄了几张同样场景的照片。《一一五师指挥所》和《八路军机枪组》的两张，即是苏静在此时的作品。

之后苏静的照片，成为共产党的历史资料， 1941年最初发表在晋察冀边区《八路军军政杂志》。如今更展示于各种党史文献和抗战史纪念馆里。而罗及之的摄影胶片，被其带回武汉编成《新闻》第41号、第42号，题名《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后又被选入《抗战特辑，二》的记录影片之中。如今，各种电视媒体制作的有关“平型关大捷”的“现场视频”的断片，大多采用的是这部新闻片的剪辑内容。

《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短片何时，在何地首映，现在还未找到明确记录[1]，但可以肯定1938年2月，终身亲共尤里斯.伊文思来华拍摄抗战记录片之际，从延安方面得到了此影片。之后制作《四万万人民》时，在国民党“台儿庄作战”的一节中，擅自挪用了这段影片中的部分镜头。这就是“八路军机枪组”射击“日军”的镜头，之所以出现在台儿庄作战镜头中的理由。对于中国人民的朋友伊文思来说，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他所想描写的《四万万人民》的主角，但这种张冠李戴的操作，日后不仅会引起国共两党的反目，对一代大师伊文思自己的摄影人生来说，记者的良心来说，并不是一个光彩的记录。

笔者文章中曾推测过的战士身后的两个人影，事实上并不是伊文思和卡帕，而是罗及之和苏静。

8.1.3.先行研究和各种证据

以上是有关平型关大捷的照片和影片产生的简单的来龙去脉。内容是国内研究者们先行研究成果的综合。经检证，每个论点都有充分十足的证据。下边简单梳理下有关对此照片，影片的研究过程和资料根据。

一，《平型关大捷机枪组》

在国内，最早在1982年《老战士影展》中已出现过对《平型关大捷机枪组》照片由来的介绍。下图是证据资料。来自《影像：中国红色摄影史录 中国革命全景展示》[2]。作品介绍文称《平型关大战中我军机枪阵地》（1937年9月，苏静摄）。介绍称：

“这幅作品展出于1982年“老战士影展”，1983年收入《老战士摄影》集，为此北京有关博物馆陈列、珍藏。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于晋东北举行了震动中外的平型关大战，歼灭日本侵略军千余人，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奋起抗战的胜利信心。在第一一五师任侦察科长的苏静，围绕着平型关之战，拍摄了许多珍贵照片，《平型关大战中我军机枪阵地》是其中最优秀的一幅”。

图表8-2

二，叶晖南《一幅著名抗战照片之谜》（《党史博览》2003年第11期）。

此文是专门考证“八路军指挥所”照片的文章，利用《聂荣臻传》的记载，指出照片作者是一一五师侦查科长苏静。但由于杨得志曾在在《一一五师平型关战斗详报》中描写过 “在毫无遮挡的指挥所里，穿着蓝衣没有扎绑腿的林彪站起来……”云云，遂对《一一五师的指挥所》照片中“扎绑腿的林彪”产生了疑义。发文质疑。

三，杨浪《平型关？仁安羌？摆拍？纪实？》《精英博客》2006年3月20日

此是一篇反驳仁安羌论（国民党拍摄在缅甸仁安羌战场）的文章。仁安羌论今天已几乎销声匿迹，在此没有涉足必要。和本论相关之点是杨浪触及到，并认同引用了“颂剑”提供的一一五师作战科长王秉璋的如下回忆[3]。

即“此照片是事后在别处，应国民党《扫荡报》的记者要求进行的摆拍。“是模拟的指挥地点，但这个现场，肯定不是当年战斗时一一五师师部真正的指挥地点”（颂剑文）。

在此，至少“摆拍”的事实公开揭晓，由于“摆拍”中林彪是再次戎装登场演出，所以“扎绑腿”与否的疑义自然解消。只是杨浪认为摆拍的地点应是平型关石灰沟指挥所。也就是说拍摄时间在平型关大捷稍后数日之间（10月初移动到五台县前）。

四，叶晖南《再说一幅著名抗战照片之谜》《百年潮》2008年 第1期

在此文中作者赞同了杨浪指出的一一五师指挥所照片是事后摆拍的结论，指出 “这张照片恐怕是战斗结束后摆拍的，而不是战场纪实。因为杨得志的战斗详报中清楚地写了林彪战斗中没有穿军服，扎绑腿”。 作者还通过进一步调查，确定了照片作者苏孝顺（最初署名）就是苏静的原名。

五，《中国国防报》叶青松文章《平型关大捷著名照片为摆拍 国民党记者拍摄》2015年4月3日

指出照片为王秉璋拍摄。

“照片中左边第二位，拿着电话机正在打电话的就是王秉璋”。王为115师作战科科长。9月26日到达平型关，并没有参加9月25日的平型关战斗。战斗后由于“国民党的《扫荡报》记者便带着电影摄影机来到115师要拍新闻纪录片”。奉聂荣臻吩咐接待国民党记者。“记者因大战已经结束，对拍现场兴趣不大。…要求林彪、聂荣臻等人到战斗时的师指挥所位置，按当时的情景像演电影一样让他们拍摄”。“林彪、聂荣臻也只好按记者的要求来到现场。司令部的一些干部当时都很年轻，对拍电影感到挺稀奇，都赶来凑热闹。记者在拍电影的同时，还拍了许多照片”。“王秉璋身为115师作战科科长，也趁此机会照了几张。当时谁都没有想过，这些照片会有历史意义。回到师部，王秉璋要求记者将照片冲洗出来。当晚，记者就冲出了一套照片交给王秉璋。记者走后，王秉璋将20多张照片分发给了片中人”。“那套照片在战争年代大部分丢失了，只有几张保存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党史军史有关方面征集史料，王秉璋手上的这几张照片就被当成真实的战斗场景，公开发表了出来”。

保存照片的有可能是王秉璋，但在最后1982年《老战士影展》的定论看，以上王秉璋的回忆，不是记忆错误就是张冠李戴。

2015年8月21日《新浪博客》网名老普的文章《平型关战斗影像分析》，也触及了摆拍事实的存在，并进行了考察，指出 “在《扫荡报》记者拍摄电影的同时，苏静拍摄了《一一五师指挥所》和《一一五师机枪阵地》等照片”。 “拍摄日期很可能集中在9月27日至29日这几天”。地点在战斗后一一五师集结地的冉庄附近。为了证实是拍摄在冉庄，作者还提供了冉庄附近类似摆拍地点的证据照片。

六，央视新闻《烽火延安：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投身抗战》(央视记者 何睦 金锦，2015年8月11日 )

图表8-3 央视新闻提供的图片。指出是《平型关大捷》是复拍摄影，原片为无声片。

此文章第一次通过权威媒体，公式证实了平型关大捷的电影是罗及之请八路军战士摆拍的作品，云:

“由于缺少器材和随军记者，平型关大捷并未留下实时的战斗画面，战斗结束后摄影师罗及之请八路军一一五师的战士们在平型关附近复原拍摄下这段影像，成为今天人们所能看到的唯一纪录这场战事的影像资料”。

图表8-4 罗及之与夫人朱铭仙

8.1.4.罗及之和其拍摄的平型关大捷

笔者认为以上论争中最重要的成果是搞清楚了应国民党方面记者的要求，八路军事后摆拍，演出了“平型关大捷”战斗场面的这一事实。此历史剧的中心导演，是弱冠30岁的摄影师罗及之（1907-1966）。若没有罗的献身无阻的计划，行动，当然不会有林彪，聂荣臻的演出，而苏静拍摄的两张有名的照片也不会在历史中出现。罗当时是中国电影制片厂的新闻摄影师，有关此次摄影，传记《罗及之》[4]（由于不存在档案史料，只能借用传记内容，真实与否，有待判断）写到:

“罗及之并不知道即将打响的那场战役会取得抗战史上的辉煌胜利，只是有人悄悄告诉他在山西雁门关和灵丘之间将有一场大战斗而已。罗及之二话没说，也没有去请示电影股负责人郑用之，争分夺秒地扛着摄影机出发了”。罗使用一台“笨重而简陋，但在当时却珍贵无比的“埃摩”摄影机，成功地记录了《平型关大捷》的全过程” “硝烟尚未散去，他便忙于整理东西，一心想的只是如何保护好机器，保全拍好的胶片，怎样以最快的速度，万无一失地把它送回厂里。这些抢到的镜头，被编成《新闻》第41号、第42号，后又编入《抗战特辑（二）》”。“《平型关大捷》内容极为丰富，包括八路军整装待发，翻山越岭，经过诸多险途，从牧虎关向平型关挺进；战士们英勇无畏，和日寇展开惊心动魄的激战；最终胜利打败敌人，押解被俘的日军将领和士兵，携带缴获的战利品凯旋等内容。影片还拍摄了朱德总司令和指挥这一战役的林彪的部分镜头。”

这里叙述的影像内容，即是今天经剪辑后出现在有关 “平型关大捷” 的各种影片中的镜头。《江海晚报》（2015年8月17日）称 “镜头，由夫人朱铭仙配音，经同事罗静予代为剪辑后，由钱筱璋编辑成《新闻》第41号、第42号”。 而前出央视新闻《烽火延安：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投身抗战》的照片中却写到，“原片为默片”。有关原片的内容，上映时间等还有待进一步考察。

图表8-5 拍摄后返回途中落马负伤的罗及之

传记《罗及之》又称:

“厂里的同仁们都不会忘记，因高度紧张和劳累过度，罗及之在赶回摄影场进行后期制作途中从马背中摔下，头部受伤的那段经历”。 “罗及之带着所拍镜头回到武汉，却险些因‘擅赴共区’的罪名而受处分”。

罗及之以宣传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一举成名，稳固了作为摄影师，导演在中国制片厂的名声，地位。重要的是在平型关大捷宣传面，成为共产党最应感谢的大恩人。其历史影像，虽不为真，却为14亿国人所熟知。但真正回到祖国怀抱，活动于共产党政权下的建国后17年，在所属上海电影制片厂却受到共产党组织排挤，一直默默无闻，最后因“历史问题”受迫害惨死在文革的动乱中，享年59岁。

[1] 察网铃兰台文章《关于平型关大捷的考定》称，《抗战特辑，二》1937年11月放映时，此段内容被“抽出”（未能上影）。

[2] 《影像：中国红色摄影史录 中国革命全景展示》《中国军网》，2015年1月19日，No.13.

[3]王秉璋《在八路军第115师师部的战斗岁月》《军事历史》2000年第四期。

[4] 引自蓝为洁编《罗及之——中国20世纪30-50年代著名影剧人画传》，重庆出版社，2007年4月，19-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