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历史上的儿童——《儿童观的社会史》梳理
最近读完了一部童年研究著作，北本正章的《儿童观的社会史》，副标题是“近代英国的共同体、家庭和儿童”。这本书涉及面广，行文简练，可惜部分文字略显枯燥，而且结构并不完美，阅读体验只算一般。为给自己留存记录，也为向其他人荐书，我决定梳理其中一些内容。
《儿童观的社会史》共有六章，第一章介绍儿童观社会研究现状，以及作者的研究思路和目标，第二章概述17世纪社会情况，第三章分点详谈近代涉及儿童的社会情况，后三章是分别探究医学、清教徒家庭意识和育儿书的专题，从不同侧面展现近代育儿图景。
本文大部分论述直接摘自著作，主要内容围绕两个主题，涉及儿童的个体生命状况和社会经济状况，最后单独简谈些在意的事情。
个体生命状况
18世纪60年代英国产业革命前的人口动态，缺乏持续可信的数据，但从不同领域的片段信息中，可以得到较明确的提示：16-17世纪，英国人口动态保持着锯齿状波形的稳定状态，而且是多产多死型的稳定状态。
那个时代的人经常感受到死亡就在身边，在他们的意识中，生与死的距离是非常接近的。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场景都会遇到腐烂的尸体，甚至空气中都飘浮着尸体的腐臭。死亡的人太多了，教会的墓石、墓地经常不够用。因此，经常是遗体埋葬十多日后又被掘出，死尸就暴露在人们的视线中。当时人们的内心笼罩着的是，指向未来的生的连续性的断裂与被无尽的死亡幻想左右的“生者必灭的无常感”。
16世纪后半叶至18世纪初的欧洲迎来了一段寒冷期。寒冷期带来的长期农业减产与粮食供应不足，导致人们营养状况恶化，疾病抵抗能力明显下降。各种新的地方病、传染病袭击了处于慢性营养不良状态的人。通商贸易的扩大伴随着病原菌的扩散，村落中的人们对于新的疾病完全无法防备。
16-17世纪医学的共同特点是，用各种方法将造成疾病的“坏的气质”从身体里赶出去。主要方法有两种，放血疗法和吐泻法。这些方法在很多情况下都没有治好病，反而让患者丢了性命。医生自身也会因空气传染、接触感染等，在治疗病人过程中生命受到威胁。人们对放出的血液、呕吐物等的处理十分随意，人群聚集的街道、小城市很可能遭受第二次感染。除此之外，各种带有魔咒性质的处方和民间疗法是主要治疗方法。
女性受连续妊娠和严酷多产的自然生殖力的偶然因素支配，对于生殖过程毫无主体性可言。对当时的女性而言，从妊娠到做母亲的心理距离非常大，生孩子几乎等于准备死。
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助产一直是女性的工作。英国的助产妇原来由国教会发放开业许可证，但在1902年议会通过《助产妇法》之前，没有任何公共的资格审查，只是依据魔术性的、咒术性的知识与传承的民间疗法经验。因此，助产妇的助产水平很低，很多情况下会带来悲剧性的结果。
17世纪以后，男性的生产助手开始出现，社会轻视进入这个职业领域的男性，同样这也引起了传统的助产妇的强烈反感。产钳发明于17世纪初，但18世纪才广泛普及。18世纪中叶，医生对妇女生产、婴幼儿的关注愈加深化，从而使婴幼儿死率下降的种种建议和改革得到了推进。19世纪后半叶，詹姆斯·扬·辛普森将麻醉法与助产术结合起来，实现了无痛分娩。尽管存在分娩技术改善的进展，但其起到何种程度的作用还是值得怀疑的。
18世纪以前，因为裹卷襁褓和乳母养育的习俗，婴儿与母亲的接触时间很短。婴幼儿被寄养的习俗是缩短母子接触时间的最大原因，而这也是导致婴幼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四百乃至七百的重要原因。
裹卷襁褓是用狭长的布条，在婴儿出生后不久，就将婴儿的两手、两脚拉直，从双肩到两脚，像木乃伊那样一圈一圈地将婴儿裹起来，使他们的手脚一动也不能动。被束缚的婴儿，时常会被放置或悬挂在某处被遗忘，甚至会被像垃圾一样抛弃在森林里或道路旁。被挂在钉子上的婴儿，处于半窒息的状态，不会发出哭声干扰他人。襁褓压迫着肋骨，使肺功能减弱，氧气的吸收量减少。婴儿呼吸很弱，经常咳嗽、呕吐。
乳母为了让寄养的婴儿看上去胖，将婴儿扎得很紧。质地很硬的亚麻布料的褶皱嵌入了婴儿的皮肤，导致婴儿的皮肤淤血，呈黑红色。尿和大便黏在皮肤上也不及时处理，导致婴儿的皮肤经常容易出现红斑和瘰病性质的肿块，婴儿经常受慢性皮肤病的折磨。乳母对于几个星期浸在自己的粪便里开始发臭、声音也发不出来的婴儿放任不管，几乎没有任何清洁处理和卫生学上的处置。乳母依着自己的方便，时少时多地任意授乳，且授乳质量也很低劣。婴儿经常受到胃酸分泌过多、肠发酵失常、腹痛、绿便、痉挛、肠梗阻、发高烧等致命疾病的袭击。成人为治疗婴儿或令婴儿安定，会给婴儿使用药物，没有药物使用的安全标准，用药不当致命的情况更多。
魔咒性质的照看方法也是导致婴儿高死亡率的原因之一。婴儿食欲不振会被当作有肠虫在作怪，很多人让婴儿喝水银或锡粉，导致婴儿经常处于衰弱状态。对待健康儿童，成人都是用手抓着来喂食的。用白蜡、铅、铜等材料做成的食用器皿，以及很少洗涤的哺乳用奶头等，把重金属等有害的毒素、病原菌持续地带到婴儿体内。
新生儿预期寿命不长。据推算，17世纪40年代英国新生儿的预期寿命为32年。即使到了18世纪30年代，60％的新生儿在出生5年内就死亡了。即使是度过婴幼儿期的儿童，也几乎都不能长寿。
在死亡极其日常化的时代，家长不会过多地对不知何时会死的孩子的将来抱以期望，并对其投射特别的感情。家长经常把生下后不久就死去的孩子的名字给下一个出生的孩子，这种行为背后蕴含着这个孩子是死去孩子替身的意味。人们盼望着遇上好运能够有一个寿命长一点的孩子，所以同样的名字经常要用好多次，这里贯穿着的是，对家族连续性的强烈愿望。从16世纪末起，随着新教主义在日常生活中推广，人们开始在家庭内做礼拜，但“家用圣经”却很少记录死去孩子的名字。给每个孩子专属的名字，孩子死亡之后，在用美丽的花朵雕刻装饰的墓碑上刻上孩子的名字，让孩子生前的形象留在父母和其他人心中，这种感情在社会上生根，即便在上流社会，也是18世纪中叶之后才逐渐开始的。
多产多死型社会中亲子关系的心理侧面、意识与感情，与现代的母爱、父爱以及被称为“亲子纽带”的感情是有很大区别的。
社会经济状况
传统的家政书是为承担管理大家庭的经济活动和人际关系的全部责任的男性撰写的，特征表现为男性在承担其重大责任上必需的朴素经验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知识体系。其内容涉及整个家庭中的人际关系，以及农场经营、果树栽培、酿造法、药草学、畜产学、给水、林业、儿童养育等当时自给自足的家庭经济所必备的具体技术知识。
传统的家政书的基础是以农业为中心的大领主型经营。这种经营方式是以领地家庭成员的无偿劳动，主人对全体成员的全面统治而得以维持，因此必然采取以男性家长人格优越为前提的“全家”结构。“家”作为广义的“宪法”下的一个基本社会要素而具有功能，从而形成一个“自由圈”以保证“家庭的平和”。
在这样的社会中生存的儿童，完全是在经济性关注的范围中来认定其存在的意义的。在依据血缘和血统结合，对于共同体规则无防备的开放性扩大家庭里出生的儿童，被置于相互扶助又相互监视和相互干涉的网络。儿童依据限嗣继承制、长子继承制或陪嫁金制度，成为稳定经营家庭的重要工具。在这当中，通过儿童的婚形成共同体之间或共同体内部家庭间的同盟，起维持经济势力均衡的重要作用。支持儿童这种存在结构的是将儿童视为经济性资本的儿童观。
传统的家政书与农业结合的方式是16世纪以后形成的。在重商主义时代，“男性家长之书”的特性进一步得到加强，这与其说反映了领地统治的稳定性，毋宁说是一种危机的反映。
儿童度过断乳期，开始学会说话，牙齿长齐以后，男孩和女孩都要被送到另一个需步行一两天的家庭里寄养，在那里接受与成人一样的生活训练。这种被称为“寄养制”的习俗，在1500年左右的英国相当普遍。通常，儿童7岁离开家，做佣工直至14岁。
对中产与下层阶级而言，寄养制是与两种利害关系重叠在一起的。寄养的方式被一些家庭接受，是因为这些家庭正处于需要儿童劳动力的时期。儿童在得到最低限度的衣食住保证的条件下，必须忍受苛刻的劳动掠夺。而对于正处于有剩余人口的家庭而言，将儿童送去寄养可以调整家庭人数，减轻养育负担，在一段时间里“减少吃饭的嘴巴”。但这种方式经常会变为永久性的“减少吃饭的嘴巴”，因为被送去寄养或做徒弟的儿童，死亡率是非常高的，主要原因是恶劣的营养状况与苛刻的劳动掠夺，再加上包括性虐待的各种肉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寄养制是在共同体内一些家庭的生育、养育能力与劳动需求的平衡上产生的，也是那个将儿童作为消耗品的时代的儿童观在经济和社会上的一种表征。
寄养期结束后，儿童14岁后大约有7年的徒弟生活。按照1563年的《学徒法令》，儿童需要在这段时间内习得能够自立的专业技术。这种徒弟制的推广从内部开始侵蚀农村共同体以土地耕作为基础的自然经济体制，预示着不依赖土地的职业领域形成的时代到来了。
针对职业人的训练并不仅仅局限于男性，中世纪至近代漫长的转型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职业对女性同样是平等和开放的。女性在职业领域十分活跃。几乎所有纺织业、丝织业，大部分机织业、酿酒业（主要是葡萄酒）都掌握在女性手中，女性能够用自身掌握的技术养活自己。
在农村共同体向城市产业社会转型的长期过程中，与农业生产相伴的为简单的分工形态向与工厂生产及大范围市场流通相伴的矿山业、制铁业、制造业、流通业、销售业等新的复杂的分工形态转型。
曾经是儿童社会化榜样的父亲的职业丧失传统价值，家长无法为孩子职业选择提供指导，不得不依靠家庭外的传媒出版机构。社会分工越来越复杂，这使得社会上大多数儿童和年轻人已经无法原封不动地接受传统上父母起到的作用。
由于共同体分工的发展、自耕农阶层的成长、农村工场的推广，传统的扩大家庭的基础被侵蚀，呈现出十分明显的衰退倾向。与此并行，16世纪末开始出现的清教徒的地区化，再次强化了男性家长的权威，产生了“限定父权制核心家庭”。这样，取代以往的血缘-血统关系，以丈夫及其妻、子为中心的夫妇家庭被强化，夫妇家庭的心理、伦理关系受到重视，家庭内情爱的纽带被强化，此外也萌生了对家庭外的人冷淡的感情。
这种近代家庭特有的心态在新兴绅士阶层、专业工匠阶层、自耕农阶层中扩散，16世纪末至17世纪前半叶形成热潮的育儿书、教养书正是以这三个阶层为对读者对象，关注夫妇间、亲子间的伦理方式，特别是逐渐强化了对儿童的道德性关注。
清教徒持有与体罚相比，心理惩罚更为有效等观念的儿童观，这与传统的原罪决定论的儿童观相比，有着本质上的差异。清教徒家庭中那些乍看十分严格的禁欲性管教，其实是深信儿童可教育性的一种反映。如果他们只照原样接受中世纪的原罪说，相信儿童原罪的永久性，就不会表现出如此高涨的自我改革与教育儿童的意识。
以儿童社会化为目的的这种成人的禁欲与权威主义价值观的单向投射和接近于冷酷的理性安排，对当时的儿童来说，只是“侵人性”“闯入性”的干涉而已，极易形成压抑内心的亲子关系。儿童被强制要求绝对服从和毕恭毕敬地顺从家长，以浪漫主义的立场看，那样的儿童被冷酷无情地压制在被动与无权利的状态里了。
在育儿书、教养书开始取代传统家政书出版的时代，为取代以往从经济性观点出发的支配，儿童要接受作为道德教师的父亲的权威性支配。“限定父权制核心家庭”在使儿童从共同体的旧式传统价值体系的网络中解放出来的瞬间，又将儿童圈入道德主义的核心家庭。这种圈拦的另一个要素则是清教主义中强调的母性，清教徒写的家政书、育儿书十分重视母乳喂养。书中关于家庭中妻子与母亲的义务的论说起到了将这个时期的女性圈入家庭的作用。父亲越是以崇高的道德理念热心地倡导家庭的神圣化，则把女性与儿童圈入家庭并施以教养就越加有明确的伦理价值，越加合理化。把女性圈入逐渐丧失生产功能的核心家庭，意味着阻塞了女性经济上自立的道路。这是在长期的“转型期”过程中产生的围绕近代亲子关系的最大矛盾，这一矛盾深刻地影响了其后出现的育儿论、幼儿教育论和教育思想等意识形态。
产业革命开始前后，以家庭工业为主的阶层的早婚化，与上流社会的晚婚化形成鲜明对照。
在考察产业革命与儿童的关系时，一般会关注工厂中儿童劳动的悲惨状况，而常常忽视这一时期前家庭工业中的儿童劳动问题。工厂制度给博爱主义者带来巨大冲击，是因为资本家的利润直接依赖儿童劳动，且这些事实都处于公众视线中的缘故，而儿童劳动在家庭工业中早已隐蔽地存在着。
农村中家庭工业的普及，能够保障一定的生活水准，儿童就比以前更久地留在自己家里了。这样，寄养制就逐渐衰退了，家长开始考虑让孩子尽可能长地待在自己的家里。由于不太需要熟练度的单纯劳动进入生产过程，于是就出现了可作为“穷人的资本”的儿童的单纯劳动或辅助劳动的产业结构。家长为了依靠儿童的劳动，获得按人数计算的劳动收入，开始生育更多的孩子。以前，生下来的儿童多半在不到十四五岁时就死了，现在“要是孩子死了损失就很大”。18世纪前半叶，随着家庭工业的景气，要维持家庭工业的发展，就需要有尽可能多的劳动力、年轻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可以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建立新的家庭。初婚年龄的下降反映了这一时期传统徒弟制的衰退。在徒弟制时代，21岁左右好不容易从师父手下的徒弟生活中解放出来的年轻人，不到30岁左右根本无法获得自立的条件，而现在，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工资收入早一点结婚自立。
但是，初婚年龄的下降也存在一些问题。年轻人有了一定的经济能力，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有了家庭，在新婚夫妇作为劳动力都能为家庭增加收入时还可以维持，而一旦孩子出生，为了育儿，劳动力就减半了，一直到孩子作为幼小劳动力可以增加家庭收入之前，家庭经济状况几乎接近破产。孩子逐渐开始干活后，家庭收入就按儿童数量成比例增长，生活开始滋润起来。待儿童自立并离开家庭后，家庭又一次陷入贫穷。
在产业革命正式开始的1790-1810年，同样是经营家庭工业的亲子关系与祖父辈时差异很大。村落中的年轻人，在自立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一定的生活基础，但持续时间不长。在家庭工业生产进入饱和状态后，工资开始降低，村落里多余的儿童和年轻人不得不离开村落，到镇上或小城市去寻找新的生活来源，这样一来，构成家庭的人数就减少了。儿童数的增加也造成城市中小家庭的增加。
贵族和地主家庭的次子、三子，大部分选择军队或教会的官职等可以获得年金的道路。上层阶级与官职的密切结合逐渐受到产业资本家阶层、绅士阶层、大商人阶层的严厉批判。
实业成为绅士、产业资本家、商人等阶层的次子、三子通常的职业选择，这些阶层的人比之经院哲学，更重视有助于实现社会上升的实学。在家政书解体，家庭规模缩小，采用封闭性建筑，重视个人隐私与舒适的家庭内在特点普遍化的发展过程中，这些阶层的人更加关注对儿童发展起作用的道德与教育。对从旧式共同体中解放出来的这些阶层的人来说，能够保证其人身安全与稳定的，不是有相互扶助的要素、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共同体与土地，而是通过教育掌握知识，以及能在实业界生存下去的一技之长。运气好的一些人，父辈已积聚财产，为了维持实业，也为了使上升中的家庭在下一代能够继续繁荣，最重视儿童的教育。在整个18世纪，流传着“父母的责任是在赠予下一代社会性地位与家业后才完成”的说法，这种说法包含着十分明确的危机意识。
这一时期实科学院、文法学校、私立学校与律师学院的增加，正是这样的社会阶层教育要求高涨的反映。与这种为中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并行，1700-1770年，在各地的村镇上，相继设立了以中下层子弟为对象的“老板娘学校”“夜校”以及其他形式的“小学校”，教育产业迎来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对非常关注儿童教养与教育的近代核心家庭中的家长来说，作为“家长的代理”期待在全面照看儿童中提高教育效果的是，社区里学生规模较小的学校。这一时期的学生数，并不像今天那样由国家的介入来决定，而是教师的生计需要与家长对学校教育期待程度之间的妥协，家长拥有对学校规模的选择权。“小学校”里无法教授读写算以外的内容，音乐、舞蹈、制图、击剑等科目是由定期来镇上访问的“巡回教师”以个别付费的形式来教授的。与家长的支付能力相对应，学校的规模与教育的内容可供选择。
不过，家庭与学校之间这种微妙的关系，在18世纪80年代以后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开始正式出现的教育热潮中，家长开始提高选择学校的标准，因此，学校间、教师间为招揽学生展开激烈的竞争，入学费与学费的降价相继出现。这样竞争的结果出现以下两种情况：一方面，教师由于学费过于便宜，难以维持生计，在教学之外兼做借书店、小杂货店、夜间补课等副业，但也不足以补充生计的不足，只能通过增加学生数来寻找活路；另一方面，在家长那里，特别是以前由于学费太贵无法送孩子上学的中产阶级的下层人士，由于学费的降价，虽然因人数多只能统一授课，在教学质量上要付出代价，但还是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也意味着受教育机会的扩大。
体现亲子感情关系成为流行主题的另一个新动向是，新出现的儿童文化的商业化极其成功。自己童年基本没有上学机会的中产阶级，给学校付了大量的费用，竞相为孩子购买变得很便宜的掌上小书、教育游戏器具、儿童服装、玩具等物品。
由于出现了许多热心教育的家长，比之以前，教育热潮更加高涨，其内容更带有教训和训育的色彩。而到18世纪70年代以后，有超过30种的教育游戏进入家庭。18世纪末，以福音主义运动为背景的“知识妇女”将道德读物强加给儿童，致使中产阶级通过教育为实现社会上升而努力的这种指向变成一件十分郁闷的事。
近代重视情感的核心家庭中的亲子关系，产生了新形式的控制儿童的心理和社会结构。城市的家长早已不再把儿童看作负有原罪的亚当与夏娃的后裔，取代这种宗教观念，他们把儿童看作为社会竞争的媒介或手段。儿童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炫耀的对象，家长以儿童养育费的多寡、对儿童的教育与伦理性关注的深度为指标相互炫耀。儿童在这种指标的上限与下限之间徘徊，成为家长的高级宠物，他们或是被娇宠而不成材，或是被当作动物宠物般，当成一般物体来处理。儿童生来具有的朴素的感受性与丰富的想象力被压制，以至于导致这些能力无法自由地、创造性地发展成高贵的情感。在背后操纵这种上下流动的是敏感的企业家，他们将儿童看作是一个新的市场。在“作为经济性资本的儿童观”之后出现的是，“作为社会上升杠杆的儿童观”和“作为经济性债务的儿童观”。
一点感想
我在阅读“管教与学校骚乱”时，有种奇妙的愉悦感。
我小时候就向往无限制的自由，且认为阻碍行动和塑造思想都会侵害自由。我会产生施暴欲，上学期间就有过驱逐、殴打乃至杀死同学和教师的念头，不过，在不伤害他人的理念和社会对暴力的各种限制影响下，绝大部分都没有实施。
看见关于学生暴力的内容，我就不由得感到兴奋，如“学生之间或师生之间的一些小事或误解就很容易会发展成杀伤事件”“被驱逐的教师在窗外挥舞鞭子试图让学生安静下来，但这种威吓毫无效果，学生在手持长剑的头领的指挥下，将教材、教具破坏殆尽”“为了镇压学生的骚乱，当地政府甚至出动了装备数门大炮的两个连的军队”。
在我看来，学校就代表着禁锢和压抑。学校是控制和驯化学生的机构，靠思想灌输和利益胁迫等方式，让学生适应和接受权力结构，安于受压迫的处境。认真关注学生心理和身体所受伤害，就会发现这一群体具备极强的忍耐力和服从性。倘若家庭和社会对学生的束缚和洗脑不够成功，年轻人制造的暴力事件定会更为频繁和激烈，例如，热衷体罚或语言暴力的教师，需担忧的不是秋后算账而是血溅当场，在残酷压迫学生的中学，“誓师大会”就会变成“弑师大会”。
相较过去的儿童，现在许多儿童生存状况确实更好，而且更受重视，但文明表象之下存在的阴影也值得注意。大众对于儿童的浪漫化想象与理想化期待，同样会禁锢儿童，限制其发展可能性，并对其施加隐蔽且被合理化的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