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見，日落之地：讀Paul Rabinow《摩洛哥田野反思》

Paul Rabinow, 1977, Reflections on Fieldwork in Morocc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有段時間我偶爾會經過Rabinow的研究室。門常開著，但燈總是暗的，牆壁漆成藏青色，他獨自坐在深處，像一尊沉思的雕像。我們曾經有過一次真正的交談，對我拋出的好幾個問題，他沒有一絲不耐煩，但顯然也沒有半點興趣。他一字一句回答我，有禮、精確而冷冽。加州明朗的陽光從窗戶照了進來，是那個藏青色的房間唯一的光源，早晨也像是黃昏。

我可能是幸運的。一位朋友在大學時期讀了《摩洛哥田野反思》後，興奮地預約了Rabinow的晤談時間。「教授，我很喜歡你的書。」「你讀過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嗎？」「沒有。」「那你根本沒有讀懂這本書。」崇拜一去不復返，由愛生恨只需要一句話。他奉勸我們：「有一整段關於一夜情的內容，最好直接跳過。」

書裡確實有即使從今天的標準來看，都令人不禁懷疑「這樣真的可以嗎？」的描述，最難以置信的包括人類學家與報導人女性親戚的性關係。就讓讀者皺眉的程度來說，《摩洛哥田野反思》的坦白恐怕離馬凌諾斯基的私人日記不遠；就寫作主題而言，它卻更像李維史陀曲折的《憂鬱的熱帶》。

兩本書的出發點都是作者對自己所屬的西方文明的厭倦，然後在熱帶無盡的折磨下等待這份厭倦昇華。只不過《摩洛哥田野反思》沒有肆意生長的叢林、惱人的蚊蠅與狩獵採集部落，而是貿易商隊往行來去、盛產橄欖與無花果的北非大地。

泉水豐沛的山麓被摩洛哥人稱為dir，字面上的意思是乳房，因為它孕育出豐饒的農田、果園與橄欖園。氣候宜人的城鎮沿著斷層帶上的dir分布，是周遭柏柏人部落的貨物集散地，塞弗洛（Sefrou）就是其中一座城市。高聳荒蕪的阿特拉斯山脈聳立在背後，讓塞弗洛看起來像是一片綠洲。

若你繼續往山的方向前進，會先遇到仙人掌環繞的小鎮阿塞巴（Azzaba），一個座落在高原上方、土壤貧瘠的商業中心。過了阿塞巴，就是阿特拉斯山腳的丘陵地帶了。道路變得陡峭而崎嶇，聚落緊貼著水源分佈，最後，你將會抵達綠意盎然的村落西迪拉森（Sidi Lahcen）。兩座雄偉的建築是村子裡最醒目的地標：巨大的白色清真寺，以及一旁以綠磚砌成的聖人之墓。《摩洛哥田野反思》裡的時空，便是沿著Rabinow將田野地從塞弗洛轉移到西迪拉森的這條路線上展開。

除了截然不同的熱帶地景之外，《摩洛哥田野反思》與《憂鬱的熱帶》還有一個明顯的差異，那就是Rabinow賦予了報導人立體的面貌。他與幾位當地人物的結識、互動與道別，推動了敘事的進行。這些人慷慨地給予他幫助，卻也常是痛苦的來源。我們都知道「報導人」是田野工作的基礎，但報導人不僅活在另一套文化邏輯中，他們在自己的社會裡也佔據著不一樣的位置，有各自的動機與盤算。

報導人Ali與Rabinow的爭執是全書最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潮。在塞弗洛經營小本生意的Ali是Rabinow最可靠的夥伴，也是引介他進入西迪拉森的關鍵人物。一天，Ali邀請Rabinow到鄉下參與一場婚禮。Rabinow因為身體不適而猶豫，Ali向他保證只待一小時、打個招呼就走。傍晚，Rabinow載著Ali出發前往婚禮地點。婚禮在傳統格局的大宅院進行，宅院中央的空地鋪滿稻草，是歡慶群舞的場地。客人們享用熱茶、橄欖油燉山羊肉與剛出爐的麵包，人類學家慶幸自己沒有缺席。不過，時間已經過了好幾個小時，山區的氣溫開始下降，他想告辭，但Ali不見蹤影。

在鼓手烘烤手鼓的中場時間，Rabinow在人群中找到Ali。「沒問題，再待幾分鐘就好。」Ali說。一個小時之後，Rabinow得到了一樣的回答。凌晨三點，他忍無可忍，決定直接回家。Ali在最後一刻鑽上車。夜路上，Ali平靜地問：「你開心嗎？」人類學家據實以告，說他因為對方食言而不悅。「你開心嗎？你不開心的話請放我下車。」Ali堅持。Rabinow表示他只想趕快回去，其他無所謂，但Ali鐵了心要Rabinow承認他玩得開心，甚至作勢跳車。最後，瀕臨崩潰的Rabinow請他下車，Ali在漆黑的公路上獨行，拒絕再度上車。

隔天早上，Rabinow懊悔地醒來，以為他跟Ali的交情和他的摩洛哥田野一起完蛋了。難道田野工作者必須忍受所有的不便嗎？如果田野工作就是要訓練我們成為沒有情緒的透明人，那我不要了。他心想。他找到Ali，出乎意料地，兩人只花了一個下午就和好如初，彼此的關係甚至大有進展。

Rabinow試著從摩洛哥文化的角度來理解這個事件，Ali堅持要Rabinow承認自己有善盡主人的責任，因為慷慨（karim）是對男人最高的讚譽，直接連結到真主的美德。在摩洛哥的平權社會，邊緣策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接受慷慨意味著屈從。從一開始，Ali便一再試探Rabinow的底線，人類學家的逆來順受被理解為示弱，只會引來更強勢的支配。車上的鬧劇宣告了Rabinow的底線，他的爆發反而成為兩人第一次真正有意義的溝通。

類似的情形不只發生在Ali身上， 沮喪、挫折與憤怒，Rabinow屢次被逼到極限，新的可能性卻又總是在極端之中浮現──然後，人類學家順利進入到摩洛哥文化裡更「深」的一層。最後，在另一位虔誠的報導人的引導下，他終於觸底，探到了那道無法超越的牆：作為一位非穆斯林，他與當地人的對話終究是部分的交換，然而，這樣的交換卻也已經彌足珍貴。

對Rabinow而言，「他者性」的存在不是因為任何本質上的差異，而是由於彼此不同歷史經驗的總合。全書的結尾是這樣的：「唯有在我們認知到差異、並且對自己的傳統所賦予我們的象徵忠誠的時候，對話才有可能。」人類學家對自身文明的厭倦有了著落，是時候返程了。五十多年過去，他以研究西方現代性為志業，沒有再回頭。

一路順風，Monsieur Paul。在馬格里布，撒哈拉的日落之地。

Paul Rabinow（1944–2021）是美國人類學家。在Clifford Geertz的指導下，Rabinow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取得人類學博士，以摩洛哥伊斯蘭村落的社會歷史為博士論文。他長期任教於柏克萊加州大學（UC Berkeley），關注理性、生醫科技與「當代」的人類學方法。除了《摩洛哥田野反思》，他的幾本代表性作品包括French Modern: Norms and Forms of the Social Environment （1989）、 Making PCR: A Story of Biotechnology （1993）與Anthropos Today: Reflections on Modern Equipment （2003）。在人類學之外，Rabinow也以引介傅柯的作品聞名，例如他與Hubert Dreyfus合著的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

關鍵字：田野方法、反身性、自我、伊斯蘭、北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