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時代，疆界纏身

今天，巴基斯坦學生因疫情而滯留杜拜長達四個月的事件應該出現在了各家媒體版面上。讀著相關的報導，看著民眾評論、學校的回覆、教育部的態度，我仔細咀嚼著這整個事情的經過。一面想著困境由何處而來，另一面擔心著這困境該如何才能被理解。不知道如何很好地概括，只覺得疫情的時代，原本就纏在身上的層層疆界變得更緊了一些。而且它越趨複雜，越難獨立解開，也越難獲得旁人的協助。

國籍，國籍有價

國籍是有價值的，甚至是明碼標價的。一個美國國籍可以換多少錢，一個西歐的國籍，一個台灣的國籍能換多少錢，其實清清楚楚。你看那冒死穿過美墨邊境沙漠的人，在地中海上沈浮的人，生命的背後是國籍的價值。你再看到底來自哪些國家的同志可以在台結婚，哪些國家的新婚者需要接受恥辱的境外面談，哪些國家的學生為了來台需要輾轉第三地耗時耗力辦簽證。這不是歧視，這也是最赤裸裸的歧視。若對於自身所擁有的天生的資本沒有覺察，可說是厚顏無恥。

對我來說，國族主義的真正問題不在於其捏造或說建構了什麼，而在於國籍被某些人當成了傲人的財富而加以捍衛，令人作嘔。奈及利亞的商人來到廣州，卻無法申請長期居留簽證，只能冒著被抓進拘留所的風險經商。一旦被抓，接近半年的時光都要在五坪的房間內度過。他們也沒有幾個地方可去，許多國家將奈及利亞列為特別國，入境需要更嚴格的手續，簽證更難申請，其中包括台灣。

巴基斯坦的學生不是為了玩樂才去阿聯杜拜的。純粹是因為帶著不受台灣人喜歡的國籍，所以必須遠渡重洋在疫情期間飛離家鄉到第三國才能辦到一張簽證。相比之下，可以直接透過電子方式申請台灣簽證的國籍持有者們，天生就帶著財富，也包括我。

商品，處處商品

防疫是社會公共的任務，人人都應該配合。但是防疫旅館卻必須個人付費。付不起？你可以走開，沒錢還想入境，憑什麼？簽證成為昂貴的商品，入境成為商品，連入境後的檢疫也被強行變成了商品。

我想不透啊，我真的不懂。為什麼口罩可以徵用，可以用所謂「社會主義」方式來生產、來分配。但同樣是對於防疫有必要而且個人無法選擇的檢疫卻必須由個人承擔其成本，並且幾乎是完全交由商品市場來決定。沒有人提到徵用飯店來進行檢疫，只有人說檢疫需求可以解旅遊業的燃眉之急。沒有人質疑為什麼旅館、飯店拿了政府的補助還可以肆意妄為地提高價格，甚至反覆欺騙。只有人不斷地說，質疑防疫旅館的價格的那些人，通通是寄生蟲。

可能，因為只有外來者需要檢疫。外來者，無所謂。

「繳不起錢，不要來。」

去年，我們花了很多很多時間在談防疫旅館的問題。一次檢疫花費一學期的學費，那遠遠不是一般學生能夠承擔的費用。教育部說會安排足夠的集中檢疫所來滿足需求，也說會協助經濟困難之境外生。但事實證明，沒有滿足，也沒有協助。少了幾千個家境一般的境外生，對於教育部的業績沒有什麼影響。而新聞裡寫的是：「3千境外生棄學，大學學費損失2.25億」。

雖然我們早就知道，自由移動只屬於資本，一般的勞動者、學生和移民總是要為移動付出很大的代價。卻沒想到，這代價已經變得如此理所當然了。跨境移動者彷彿自身帶有原罪，需要繳納足夠的贖罪券來證明清白。哀、慟。

有幾篇新聞的標題強調是因為學生付不出檢疫費用，所以學校才沒有協助他們申請入境。那副「終於找到什麼」、「原來如此」的想必正懸掛在寫作者和讀者的臉上。他們自以為找到了合理的答案，開心地撲回商業的邏輯中。讓他們祈禱自己永遠付得起吧，祈禱自己在身邊的陽光、空氣成為商品之前就死去。

同情，沒有同情

他不需要同情，但可能也沒人會給予同情。巴基斯坦學生滯留杜拜的事情本可以是一個引人同情的故事，他可以講許多自身的個人經歷、處境、在杜拜如何艱難地維持生活，甚至是家庭故事。但他拒絕了，他說自己不需要同情，只想問題獲得解決。我以為他不知道引人同情是解決問題的好方式，但我不知道的是，面對層層疆界之外的他者，早已不存在同情。

看到新聞底下的留言，幾乎一面倒都是質疑的聲音。有人責難他們沒錢住防疫旅館卻在杜拜待了四個月，似乎在暗示這群學生待在杜拜花天酒地享樂；有人批評他們蠢笨，簽證還沒辦好就去了中轉地活該受罪；有人更隨意地嘲笑，沒錢讀什麼書，趕快回家去吧。

是啊，何必同情呢？同情可能惹來病毒，擁抱導致疾病。

切割、封鎖、超前部署，這些法寶才是疫情下的生活之道，不是嗎？

戰爭的時候，敵我雙方建構出一套「戰爭之框」來區分可悲痛的生命和不可悲痛的生命。在疫情的年代，我們有「內外之框」，所有外於我群的都有傳染疾病的風險，都有向內進攻的歹意，都是不值得同情的生命。因為「我們」在內，我們不會成為外來者。既然「我們」不會成為對方，也沒必要同理對方的處境。不過，當「我們」的邊界收得越來越緊，誰又能保證自己永遠在界線之內呢？

規則，反向而行

高中時，身邊持自由主義立場的老師總跟我說：「權力是怪獸，要關進規則的籠子裡」。在真正自由的國度，規則是用來束縛權力的，而非束縛無權力者的。這個目標，越來越飄渺夢幻。我看到的卻是對待無權力者的規則越來越嚴密、過分，而對於真正持權力者、真正該被約束者的規則，卻一直一直在遲到。

境外生的入境是一套繁複的規則，其前提是對於境外生的徹底不信任。你需要辦理簽證，但有簽證不能入境。你需要購買機票，但購買機票不能入境。你需要先訂好防疫旅館或集中檢疫所的床位，付完全部費用，但這也不能入境。你所有的簽證、機票、訂房證明要通過學校和教育部的再一次確認核可。你才真的可以入境。即使下了飛機，你要再次登記。你可以自己去檢疫的地方嗎？也不行。

如果整套行政程序跑完需要兩三個月？對不起，自己負擔。如果因為學校或教育部的行政延怠而讓你到了機場才發現無法登機？對不起，錯不是你的，但損失你承擔。這是最安全的行政規則，但不是對你最安全，可能也不是對於疫情最安全。但我相信，對於主管機關撇清責任，這是最安全不過的規則。

而境外生無法入境時學校應提供的遠距教學則是一套最簡單不過的規則，簡單到只剩下一句話。教育部甚至還用了「請」這樣沒有任何效力的建議性字眼。「教育部提供安心就學，境外生可以遠距授課。」「遠距教學是學校的責任，與教育部無關喔。」「我們並沒有要求學校提供遠距教學，這個部分你要諮詢學校。」真是方便的規則呢，根本沒有任何的約束。

說過多少遍，都在風中消散，等不到嚴格的規則來保障學生。只有變成障礙的規則，持續地束縛無權力者。今天，教育部說會盡力協助巴基斯坦學生入境，然後打來的電話中，下一秒就說自己什麼都辦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