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上海：羊与阳的隐喻
最近上海疫情期间，不少市民将居家隔离区戏称为阴间（与收留阳性的方舱相对），而对“阳间”的伙食倍感羡慕。与此同时，或许是忌讳“阳性”的字眼，人们也开始用“羊”甚至羊的图案来代指阳性感染者。“阳”与“羊”固然只是谐音，但“羊”作为一种隐喻，有其特殊的符号意义。羊的隐喻如何左右着大众对于阳性感染者的观感，这是本文试图辨析的话题。
以“羊”喻“阳”，古已有之。如化用《易经·泰卦》的吉祥语“三阳开泰”，在古画中就往往以三只羊的形象出现。认知语言学创始人之一的George P. Lakoff曾著有《我们赖以生存的譬喻》。书中Lakoff强调，譬喻并非仅是修饰技巧，而普遍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思维与实践之中。有时人们与其说是通过譬喻阐释其理念，毋宁说是由譬喻本身决定了其思考的模式。举例而言，十八世纪的欧洲人喜欢把宇宙比作钟表，这种比喻的实质是当时盛行的机械论思潮。犹如钟表需要钟表匠，钟表般的宇宙必然仰赖造物主的存在。但如果把宇宙比作羊，尽管有机体的运作比钟表繁复紧密许多，这个比喻的引申义却彻底变了：它暗示宇宙似乎脱胎于另外两个更高维度的宇宙所交合的结果。
这样被隐喻所塑造的思维同样出现在疫情下的上海。在不少聊天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从“羊”的形象所延伸出的表达，如“每天都有小羊出栏，昨天又拉走5只”；“谁来把这些羊牵走？”；不过当小区出现了不配合隔离的“羊”，这种譬喻就变得异常刺耳：“应该采用动物园做法，射击麻醉针，打晕绑走”，或者“谁家有宠物笼，结实一点的贡献一下”。在后一种情况下，“羊”已经远非“阳”的谐音，而附着了大众对于待宰羔羊的想象，并合理化地对于阳性病患的粗暴处理。
不同于古代语境中作为褒义的阳/羊，疫情中的阳/羊已沦为唯恐避之不及的灾祸。在这种语境中，“羊”的哪一部分内涵发挥了作用，它们又各自有什么渊源？
中国传统中羊最主要的两个引申义，一是作为吉祥话谐音“祥”，类似的还有蝙蝠、鹿、鹤分别表示福、禄、寿。另一个则是借由“羔羊跪乳”的现象，象征孝顺，如《春秋繁露》称：“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类知礼者。”但这两种传统内涵在如今中国已经不复常见。大众对于羊的隐喻更多来自西方文学、宗教、艺术作品。就连妇孺皆知的《喜洋洋与灰太狼》中“狼吃羊”故事的前身，也可追溯到《伊索寓言》或《格林童话》等西方作品。
西方文明中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后者分别把绵羊与山羊视为善恶的化身。英文中有Separate the sheep from the goat,即明辨是非之意。因为《新约》把众人视为绵羊（sheep），基督为牧羊人及上帝的羔羊（lamb）。与此对应的山羊（goat），则是撒旦的化身。山羊的负面含义虽然对于中文影响有限，但基督教中由绵羊所延伸出的概念如“迷途羔羊”、“待宰羔羊”、“代罪羔羊”却已融入现代中文，与成语无异。
就共同点而言，性格温驯的“羊”在东西方都扮演着祭祀中的牺牲角色。中国古人将羊与猪、牛视为三牲；犹太人则将在赎罪日献祭公山羊，这也是“替罪羊”一词的由来。对照前述大众对于“羊”的种种发挥不难看出，类似牺牲的待宰羔羊，正是疫情中“羊/阳”的隐喻性所在。
这种相似性并非巧合。祭祀活动所蕴含的严肃性，以及其中“牺牲个体，救赎群体”的观念与当下的防疫诉求不谋而合。羊的隐喻内嵌了一种任人宰割的命运。这种隐喻不同于牛鬼蛇神，或一切非人化的动物形象。例如倘若畏之如虎，将阳性称为“虎”，则便难以引申出上述“牵羊”、“出栏”之说（绵羊出栏便进餐桌，猛虎出栏却要吃人）。
作为对比，疫情期间中央以雷霆手段惩处了十余位涉嫌违纪违法的高官，力求打老虎而非打苍蝇。至于羊？羊是不用打的，牵走即可。除了宗教意涵以外，世俗中被视为“羊”的人群往往颇为可悲。因为羊的隐喻本身就剥离了他们的能动性。如古代饥荒战乱之际，往往爆发“人相食”的惨剧，被吃的人便被称为“两脚羊”。
无独有偶，疫情期间，羊的隐喻在美国也广为应用，只不过是以近乎相反的方式。早在疫情前，就有美国人将sheep与people相结合，发明了sheeple一词，用以代指那些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个体，犹如被人驱赶的羊群。在美国拒绝接种疫苗的人群中，广为流传着一个阴谋论，即疫情是由寡头与医疗企业炮制的骗局。因此他们把那些自觉在家隔离、戴口罩的人群（早期特别是美国的华裔）蔑称为sheeple。
如果说在上海，羊的隐喻预设了一种感染者应该自觉接受处置的内涵；在美国，sheeple的隐喻则暗示着人们不应该主动服从政府的指导。两者都认同“羊”不具有反抗能力，只不过从相反的角度加以阐发。如果说中文中的“羊”，还带着一些卖萌的外衣，那sheeple中的歧视性就更加不言而喻了。不过，即便羊既不是蟑螂一般的公害、也不同老虎一样凶残，在潜移默化地非人化区隔后，仍然可能使羊滑坡为某种“牛鬼蛇神”般的人民公敌。如下图中的大白，便把本来温顺的“羊”，进一步描绘成了黑白无常。此时的捉羊，已与捉鬼无异。
从阳到羊，再从羊到阳，蕴含在谐音中的隐喻似乎有一种不证自明的合理性。尽管这合理性只是幻觉，也足够让人忌惮或信服。听闻上海有个小区团购了一只活羊，等到羊来了大家又觉得不吉利。为了消除这种恐慌，索性给羊取名杨丞琳（阳成零）。没想到“杨丞琳杨丞琳”这么一叫，反而又有了感情舍不得下口了。不过是两个谐音的区别，这只羊便从灾星摇身一变成了“祥瑞”。羊固然不理解人类语言背后的情感，但倘若被唤做“羊”的同样也是人呢。
英文中关于羊还有个习语“black sheep”，意为害群之马。因为黑色的绵羊较为少见，在羊群中分外显眼。不可否认，在疫情中确实有一些阳性感染者存在瞒报、甚至故意传播病毒等过错，属于引申意义上有损于同类的black sheep；但更多的阳性们，其实只是字面意义上的“黑羊”，他们不幸感染，因此与人群格格不入。在羊的譬喻下，人们有意无意地加剧了这股疏离化“黑羊”的风气。
从科学的角度，美国那些拒绝疫苗、以sheeple歧视隔离者、处处散播病毒的阴谋论者可谓一无是处；不过他们的话术至少有一点启发性：服从隔离的人们本身便构成了一个共同体（撇开sheeple这样负面标签不论），不应再分化歧视，毕竟，黑羊与白羊同样是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