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4卷1-13）经略长江：太平天国运动的顶峰
所谓此消彼长，太平军这边熬过了最艰难的时间，以内政改革提升战力，开始全面夺回西征战场的主动权。清军这边内部却出现了问题，曾国藩的日子变得越来越不好过了。
1854年湘军夺回武昌以后，咸丰皇帝异常兴奋，对军机大臣说：
“不意曾国藩一书生,乃能建此奇功。”
军机大臣祁寯藻不以为然，提醒咸丰皇帝：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咸丰听了之后，脸色一变，立刻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曾国藩练的湘军不属于八旗绿营编制，是他自己的私家军，现在可以用来打太平天国，将来也可能威胁中央权威。
此时，曾国藩的湘军已经打出了湖南，在湖北“武昌-黄州-田家镇”一线作战，军费开支大大增加，原来每个月七万两的银子不够用了。曾国藩急切希望能谋得湖北巡抚的职位，这样就能从容调动湖北财政和人力资源，为湘军在湖北作战提供可靠的后勤保障。
咸丰皇帝当时已经下令让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的职位，圣旨都发下去了，听了祁寯藻的话，便开始有点后悔，赶紧下令收回成命。正好曾国藩上书假意推辞，这本来是客套话，说自己才能不足、难堪大任，又在籍居丧、不宜升官之类的。一般来说皇帝要再次下令，说圣意已决、不得推辞，任命的流程就算走完了。但咸丰看到奏章，竟然顺坡下驴，说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咱们英雄所见略同，既然你不想干，那就算了……
曾国藩被气了个半死，无可奈何，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带兵一路打到江西，结果在湖口惨败。咸丰皇帝倒没有过多责怪，毕竟放眼天下，能跟太平军硬碰硬开打的也就这一支军队了，曾国藩还是实心干事的。
此后，曾国藩一直带兵在江西作战，又想谋求江西巡抚的职位。咸丰总是空言嘉奖，就是一直不答应。这让他很难受。太平军攻占武昌以后，把主要战略方向放到了江西，石达开亲自带兵从湖北进入江西。湘军在江西人生地不熟，曾国藩又无地方实权，钱粮供应时常短缺。这样，整个1855年，都是湘军节节败退，而太平军则一路攻城略地。到了1856年8月，江西总共13个府城和79个州、县城，太平军占领了9府50多个州县。而且，太平军控制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富裕的长江沿线，整个江西中北部除了省会南昌以外，全部被太平军夺取，清军控制的都是南部那些落后偏远的山地府县，战略意义不大。南昌周边的府城已全部陷落，太平军全面包围南昌，曾国藩被困于南昌城中，形势十分危急。
石达开在经略江西的这段时间，全面落实了杨秀清“甲寅变政”的政策思路，不在占领地区搞男馆女馆，不搞焚书禁儒，也不搞土地或财产充公，而是一律“照旧交粮纳税”。田赋分上忙、下忙、春纳、秋纳四次征收，沿河沿路征收商税，且各有定则。军事纪律严明，于老百姓秋毫无犯。同时，继续执行坚决的“反满反官”策略，摧毁满清政权之后，重新建立行政管理体系，选举新官治理地方，打击土豪劣绅。曾国藩幕僚杜文澜记录说，石达开“择本地助虐者为乡官，授以伪职”。
在意识形态斗争上，刘文藻《诗舫存钞》中一首诗描写了石达开对待读书人的态度：
“翼贼坐堂皇，大义春秋勉：谓尔缪庠生，夷夏胡不辨!
秀才曰噫嘻，春秋吾所善，用夷则夷之，用夏夷人选。
圣人大义明，尔贼岂能眄？群贼请杀之，贼笑曰勿翦。
彼固愿死耳，出禁久或转，吾方收士心，否则礼以遣。”
这里边的“翼贼”就是说的翼王石达开。他对不愿与太平天国合作的读书人讲的内容，并不是天父皇上帝那一套，而是“春秋大义”。他责问这个读书人：
你为什么忘了华夷之辩的春秋大义？满洲蛮夷占据中国，我们起兵反抗，有什么不对？
这个读书人不屑一顾的回答说：
春秋大义我比你们知道的多。圣人说过，夷人如果尊重华夏文明，那就也是华夏。[1]这种深刻的道理，岂是你们这些乱臣贼子所能明白的？
石达开手下的人听了很生气，请求杀掉此人。石达开说：他是想找死的，但我们正需要收复人心，还是饶了他，他将来自己说不定会想明白。
从这首诗来看，满洲和中国的“华夷之辩”而非“一神教与多神教或世俗文明之争”，才是石达开对其治下士民的宣传重点。
看到太平军及其首领石达开如此行事，对曾国藩“卫道安民”的宣传江西人民就不大听得进去了，包括很多读书人在内的民心大面积的倒向太平军。江西旁边的湖南茶陵知州雷寿南记录说，江西人竟然将太平军称之为“汉兵”。这就是已经将太平军视为汉民族的军队，而将湘军绿营等一概视之为异族卖命的汉奸军队了。这是江西战局发展如此良好的核心原因。
石达开经略江西时期，湖南巡抚骆秉章在给朝廷的奏章中说，江西士民已纷纷从“畏贼”变为“媚贼”，“献财输赀，甘心从逆。”给骆秉章当幕僚的左宗棠干脆说：
“江西事恐不可为，以民心全变，大势己去也。”
曾国藩则咬牙切齿的大骂江西读书人：
“读圣贤书……悍然从贼，冠贼冠、服贼服”。
——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意识形态的正义性，对双方军事斗争的胜负，具有重要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在江西战场上得到了很明显的体现。
如果情况继续照此发展下去，则太平军歼灭湘军，继而推翻满清，并不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在江西大局已定的情况下，杨秀清指示石达开带领精锐从江西返回南京，配合从安徽调回来的燕王秦日纲，集中兵力打击围困南京的江南江北大营。
这一次打击江南江北大营战役，是杨秀清生前指挥的最后一战，是他军事指挥能力的完美展示，也是太平天国军事成就的顶峰。
之前，杨秀清制定的基本战略是以经略长江上游为主，尽遣主力攻打安徽、江西、湖北等地。在南京附近实施战略防御，主动放弃了扬州，退守镇江。经过两年多的西征，太平军在西线对清军的战略优势已十分明显，而南京-镇江的防御则到了极度困难的阶段。他才决定令西征军回援。
1856年初，杨秀清命令燕王秦日纲从安徽带领一万精兵去支援镇江。因为镇江被清军围困多时，粮食已经基本吃完，再不去营救就会崩溃。3月18日，秦日纲初战告捷，其部下先锋陈玉成带兵冲破清军防线，向镇江城中输送了不少物资。但这一仗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此举引起清军注意，从四处调集军队准备攻击秦日纲部。
杨秀清密切观察战局，发现清军注意力都放在了长江南岸的镇江，而江北大营防御松懈。又打听到4月2号是江北大营帮办营务、钦差大臣雷以諴的生日。于是集结大批船只，在当日傍晚秘密将秦日纲部运过长江，1856年4月3日凌晨，突袭江北大营。此时的江北大营内，上至统帅、下至都司，都在雷以諴营中祝寿畅饮，兵营没有将领管辖，也没有做应急布置。太平军突袭得手，将江北大营阵地彻底摧毁，并乘胜收复了扬州城。
夺取扬州后，太平军没有长期占领，只是将城中物资粮食运走，然后再次渡江，于1856年6月14日到达南京城郊的燕子矶一带休整待命。
清军此时还没有从江北大营的溃败中回过神来，将江南大营的兵马抽调一部分到江北支援。而杨秀清早已密令石达开从江西带领三万主力东返，于5月11日到达安徽芜湖，然后兵分三路，北路沿长江靠近南京，中路突袭江南大营的南方要塞秣陵关，南路攻击溧水。清军又紧急从江南大营派兵去支援秣陵关、溧水。
这样，经过反复调动，清军围困南京的主阵地——江南大营兵力就被大大分散，一部分去围攻镇江，一部分支援江北大营，还有一部分去支援秣陵关、溧水。杨秀清遂急令在燕子矶扎营的秦日纲全力突袭江南大营本部。秦日纲手下人马从安徽过来后，一直在打仗，且被反复调度奔走，四个多月没有休息，极度疲惫。秦日纲请求杨秀清能多给几天时间休整。杨秀清严词拒绝，下令“违令者立斩”。
6月17日，秦日纲带着陈玉成、李秀成等部快速扑向江南大营，石达开的北路军也及时赶到，双方合力，大破江南大营。清军死伤惨重、全军溃逃。
江南大营是从广西一路追赶太平军到南京的清军主力所在。从紫荆山带兵一路追来的悍将向荣，眼见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大营灰飞烟灭，在逃窜途中羞愤而死（有自杀和旧病复发身亡两种说法）。
踏平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令秦日纲部继续追击清军残部，让石达开带兵返回武昌前线与湘军胡林翼部对决，又派韦昌辉接替石达开负责江西战局。由于这次调兵速度极快，在短期内突然集中兵力东征，石达开从离开江西到踏平江南大营然后返回只用了不过两个月，湘军还没反应过来，西线的战略局面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南昌仍然被太平军围困，曾国藩在南昌城中日夜忧叹、计无所出，武昌和九江也继续控制在太平军手中，可以说是局面大好。太平天国基本确立了对清军的整体战略优势。
这次东征，杨秀清的军事指挥天才发挥得淋漓尽致。更重要的是，此时太平军在杨秀清领导下，团结如同一人，令出如山、莫敢不从，才能做到如此迅速的从安徽和江西将翼王和燕王的两王主力调往东线作战，而且密切配合，战略执行无丝毫差错。这种完美的机动能力和战略执行能力，清军无论如何也不能望其项背。即使是曾国藩精心训练的湘军主力，也距离这种状态很远。清军内部满汉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互相猜忌、矛盾重重。咸丰皇帝在北京遥控指挥，地方各自为政、勾心斗角，军官腐败、纪律废弛。在这样的状态下，太平军即使偶尔遭遇一些败仗，也一定能够牢牢把握战略上的优势，最终推翻满清。
遗憾的是，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很久。
[1]这句话的出处是唐朝道学家韩愈说的：“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但现存孔子和孟子的言论中并没有相同意思的话，是韩愈自己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