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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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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最後一代守窯人 守護青山龍窯

鄒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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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9年底瘟疫仍未在香港爆發時,我跟著陶藝家劉琬珊來到麥理浩徑第十段青山公路顯發里的入口處。大樹成蔭的山徑旁,有一戶山林深處人家,重門深鎖,出來迎接我們的,正是香港最後一代守窯人梁柏泉。
龍窯的內部,疊起的匣缽是燒製時用來保護陶器的器皿。

香港碩果僅存的龍窯

我們經過露天的停車場,來到一個有巨型棚架遮陽擋雨的半露天斜坡,四處堆滿各類封塵已久的陶器,仿如考古現場,而被這些「出土文物」包圍的,是一條有約八十年歷史、二十米長的窯。

我記憶中第一次看到實體的窯,是在佛山石灣的南風古灶,當時對窯並沒有特別興趣,只想到石灣如今生產最多的「陶瓷」是廁所,就覺得有點掃興。倒是後來讀到伊藤潤二的恐怖漫畫《窯變》,才開始對這門火與土相生的工藝產生興趣。如今我眼前的這條青山龍窯,無論從外觀還是從歷史承傳,也與石灣的陶藝發展一脈相承。

陶瓷愛好者對「窯」不會陌生。「窯」可說是陶瓷的「子宮」,窯的狀況是否良好,吸收的柴火是否夠喉,也直接影響器物的形狀和色澤。在中國北方和日本,常見的窯多為饅頭形狀,而中國南方因地形而以「龍窯」居多。龍窯依山而建,以泥磚搭建成的窯體呈長條形,體態如龍。中國最古老的龍窯,是廣州增城的戰國龍窯。香港的青山龍窯沒有如此悠久歷史,卻是秉承石灣古灶的工藝而建,早於四十年代就建成。我們沿著龍窯「背脊」旁邊的通道走,窯磚仍然結實,投柴孔分佈平均,窯頭、窯室、窯頂及煙囪相當健全,雖已於1982年停用,但至今結構十分完整,可見當年建窯人的工藝,才能令磚瓦之軀歷盡風霜而無重大損傷。而周邊的配套如練泥池和沉泥池,只要稍加修繕仍能使用。如果要重新啟動這條窯,在技術上絕對是可行的。

早在四十年代,屯門的窯場有十多間,但真正經得起歲月洗禮留下來的,就只是現在這條青山龍窯,而且已變成香港現存唯一完整結構的龍窯。

梁柏泉是最後一代的龍窯「繼承人」。

香港陶業的前世今生

現在龍窯的「守護者」,是石灣陶藝師傅梁森的兒子梁柏泉。梁柏泉本身是中文大學經濟系畢業生,也曾是會計師,在八十年代梁森過世後回來打理已屆遲暮的窯,當時龍窯已轉型向本地陶藝家販賣釉藥和陶泥的業務。但梁森在龍窯的童年和成長,卻是一頁本地陶藝歷史的補遺。

龍窯曾經出產過甚麼東西?「都是一些粗嘢。」梁柏泉不以為然的道。他口中的「粗嘢」,至今也算不上是甚麼藝術品,但如何你去古董店或拍賣網站,這些「粗嘢」,今天變得有價。五加皮酒樽、鬥蟀盆、有入無出的古早錢罌,今天通通有知音人四處搜尋,還有柴燒粥煲、香爐、尿壺、甚至是金塔,龍窯出產的陶器,照顧了人的生老病死。

香港曾有一段應記入史冊的陶瓷製造業歷史,但卻一直得不到正名。香港也曾創作出無數陶器,也許藝術水平未能令博物館或收藏家看得上眼,但這些民藝產品卻是許多香港回憶的載體。

梁柏泉的父親梁森原是石灣陶藝師傅,1949年來港。當時的屯門,已有輕工業的初型,如今的建生邨,前生就是建生磚廠,在1933年投產至1963年停產期間曾是香港最大的陶業中樞。而當今龍窯所在地,是由開平商人司徒怒濤在四十年代興建,但真正經營者卻是梁森,他延續了石灣的燒窯技法,同時因地制宜,修改龍窯部份結構,簡化工序,適應本土需求。

梁柏泉回憶中的龍窯,充滿了辛酸,也反映了香港幾代陶藝職人的血汗史:「父親是窯場的『總指揮』,凡事親力親為,東西放在窯的哪個位置燒,由他發板,因為窯頭窯尾溫度已不一樣,放哪個位置燒得最到位,全憑經驗。龍窯全盛時期有幾十名陶工,連我們這些小孩也得幫上忙。小孩力氣不夠,就負責搓泥板,我和妹妹做得最多就是砂煲蓋。燒窯是苦力,既要劈柴,也要專心控制窯火,過程需要起碼十多小時,夏天熱得要命,但陶工仍要穿上厚厚的大衣看著窯火,以防燒傷,能夠為自己降溫的活動就是去海邊游泳,當時這裡步行出去就是青山灣;冬天也苦,陶土如冰般冷,手腳長凍瘡乃平常事,我們就更要靠在1300度高溫的窯頭旁邊洗澡,用天然暖氣暖身。」

青山龍窯的本體依然完整。

把古窯活化成社區博物館

青山龍窯在2014年獲古諮會評定為三級歷史建築,但其實早在八十年代初,已有有識之士看中龍窯的文化和歷史價值。1982年,香港醫藥、音樂和考古領域的奇葩、時任古物古蹟辦事處執行秘書的白德博士(Dr Solomon Bard),發現了這條窯,他主動要求港英政府收回這幅地,把這條窯活化成Living Museum,他甚至帶同尤德夫人參觀龍窯,肯定龍窯的價值,並指出「它那沿襲古代設計的建築,不僅在香港,至在鄰近區域都很獨特。若能保存下來,應嘗試讓它繼續運作。」

但好景不常,雖然當時的港督尤德爵士很支持活化龍窯,政府亦主動研究相關方法。但1983年白德博士退休,1986年尤德逝世,1988年窯主梁森亦作古,儘管建築署當時已完成活化龍窯的草圖,但舵手的離去令活化的願望難以實現,龍窯也就此沉寂下來,值到2018年,政府開始收地發展公營房屋,其中一幅選址距離龍窯僅30米,才令龍窯再次引起本地陶藝圈的關注。

劉琬珊是香港龍窯關注組的副主席,2015年,她和一班本地的陶藝家開始注意到龍窯,在瘟疫尚未大爆發時,關注組偶爾有舉辦導賞團,讓大家一睹窯的風采。政府收地,他們擔心工程將破壞香港現存唯一完整的龍窯。除此之外,劉琬珊更著眼於龍窯未來的保育。「如果一個古蹟只是放在這裡而與社區沒有任何互動,就是沒有生氣的歷史。我們希望龍窯可變成一個活的博物館,並開放給公眾,甚至令龍窯復燒,重新變成這個社區的地標。」

一條二十米長的窯,即使在過去量產的時代,也需要一或兩個月才有足夠的產品把整條窯填滿。到了今天,即使龍窯結構完整,但沒有足夠數量的陶製品,要復燒也有一定難度。劉琬珊說:「其實可以參考像日本的陶器祭,有些古老的窯,一年開一兩次燒窯時程,燒好的器物會在陶器祭中販賣,有工作坊,又有地方手作特產,是凝聚社區力量和文化承傳的方法之一。」

龍窯是靠天然柴火燒製陶器,沒有高科技,全憑職人的經驗,透過觀察火焰的顏色、投柴孔噴出的溫度,去判斷窯火是否恰到好處。在龍窯的旁邊,我看到一箱封塵的「豬膽樽形」酒樽,底部有永利威的刻印,是該酒莊早期的酒樽,和現在中國量產的同樣酒樽相比,這個梁柏泉口中的「粗嘢」,無論色澤和器型,其實一點也不粗,拿到手上,就能感受到當年職人的功夫有多紮實。

原文載於2020年6月號《信報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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