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访谈按摩女

JeanPapagei

2020 年 7 月 14 日

IPFS

黑夜从大地上升起

遮住了光明的天空

丰收后荒凉的大地

黑夜从你的内部升起

你从远方来

我到远方去

遥远的路程经过这里

天空一无所有

为何给我安慰

——海子，《黑夜的献诗——献给黑夜的女儿》

我身边的朋友可能知道，在法学院第一年后的暑假，我决定休学一年再继续学业。而那年暑假在“反人口贩卖”方面的法律实习，是休学的一个很大的原因。但我很少向身边的人谈起那段经历。并不是我不愿谈，或者羞于提起，而是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内我还没有走出相关的创伤记忆。如果想起或者谈起它，我会闪回场景，然后整个被强烈的情绪吞没，身体很僵硬地“定住”（freeze），并没有办法连贯、高屋建瓴地概括出自己的经历和体会。我当时在学校的心理治疗师建议我去找医师服药，并且推荐我去看校外的治疗师，可以更高频地约谈（校内的心理治疗师因为学生的需求量巨大，只能两周约谈一次）。我看了一下她给我的推荐治疗师名单，专长全部是创伤后应激障碍（PTST）方面。所以我很可能是因为在这段工作中受到了替代性创伤（secondary trauma），因此产生了PTST的症状。很幸运的是，休学一年中有亲朋好友对我的各种支持，让我从中恢复了过来。甚至，我先前多年的抑郁、焦虑，也恢复了。所以，这也许也是一个塞翁失马、因祸得福的故事。

我到远方去

为啥会受到替代性创伤呢？因为我的访谈对象，大多都太苦了，有过各种各样的创伤性经历。

我所在的NGO很大，最大的两个部门分别是“反家暴”和“反人口贩卖”部门。我所在的就是“反人口贩卖”部门。我的访谈对象，并不是自己来上门求助，而基本都是被警察逮捕之后，被迫来和我们访谈的。基本过程是，警察扫荡一些不正规的按摩店，然后逮捕这些完全不会说英语的按摩女。

大家心知肚明，很多此类按摩店，是打着按摩的幌子做皮肉生意。但其实，在纽约，卖淫是轻罪（关于卖淫这种成年人你情我愿的性交易是否应该无罪滑、乃至合法化，有很多争论，不同流派的女权主义对此态度也是争锋相对、截然不同），而“无证按摩”反而是重罪（felony）。

当然，我的访谈对象不会知道这种奇葩的、和国内完全相反的法律条款，也因为面子，绝大部分人都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证按摩，而不愿承认自己介入过性交易。

但法院近年来也意识到，很多做按摩的无证移民，不应该被视作犯罪分子，反而很可能是误入歧途、甚至是被“逼良为娼”的。因此，被捕之后，只要参加一系列“强制学习”，就可以免罪。而来我们部门接受访谈，就是“强制学习”的一个环节。

访谈的首要目的，就是判断访谈对象是否“有可能”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只不过参与访谈之后，我才发现，美国“人口贩卖”的法律概念非常宽泛，和我原先的想象很不一样。我想象的人口贩卖，是“小孩、妇女被卖去山区”式的故事，要有被监禁、被限制自由，才叫人口贩卖。但美国法律强调“胁迫”（coerce）这个概念：只要是因为“无证移民”的身份而受到胁迫，都算人口贩卖。哪怕没有监禁，只是口头的哄骗、威胁，让你去他那里工作又不让自由离开，都可以算。

而我的中国客户们，按照这种宽泛的定义，有很多都“有可能”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她们基本上是30-60岁之间的中国农村女性。大部分人只有小学或者初中的学历，不少人甚至小学都没有毕业。虽然每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但大部分人的经历是这样的：听小姐妹、同乡或者中介/蛇头说，美国工作机会特别好，可以挣大钱，挣美金。但是自己没有存款，不会英文，甚至先前都没有坐过飞机，怎么去美国呢？中介会说，不要紧，我来替你代办旅游签，再买一张到美国的机票。你去大使馆面签的时候，只要说是去美国玩儿的就行。但如果能到美国，你就得记着，你欠着我们十几万、乃至几十万人民币的欠款，必须打工还钱。

而到了纽约法拉盛之后，她们发现美国并非满地是黄金。虽然赚的是美元，但用出去的也都是美元。更何况，没有身份，不会说英文，没有文凭，使得她们只能在华人圈里打工。端盘子、做保姆、做美甲，是仅有的选择。但美甲店需要有点手艺，不然基本不怎么赚钱。端盘子、做保姆呢，干不过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很多人的身体马上就吃不消了。还债的压力却仍然顶在头上。

这时候，就可能选择去按摩店工作。哪怕老板根本不培训怎么按摩，也通常不给底薪、收走护照、店里装着摄像头时时监控，还要求在店里过夜，听起来也不是什么靠谱的工作。但这时常常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身边有些“姐妹”（通常是在国内劝她来美国的同乡、中介介绍的人、或者介绍她到按摩店工作的人）这时候也来劝说，要赚钱，只能在美国做这一行。我们都是做这个的。你年纪这么大，不会说英文，还是非法的，一出去警察就要抓你。还不如抓紧了干，赚大钱，把美金寄回家。

大钱是多少呢？一般是80美金一次。几乎每个人都是这么告诉我的，这似乎是法拉盛的行价。至于按摩女可以留下多少，就看老板了。一般是20美金左右。更黑心的老板，明明是自己要求员工必须在店里过夜、有客人上门就随时服务，还要收“住宿费”。因此有人能够攒下钱还债，有些人则是颗粒无收。

其实不少人告诉我，她们已经后悔了，根本不想呆在美国。欠了一屁股债也没钱买机票，就想赶紧被遣返回中国。可我只能无奈告诉她们，美国政府效率没有那么高，就算一心想上移民法庭点头认罪，排期上飞机的时间也经常以年为计。因为“非法移民”太多了。而这几年间，要吃饭，要被逼债，恐怕不少人还是只能走上那条老路。

以上还是比较“好”的老板。这类老板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只通过电话遥控指挥。虽然时时用摄像机监控，再定期派人上门收走收入，但是真要离职，老板也不会硬拦着。也有店是有看店的下属的，这就真的武力限制自由。更可怕的是暴力监禁，比如强行把人带去郊外的旅馆。有些老板给的理由是，年纪大了，得把你“派”去华人少的地方，反正傻老外看不出咱中国人的年纪。被监禁在旅馆房间里的人，回忆起来，都特别恐惧。那种孤立无援、处于一个完全听不懂语言、身边没有同伴的境地，还随时会遭受性暴力，想来是非常恐怖的。

还有一位大姐告诉我，她在的地方，其他几个二十多岁的“小姑娘”都被下了药。那几个人贩子在她们喝的茶里面放毒品。人贩子自己也吸毒。他们吸毒以后强奸那几个女孩，拍下来，连同性交易的视频，都放到网上去卖。

我问大姐说，那他们害过你吗？大姐说，我和他们说，我年纪太大了，卖不出价钱。他们也就算了，就让我做饭洗衣服什么的。我不知道这位大姐对我说的是不是实话。

你从远方来

除了访谈在美国的经历，我还要访谈姐姐们在中国的经历。这些大姐们大都不仅在美国过的苦，在中国的日子也很苦。其实想想也不意外，要不是因为在中国活得艰难，谁会人到中年，不会英文、没有学历，就铤而走险地借钱来美国闯？

大部分人来美国的原因，或者说，在中国觉得“活不下去”、“没有路”的原因，包括离婚而在家乡无立足之地、想离婚但离不成、被家暴、被公婆虐待、做生意失败不停地被债主骚扰、反复怀孕怕交超生罚款而多次打胎，等等。

最常见的是家暴。她们的婚姻，基本上是由爸妈做主着相亲，然后年纪轻轻（十几岁或者二十岁出头）就结了婚。这种“中国特色”的结婚办法，我也不知道和旧社会的包办婚姻（arranged marriage）有没有区别。但很多人说，她们是结婚以后，才对丈夫有了解的。

我合作最久、也是我唯一帮忙做了绿卡申请的客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父母的年纪。但是回忆起她二十岁不到的第一次婚姻，会不停地哭喊，发抖、以手覆面，翻来覆去地诉说痛苦和恐惧。她在农村长大，大概念书到小学。大了以后按照爸妈的想法嫁过门去，才发现她丈夫最大的爱好就是脱光她的所有衣物，然后打。巴掌、鞋子、皮带、棍棒，都用上。她说，她后来实在忍不住跑去邻居家诉苦，连邻居大姐都在看到她的伤口后流泪，说大妹子，你真是命太苦了。说到这里，她会环抱自己的胳膊、腰和腿，好像过了二十年，那些伤口还在作痛。因为访谈要求，我还要问她，这位前夫有没有在她不情愿的时候和她强行发生关系。自然也是有的。

后来，她想尽办法和那人离了婚。后来她在国内又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三十多岁的男人。她非常感恩于这第二任丈夫，说他对她很好，从来没打过她。但是当她情绪不稳定的时候，尤其是谈起在美国被骗去城郊旅馆、试图逼迫她接客、她再逃出来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捂着脸说，我这辈子好苦啊！我的命好苦啊！然后再一次地哭诉起她的第一任丈夫的恐怖。

不过其实，这个大姐幸运的是，她还成功离婚了，而且后一次的婚姻幸福。不少访谈对象根本离不成婚。或者离了婚，但“待不下去”了。一开始我听到这个说法，内心暗暗地是不信的。这也是我自己的见识浅薄：我在大城市长大，身边父母辈的长辈都有离婚再嫁过得很好的女性，从没听说过离婚了就被排挤的事情。但是访谈多了，我忽然意识到这很可能是真的。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还是有不少地方，是不接纳“离过婚的女人”的。或者说，也许我在报道里读到过的事情，其中的主人公忽然活生生地出现在我面前，不情不愿地和我说起过去的经历，这种震动，是很强烈的。我也反复地在访谈过程中，感受到自己的经历之单薄，眼界之狭窄，还有我的幸运和特权。

感想

最后，我想谈谈自己的感受。做这份工作，让我也觉得特别难，有好几个原因。

首先，姐姐们是很不情愿和我开口聊天的。甚至，很多人很强烈地不信任我们。其中的原因也很简单。她们都是被警察逮捕以后，被法院要求来和我们访谈的。因此，她们自然而然地认定，我们NGO和警察、法院，必定是“一伙”的。她们害怕，被我们“套出话”之后，会被严厉地定罪。这是因为中美体系相差太大了。她们套用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很难理解美国的这一套。相对应的，类似处境的南美大姐们，通常三言两语就能了解我们这个NGO是干嘛的。而中国大姐们，常常谈话前前一张“保密协议”都很吃力，要解释半天，有人还是会不愿意签字，访谈也就进行不下去。她可能为此要重上法庭，可能会被判罪。（这张“保密协议”是指，这次访谈中所有内容都会保密，不会向包括警察等任何部门透露，除非获得客户的许可。所以是很基本的文件。）

姐姐们不情愿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问的都是她们很难以启齿的经历，比如有没有参与过性交易、有没有遭受过性侵害、过去有没有被家暴之类的。通常都要花上很长的时间试探，慢慢争取到信任，她们才可能开口。

那我为什么要问人家这么尴尬的问题呢？特别是，为什么还要问人家在中国的经历？这是我所在部门定下的一系列要访谈的问题，不论受害者来自哪里，都要问过去的经历。因为如果判定对方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我们部门可以帮他们办理一种特别类型的签证，叫“人口贩卖受害者签证”，简称T签证。来美国前的经历，可以帮助说明他们是怎样来到美国的。如果他们在中国有过一些艰难，也可以间接说明她们不适合被遣送回国，可以增大拿到T签证的概率。有了这个签证，就可以可以享受一系列福利，包括领低保，还有免费接受医疗服务。因为身心受创，大部分受害者都需要接受心理和生理的治疗，因此医保对她们很有价值。

但是，我这么努力探究素不相识的大姐的隐私，也让我觉得非常不自在，非常尴尬。记录和翻译各种性暴力的细节的时候，我常常强烈地共情到羞辱和痛苦。但我又想，作为访谈者，我明明应该传递理解、平静和安全感才对。这让我充满了挫败感，感到自己很笨拙，很不得体。

另外，我的这第一份法律工作实习，也让我对律师这一职业的幼稚的认知被完全突破了。在法学院里，我学到的是，做律师是不要采取自己的立场的。客户的立场就是你的立场。律师就是要告知客户一切信息，然后让他自己做决定（informed decision）。接着，只要去贯彻执行客户的意愿就可以了。

但是，在做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发现这真是一种理想化的假设。或者说，如果你的客户都是大公司，那也许整个过程就可能如此理性而清晰。而我面对的现实是，当你把信息告知客户的时候，她不知道该不该信你，那怎么办？你根本不可能那么理性中立；你总是得“说服”的客户，至少是试图“灌输”一些信息给她们。

就比如，我的许多客户都相信中国城里的“律师楼”能帮她们解决身份的问题。那些“律师楼”常常收费大几千，而我们NGO不收费，大姐们反而觉得我们一定水平不如人家。我看过那些律师楼替她们交上去的移民申请，许多写得文理不通，明显就是没有用心。还有些材料上写得和大姐们说的情况完全不同，一定是用了自己的模版。这样到了面谈阶段，如果被多问几个问题，很容易被识破、拒签。但是，因为移民法庭的程序常常要耗上好几年，大姐们也不懂英文，这些黑心律师楼不容易露馅，反而觉得这几年的平安完全就是这些“律师楼”水平的体现。

我觉得这种赚自己同胞的黑心钱的人是最可恶的。可惜他们很狡猾，就像按摩店主一样，一般从不留真名。所以就算访谈的大姐不信我们，不愿多谈自己的经历，我也要反复告诉她，她自己找律师的话要要求看对方的律师证，而且“真”美国律师的信息在网上是公开的，应该可以查询到。可惜大姐们大多也不懂英文，不知道这到底是不是真的能帮上她们。

我另一个受到震动的点，在于我对“中国”的理解和想象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小，我是一个循规蹈矩、按部就班的“好学生”。最近有一个很火的概念，叫“小镇做题家”。那我觉得，我恐怕就是一个“重镇做题家”，因为我一直在大城市长大，又在读书之外毫无阅历。那时，我天真地以为，随着独生子女一代，“性别平等”和“小康”一样，已经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基本实现”了。完不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盲”婚、离婚难、家暴、性暴力，这类骇人听闻的事情都足以登报，应该为数不多吧？

而刚到美国第一年后，第一次如此密集地和自己的同胞交流，却发现原来这些苦痛是我的某些同胞的日常。我猛然意识到，原来我不仅不了解美国社会，我也不了解那个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母国。这种震动，撼动了我的身份认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觉得自己仿佛飘于风中。我哪里都不熟悉，哪里都不了解，因此哪里都不属于，没有可以“归去来兮”的故园。我是无名之辈，是nobody。这种身份认知的痛苦，也是导致我抑郁的一根稻草。

后来从抑郁里走出来，我觉得，我学到的是永远不要自以为是。坐在象牙塔里，或者吹着冷气、暖气的办公室里，就觉得自己了解现实，是可怜甚至可憎的。咬牙承认自己的无知，才有学习的可能。

和我的访谈对象面对面交谈，也渐渐逼迫我反复想起一句歌词，“我拥有过的都是侥幸，我失去的都是人生”。虽然我和我的访谈者们看似差别很大，我逐渐意识到，所有这些差别都是“身外之物”，是纯粹的意外，而绝非必然，或者我和她们的本质甚至智识有什么差别。

外表上，我是光鲜的留学生，即将拿到名校的法学博士（Juris Doctor）学位，成为一名纽约律师。桌子对面的访谈者常常是小学或初中学历，有些人阅读中文尚有些吃力，更完全不懂英文，是偷渡到美国的“非法移民”，因为不正规“按摩女”这样暧昧的职业被警察逮捕上了法庭。可是，访谈她们的过程中，渐渐盘旋、笼罩我的一个念头就是：如果我出生在她的家庭，坐在桌子对面的人就必然是我。处于她的境地，我没有办法做得比她们更好。其中很多人虽没有受过教育，却有一股聪明劲儿、一股对生活咬牙战斗下去的狠劲，使我非常钦佩。可是因为眼界、知识的缺乏，而不是智识的缺乏，她们常常难以搜集、辨别有用的信息，做出最好的抉择。结果就是，走了许多的弯路，吃了许多的苦。

甚至有人，给我讲出她五十年的人生故事以后，在我看来，她已拼尽全力，做出了最好的选择，却仍然落到痛苦、羞辱的境地。为何这样？

我很喜欢的艺人，抑郁自杀前留下字条：“我一生没有做坏事，为何会这样？”

答案大概是，人世确实是不公平的。要认识、接受这一点，而不抑郁，并不容易。

此后的几年内，我越来越关心很多左翼的社会议题，包括平等、女权等。这种影响似乎是潜移默化的。我走出抑郁之后，才意识到我以幸存者心态而自谴是于事无补的。只有让更多人，自出生起，就多一些健康长大、长知识、追求幸福的机会，才能减少一些人世间的不公平和痛苦。

最后，我被颠覆的一个认知，是我长期以来非常理想主义的一个想法，就是“人是可以保有自己的尊严的”。我以为，金钱、地位、物质、健康都可能丧失，但只要坚强，努力，我就可以保有某种精神层面的自尊。

但是听了姐姐们丧失经济来源、丧失自由、被排挤、被毒打、遭受性暴力等种种故事后，我发现，啊，我是个多么幸运的孩子，才可以在二十多年间保有这么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想法。有些人并非不够坚强，而是，尊重与尊严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一种奢侈品，而非基本的蔽体之物。

引用我好朋友Nancy的一句话：爱情好比人权，人人都有资格拥有，但并非人人都得到了它。（romantic love is exactly like human rights; everyone deserves it, not everyone gets it.）

我借这句话改装一下，就可以说：尊严好比爱情；人人都有资格被爱，但并非人人都真的有幸在此生此刻被爱神垂青。

最后，我想引完海子的诗的全文。诗歌就像音乐，能唱出我心里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丰收之后荒凉的大地

人们取走了一年的收成

取走了粮食骑走了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