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风狂雨骤与中国的风平浪静（修正版）

欧美地区开始疫情汹涌，风狂雨骤，而中国已然捷报频传，风平浪静。亲友朋辈都在感叹病毒不留情，哪国都一样，中国虽有早期不力之嫌，但幸亏后期管控得当。这让我有点想简单谈谈中西方防疫差别，毕竟设计文化比较是我研究主业，也算沾点边。

中西方防疫思维和措施是完全不同的，这在于考虑权重因素不同，中国考量唯一因素是政治稳定，无论初期隐瞒数据还是后来严防死守，都是基于政治上的考量。这是以牺牲巨大社会成本来解决潜在政治危机的思路，特别明显的是后期的军管和戒严，军事手段就在于不考虑社会成本而只解决唯一目标。

但这在西方这是行不通的，因为有三个社会成本因素必需纳入考量。一是经济 ，二是次生灾难 ，三是人权。西方在疫情初期尚可采用类似中国防堵追踪政策，但当不可避免的社区扩散后，就必需采用完全开放疏导的思路，就是所谓“flattening the curve“（平缓曲线）的思路。

在美英法德都是采取这样措施，（意大利不同，它想照搬中国思路，反而控制不住），这不能减少感染者，只是通过自觉防护（洗手和保持间距）减缓病毒蔓延时间。戴不戴口罩则是无助防疫的细枝末节，这可苦了接受国内想法而想戴口罩防疫的海外华人。

西方认为在50岁以下普通人群感染的病死率和流感大致相当，所以并不需要“一个都不能感染”，而应该主要聚焦在两种人群：老年人和慢性疾病人群，需要得到充分医护支持。所以要拖延减慢感染时间，让感染人数缓步增长达到峰值，以保证医疗资源的供给，并防止对其他疾病救助的挤兑。防止恐慌，保证医疗系统，减少次生灾害，这也是武汉提供的反面教训。

不以防堵为主，而以救助为主，同样可以减缓经济成本和社会成本。西方的疫情曲线希望是长而平缓，延续时间更长，也就是会有更多的人感染，所以默克尔说有六成德国人会感染，而英国更认为通过感染更多人，而得到群体免疫。

嗯，这在中国听来无疑是天方夜谭。不过，西方从1830年霍乱肆虐就开始探讨公共防疫政策与人权的各种问题，近两百年了，别以为他们的公共策略、应对制度和公民意识，还不如才一次非典经验、医卫水平在世界排中下游、动不动就恐慌的我们。

我们的确学不了西方，如果我们让上百万人感染，无疑就是让上百万人造反。刚硬的制度只能用上最刚硬的手段，弹性的制度才能考虑各种利弊得失。

然而，西方正处在暴风雨的前夜，西方采用的延缓措施，最终还是会造成大量的感染人群，以及不低的致死率，西方有着两百年的经验，有着一流的学者专家和独立的科学咨询机构，本可以做的更好。而为什么他们目前仍是异常被动，这也着实让中国抓到了各种口实。西方不可避免的政治惯性，应该是其好好反思的地方。

西方潜藏着某种顽固自信，对于中国永远有一种傲慢的“异己”观念。政府更是如此，他们并不屑于分析中国“集权”经验的某种有效性，而李文亮事件，更让西方视为中国体制毫无意义的倒退与失败的铁证，缺乏强烈政治竞争的动机，在具体措施上就变得行动迟缓。从而忽视了武汉与病毒斗争所争取的窗口机会。直到意大利被攻破后，西方世界才真正重视起来。某种程度的傲慢与偏见，不得不说是西方的代价，最终放弃初期的隔离手段，转而采用代价更大的延缓措施。

相反，日韩台新由于离疫情中心很近，虽然体制完全不同，但他们长期政治竞争中的警惕与惊醒，让他们更密切关注中国的铁拳手段，采用的措施更为及时和有效。比如韩国的快筛技术与床位贮备，台湾更是在疫情防控上达到政府与全民的共识。

中国的专制政体与西方的民主政体的竞争，像是光谱的两端，在这次疫情防控只是初露狰狞，各自夹杂着种族民族主义的潜在情绪，会让全面的分歧在未来日趋激烈。也许，中西方都应该更重视日韩台新这些亚洲国家，他们是在很多方面能够减少对抗的缓冲区域。

这个世界永远没有风平浪静，有也只是风狂雨骤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