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的悲劇：俄國革命史，1891—1924》第二部第7章第Ⅲ節：從塹壕到街壘

1917年1月，一個寒冷刺骨、陰雨綿綿的星期天晚上，托洛茨基乘坐的船駛入紐約港。這是一次可怕的航行，在一艘從西班牙乘坐的小汽船上度過了17天的驚濤駭浪，此時這位革命領袖走下船，面對碼頭邊一群等待的同志和記者，顯得憔悴而疲憊。他的情緒非常低落。作為一名反戰活動家，他被驅逐出自1914年以來收容他的法國，他感到“歐洲的大門”終於在他身後“關上了”，而且，就像蒙瑟拉特島號上的旅客一樣，那是一群潰散的逃兵、冒險家和被迫放逐的不受歡迎者，他將永遠不再回來。“最後一次，”新年之夜，當船駛過直布羅陀海峽時，他寫道。“我看了一眼那個古老的歐洲之角。“

1917年革命前夕，三位主要的社會民主工黨人——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柯倫泰——竟然在距離俄國5,000英里的紐約重逢，這是該黨受挫的一個標誌。尼古拉·布哈林去年秋天從奧斯陸來到紐約，接管了《新世界》的編輯工作，這是俄羅斯僑民社區主要的社會主義日報。29歲時，他已經成為布爾什維克主要的理論家，並在黨的意識形態的一些細枝末節上與列寧爭論不休，繼而離開歐洲，聲稱“列寧不能容忍任何其他有頭腦的人”。他身材矮小，長著一張孩子氣的、富有同情心的臉，留著稀疏的紅鬍子，正在碼頭上迎接托洛茨基。與教條主義的列寧對左派孟什維克大加撻伐不同，他熱衷於將托洛茨基納入廣泛的社會主義反戰運動中。他在維也納與托洛茨基夫婦略有交集，並分享他們對歐洲文化的熱愛。正如托洛茨基的妻子所回憶的那樣，他用一個熱情的熊抱歡迎他們，並立即告訴他們，“有一家公共圖書館深夜開放，他提議馬上帶我們去看看”。雖然天色已晚，托洛茨基夫婦非常疲憊，但他們還是被拉到了城外，“欣賞他偉大的發現”。就這樣，托洛茨基和布哈林之間開始了親密但終究悲哀的友誼。

托洛茨基對亞歷山卓·柯倫泰知之甚少。後者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新澤西州的派特森鎮，她的兒子為了避免服兵役在那裡定居下來。這是她第二次美國之行。前一年，她在全國各地巡迴宣傳列寧對戰爭的看法。柯倫泰是一個熱情洋溢、感情豐富的女人，很容易就愛上年輕人和烏托邦思想，她懷著新皈依者的全部狂熱投身於布爾什維克事業。“對她來說，什麼都不夠革命”，十四年後，托洛茨基回憶起她寫信給列寧譴責自己在戰爭中搖擺不定，仍然耿耿於懷。托洛茨基比柯倫泰所仰慕的更接近布爾什維克，而且他從孟什維克向左轉變的動機與她自己的很相似。

像許多流亡革命者一樣，托洛茨基和柯倫泰都受到他們對國際社會主義的信念所驅使。兩人都精通幾門歐洲語言，熟諳古典文化，與其說他們是俄羅斯人——柯倫泰是一半芬蘭人，一半烏克蘭人，而托洛茨基是猶太人——不如說他們是國際社會主義的戰友。他們在大英博物館、巴黎國家圖書館，或者維也納、蘇黎世和柏林的咖啡館裡，就像在聖彼德堡的地下革命組織中一樣，都感到賓至如歸。對他們來說，俄國革命只不過是國際反資本主義鬥爭的一部分。德國——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故鄉——是他們世界的知識中心。“對我們來說，”托洛茨基回憶道，“德國社會民主黨是母親、老師和活生生的榜樣。我們從遠處將其理想化。念起貝貝爾和考茨基的名字都充滿了虔誠。”

但是，德國的魔咒在1914年8月突然被打破了。[德國]社會民主黨人團結在德皇一邊，支持發動戰爭。對於自認為是歐洲馬克思主義傳統繼承人的俄國革命領導人來說，“德國人的背叛”，正如布哈林所說，是“我們生命中最大的悲劇”。當時在瑞士的列寧非常相信德國同志對國際社會主義事業的承諾，以至於他一開始把關於他們支援戰爭的新聞報導斥為德國欺騙國外社會主義者的陰謀。托洛茨基在去蘇黎世的路上聽到了這個消息，他被震驚到“甚至超過了宣戰”。至於柯倫泰，她在帝國大廈見證了她的英雄們批准德國的軍事預算。她難以置信地看著他們一個個排著隊，其中一些人甚至穿上軍裝，宣誓效忠祖國。“我簡直不敢相信，”當天晚上，她在日記中寫道，“我確信，要麼他們都瘋了，要麼就是我瘋了。”最終表決通過後，她心急如焚地跑進大廳——結果被一名社會主義代表攔住，憤怒地問她一個俄國人在帝國大廈做什麼。她突然意識到，過去的團結已經結束，國際社會主義事業被埋喪在沙文主義中，“在我看來，”她在日記中寫道，“現在一切都完了。”

不僅僅是他們歐洲的同志拋棄了國際社會主義事業。大多數俄國社會主義者也加入了支持祖國的行列。托洛茨基和柯倫泰的故鄉和學校——孟什維克党，分裂成以年邁的普列漢諾夫為首的護國主義多數派和以瑪律托夫為首的國際主義少數派，前者支持沙皇的戰爭努力，理由是俄國有權保護自己免受外國侵略，後者則提倡開展民主和平運動。社會革命黨也有類似的分歧，護國主義者將協約國的軍事勝利置於革命之前，而國際主義者則主張所有交戰國都對這場戰爭負有相同的責任，革命是結束他們所認為的帝國主義戰爭的唯一途徑。在1917年至關重要的權力鬥爭中，這些紛爭使兩黨都陷入了困境。他們的內心，一方面承認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及其之間衝突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又把階級劃分置於國家利益之上，這兩者之間的世界觀存在著根本的矛盾。而他們的感受可能更強烈。例如，高爾基自認為是一個狂熱的國際主義者，當他的養子齊諾維·彼什科夫自願加入法國軍團時，他斷絕了與養子的一切關係。當齊諾維·彼什科夫在第一次戰鬥中領導進攻德國陣地，手被擊中，高爾基甚至拒絕給他寫信。【1】對愛國主義者來說，國際主義者反對戰爭幾乎無異於叛國通敵。而對國際主義者來說，愛國主義者宣揚戰爭似乎等同於“全世界無產者，自相殘殺！”的口號。

布爾什維克是唯一一個廣泛團結各種反戰力量的社會主義政黨，儘管在列寧強加他的觀點之前，他們也有自己所維護的立場。列寧毫不妥協地反對戰爭。與試圖通過和平示威和談判來結束戰爭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國際主義者不同，列寧號召全世界的工人用他們的武器來推翻自己的政府，通過把戰爭變成一系列的內戰，或者說是橫跨整個歐洲的革命來結束戰爭。這是一場“反對戰爭的戰爭”。

對於將俄國革命看作是整個歐洲反對帝國主義鬥爭一部分的托洛茨基和柯倫泰來說，列寧口號的核心有一種鐵的邏輯，越來越吸引像他們這樣的左派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剛開始，在戰爭的第一年，兩人對這位布爾什維克領導人都有同樣的懷疑。儘管列寧認為與更先進的德國相比，俄國失敗的“危害性更小”，但他們反對軍事勝利者和失敗者的整個想法。這場爭論本身固然微不足道，卻涉及到更廣泛的意見分歧。列寧最近開始重視殖民體制內民族主義運動的革命潛力，他認為俄國的失敗將有助於加快沙皇帝國的崩潰。但托洛茨基和柯倫泰（就像布哈林一樣）認為民族國家將很快成為過去，因此否認它是一種革命力量。他們也還不能完全接受列寧主義關於“反戰”的呼籲。他們更喜歡自己在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中的老朋友和盟友的和平主義口號。托洛茨基和柯倫泰都沒有準備好與孟什維克一刀兩斷，他們對列寧在黨組織方面僵化的教條仍有所顧慮。雖然兩人確實都在向布爾什維克靠攏，但他們仍然希望通過廣泛的和平運動，使社會民主工黨左右兩派能夠重新團結起來。

1914年11月，托洛茨基在巴黎與瑪律托夫合作，兩人共同創辦了《我們的言論報》，這無疑是歐洲最出色的和平主義組織。1915年9月，他在齊美爾瓦爾德會議上表達了該組織的觀點，會議是在伯恩郊外一個小山村秘密召開的，有來自不同國家的38名國際主義者參加。會議上，通過了由托洛茨基親自起草的、激動人心的反戰宣言，旗幟鮮明地反對列寧內戰提議。

勞動者和婦女！母親和父親！寡婦和孤兒！傷患和殘疾者！所有正在因戰爭而受苦或即將因戰爭而受苦的人們，我們在邊境上、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在滿目瘡痍的城市和村莊上大聲疾呼：“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

到了這個階段，柯倫泰已經投靠了列寧。她與小她12歲的英俊的布爾什維克工人亞歷山大·什利亞普尼科夫的戀情，無疑與此有關。1914年秋，他在斯德哥爾摩與她會合，戰爭期間的其餘時間，他都受列寧差譴往返俄羅斯。然而，與其說是這種浪漫，不如說是她自己對國際社會主義事業和不惜一切代價結束戰爭的熱情使她臣服於列寧的影響。戰爭的壓迫性影響無處不在。它似乎正在將文明推向深淵的邊緣。“每天、每小時都有那麼多的鮮血在流淌，那麼多的罪行在發生。”1915年耶誕節，柯倫泰在日記中寫道：

戰爭——主宰著一切。它在冥冥中決定著我們每個人的命運。在它面前，個人意志是無能為力的。正是這種面對戰爭的無助感，這種戰爭是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的感覺，從我還在柏林的第一天起，就征服了我。

在柯倫泰看來，只有列寧宣導的武裝起義才有可能結束戰爭。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恢復人類意志的力量，以及對客觀力量的掌控。這不僅僅是“分析”，她在日記中記錄下列寧關於戰爭的論述。“這是行動。這是一個政治綱領……讓街壘來回答戰爭。”

對托洛茨基來說，列寧對無產階級意志力和行動力的強調也使他逐漸靠近布爾什維克。在他眼中，他的老朋友、導師瑪律托夫以及其他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已經越來越多地陷入了他們自己對客觀條件的分析中——當時這些客觀條件都是反對革命的——因此他們忽視了培養革命意志（革命的“主觀”方面）以克服這些客觀條件的可能性。由於過度研究，孟什維克把自己變成了自己的社會決定論的囚徒。他們的革命口號華而不實、空洞無物。需要的是行動，在整個歐洲進行“無產階級革命”以結束戰爭。一開始，瑪律托夫同意這一點，這使托洛茨基產生了發動一場廣泛的反戰運動的希望，從而將左派孟什維克黨與布爾什維克党重新團結起來。然而到了1915年秋，當孟什維克護國主義者加入戰爭運動時，瑪律托夫放棄了對武裝行動的支持，轉而採納更加消極而和平的觀點，與黨內其他人保持一致。現在，托洛茨基除了向左轉，別無選擇。這並不像他後來所說的那樣是一個簡單的過渡。他仍然對列寧嚴格的中央集權主義和極端主義抱有典型的孟什維克式的戒心。直到1917年7月，他才最終加入了布爾什維克黨，而且正如他所說的那樣，這是因為布爾什維克“變得不那麼布爾什維克”。然而，他卻在慢慢走向布爾什維克中，與未來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一起圍繞在列寧周圍。除瑪律托夫外，《我們的言論報》所有主要的撰稿人都在1917年倒向列寧一邊。其中許多人成為第一屆蘇維埃政府的委員，比如柯倫泰（社會福利）、阿納托利·盧那察爾斯基（啟蒙）、弗拉基米爾·安東諾夫·奧夫森科（軍事）和托洛茨基本人（外交）。

因此，1917年的紐約之行，以及與布哈林和柯倫泰的合作是托洛茨基左側的一個重要的中轉站。他在布朗克斯區租了一套三居室公寓，雖然按照美國的標準來說很便宜，卻給他帶來了不習慣的奢侈，如電燈、垃圾槽和電話。後來有傳言，托洛茨基在紐約當過洗碗工、裁縫，甚至是演員。但事實上，他靠做移民記者和在半空蕩的大廳裡，用英語和德語演講（鼓吹世界革命的必要性）來維持生計。他到猶太熟食店吃飯，以有損他人尊嚴為由拒絕給小費，因而不受侍者待見。他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購買了一批傢俱，後來他們全家在春天返回俄國，尚有200美元未付清。當信貸公司找上門時，托洛茨基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國家的外交部長。

歷史學家幾乎沒有注意到，在布爾什維克領導層內部，那些在國外度過戰爭歲月的人和那些在俄國度過戰爭歲月的人之間，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分歧。流亡者（如托洛茨基、盧那察爾斯基、布哈林和柯倫泰）的思想往往更加國際化和世界性。在歐洲文化的薰陶下，他們非常清楚俄國的相對落後。他們中的許多人曾經是孟什維克，所以他們非常瞭解在西方更先進國家沒有同時進行革命的情況下試圖將社會主義引入俄國的理論難題。相比之下，那些在俄國度過戰爭歲月的布爾什維克（如史達林和捷爾任斯基）往往傾向更狹隘的觀點。他們中的許多人來自非知識份子背景，幾乎對歐洲及其文化和語言無甚瞭解。他們在地下組織、監獄或西伯利亞流亡中度過了這場戰爭，戰爭結束後，他們往往對黨、國家以及與外部世界的關係產生一種封閉式的敵對心態。他們中的許多人懷有強烈的仇外情緒——尤其是對黨內的猶太知識份子（特別是托洛茨基）。1917年二月革命後，他們中的許多人在演講中暗示，回國的布爾什維克流亡者（雖然故意不提列寧）在戰爭中表現得不夠愛國。正是這種“本土主義者”和“世界主義者”之間的衝突，成為1920年代黨在“一國社會主義”和“世界革命”之間意識形態鬥爭的社會根源。史達林奪取權力過程中的主要盟友（莫洛托夫、伏羅希洛夫、卡岡諾維奇、加里寧、基洛夫、古比雪夫和奧爾忠尼啟則），全部在俄國度過了戰爭歲月，而他在黨內的大多數受害者（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諾維也夫、安東諾夫·奧夫申科）都在國外度過，這絕非巧合。

當革命流亡者爭論意識形態的時候，他們受困國內的同志們更多關心的是實際問題。逮捕、驅逐和流放使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黨（以及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的地下組織）陷入癱瘓。由於領導人逃亡，《真理報》被封禁，布爾什維克組織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指導他們。什利亞普尼科夫維持著他們與列寧的最後一線聯繫，他把宣傳品藏在鞋底裡偷運到俄國。這就像回到了1905年以前恐怖主義的做法。1914年秋季的大規模逮捕造成重大損失，各省黨員的數量急劇銳減，布爾什維克在彼得格勒還不到500人。該黨最大的弱點是缺乏知識能力：據什利亞普尼科夫說，在首都沒有人能夠寫出哪怕是一張傳單。但還有一個令人擔憂的問題，即工人的支持率在下降，無論是道德還是財政上，這主要是由於員警的監視和騷擾。工會和教育協會被取締，激進工人被強征入伍。1914年11月，五名布爾什維克國家杜馬代表被逮捕，並於次年2月以煽動叛亂罪受審，這幾乎沒有引起工人群眾的抗議。毫無疑問，有些人屈服於愛國主義的主流情緒。但大多數人害怕被解雇，或者更糟糕的，如果他們加入支持議員的2,000名罷工者的行列，他們會被關進監獄。畢竟，當時員警鼓勵黑色百人團暴徒在工人區聚集，他們一邊唱著《天佑沙皇》，一邊毆打任何不脫帽的人。

然而，隨著戰爭的拖延和經濟危機的加深，大多數工人轉而支持激進的左派，恢復了1912-1914年開始的勞工抗議模式。與其說這是一場經濟衰退和停滯的危機，不如說是一場惡性通貨膨脹狂飆的危機。戰爭見證了工業的繁榮，主要是為了滿足軍隊的需要。鐵路工人的數量增加了50萬，建築業增長了三分之一，100萬最貧窮的農民湧入工廠，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青年，在那裡，他們可以接受比年長的和技術熟練的工人更低的工資、更長的工作時間，在機械化裝配線上揮汗如雨。為了支付龐大的戰爭需求，政府印製了盧布：1914年至1917年間，貨幣供應量增加了8倍。隨著製造業轉向戰爭生產，由此產生的消費品需求增加遠遠超過了日益減少的消費品供應。工人們口袋裡的錢太多，可供消費的東西太少，所以物價飛漲。禁止銷售伏特加酒的命令——在1914年之前，政府壟斷已經吸收了工人大約10%的收入——只會更加劇貨幣過剩（我們稱之為通貨膨脹）。俄羅斯人的飲酒習慣導致了層出不窮的社會問題，比如喝香水、甲醇、香脂、清漆、黑市月光酒以及由中國工人製造和銷售的臭名昭著的漢嘉酒，這種白酒殺死了數百人。伏特加酒禁令成為民眾抱怨政府和不滿富人的重要原因，因為昂貴的葡萄酒和利口酒不受禁令限制。總而言之，權衡戒酒所帶來的微小收益與在財政收入、控制通脹、公共衛生和政治權威方面造成的重大損失，禁酒令不啻為一場災難，它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舊政權的垮臺。

但最根本的問題在於，工人們越來越難以將他們的工資換成食物。這是一個令人震驚的悖論，戰前俄國出口糧食還能養活城市人口，而在戰爭期間，當所有此類出口被凍結時，它甚至無法做到這一點。這與其說是一個農業生產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分配和交易問題。部分原因是由於交通長期中斷。為了保障軍隊供應，鐵路被安排從東向西運行，而主要工業中心的食品則從南向北運輸，因為要優先滿足軍隊，所以送往莫斯科或彼得格勒的食品經常在鐵路邊上等待火車時就腐爛了。另一個原因與從商業農場向農民農場的轉變有關。大型莊園和商業農場受到了戰爭的沉重打擊。徵兵使他們缺少雇傭勞動力，而工業轉向軍需品使他們缺乏工具和機器。總的來說，農業生產並沒有下降，但大量的莊園土地被出租給了較為富裕的農民，他們受勞動力短缺的影響較小（軍隊通常只帶走多餘的農民人口），而且一般都自己製造原始工具。因此，例如在1913年至1916年期間，中央農業區的私人莊園將其生產面積從2100萬俄畝減少到700萬俄畝，而該地區的農民農場則將其生產面積從4700萬俄畝增加到6,400萬俄畝。在1917-1918年土地革命之前的幾年裡，地主階級的莊園已經消亡，被農民農場所取代。

這種向小型農場的轉變導致了市場銷售糧食的總體比率下降，因為大多數農民種糧食都是為了滿足自己家庭農場的需要，通常銷售的糧食只占其農場的一小部分作物。農村日益嚴重的消費品短缺及其價格飛漲，進一步助長了這種自給自足的趨勢。從1913年到1915年，農民在市場上出售糧食的份額從16%下降到9%。隨著用錢買的東西越來越少，農民越來越多地從經濟作物（小麥、大麥和甜菜）轉向糧食作物（黑麥、燕麥和土豆）。他們吃得更多，餵養牲畜更好，儲備穀倉，把穀物變成伏特加酒，而不是拿到市場上出售，因為利潤不斷下降。一些小型農場還將生產重點轉向自己的家庭手工業（羊毛、皮革和棉花），從而使他們幾乎自給自足。對許多農民來說，他們的生活從來沒有像在戰爭高峰期那樣美好。甚至他們的奶牛都比城市裡的許多工人吃得好。

1915年8月，由於擔心城市糧食供應問題持續惡化，政府成立了一個特別委員會，擁有通過地方專員以固定價格購買糧食的廣泛權力。但是，試圖控制市場只會進一步打擊農民出售糧食的積極性：不受管制的製造業價格現在比固定的糧食價格上漲得更快。這就是所謂的“剪刀差危機”。例如，在莫斯科市場上，黑麥的價格在戰爭頭兩年裡上漲了47%，與此同時，一雙靴子的價格上漲了334%，一盒火柴的價格甚至上漲了500%。隨著農民從市場上撤回糧食，政府為了從他們那裡獲得供應，採取了越來越多的強制措施，一場經濟戰爭爆發了。1916年11月，隨著軍隊和城市的糧食供應達到一個臨界點，政府終於引入了一個類似于臨時政府的強制徵用制度。然而，事實證明，除非建立一個大規模的恐怖國家，就像布爾什維克的“糧食專賣”那樣，否則不可能強迫農民提供糧食。唯有黑市商人（他們可以搞到難以獲得的商品）和士兵（他們可以用軍靴和大衣進行交換），才能設法說服農民打開他們的穀倉。

從1915年秋開始，北方城市開始面臨越來越嚴重的糧食短缺。麵包店和肉類商店外面排起了長龍。婦女們在工廠上完十小時的班後，會擺上凳子和長椅，排隊等候數量少得可憐的麵包或糖。到了第二年秋天，她們把床搬到食品店外面睡覺，這是因為許多當地商店往往因缺乏食品而關門，這樣她們沒有時間在一個晚上穿過城鎮走回家。1917年前夕，一位彼得格勒的普通女工每週可能要花大約40個小時排隊購買各種食物。特別是排隊購買麵包的隊伍，成了一種政治論壇或俱樂部，人們在那裡交換謠言、資訊和觀點。正是在這些隊伍裡，街道開始為即將到來的革命組織起來。二月革命就誕生在排隊購買麵包的隊伍中。事情的起因是，彼得格勒維堡區的一群紡織女工對排隊等候感到不耐煩，於是前往鄰近的鋼鐵工廠召集男同胞，向市中心進行抗議遊行。

經濟危機對最低收入群體的影響尤為嚴重。到1916年，軍工廠對熟練鋼鐵工人的需求量很大，他們的實際工資平均增長了30%。但是，非技術工人和拿固定工資的小官員，如教師、文員和員警，發現他們的工資隨著食品和住房成本的上漲而越來越低。1914年至1916年間，非熟練工人的卡路里攝入量減少了四分之一；嬰兒死亡率翻了一番；犯罪率增長了兩倍；妓女的數量增加了四到五倍。1915年11月，戰爭開始後一直居住在彼得格勒的高爾基給葉卡捷琳娜寫了一封信：

我們很快就要鬧饑荒了。我建議你買10磅面包藏起來。在彼得堡郊區，你可以看到衣著得體的婦女在街上乞討。天氣非常寒冷。人們的爐子裡沒有東西可燒。到了晚上，他們拆掉這裡或那裡的木柵欄。20世紀到底發生了什麼？文明怎麼了！雛妓的數量令人震驚。晚上你路過某個地方，你會看到她們蟑就像螂一樣，在人行道上走來走去，凍得發青，饑腸轆轆。上週二，我和其中一個人交談過。我把一些錢塞進她手裡，然後匆匆離去，淚流滿面，傷心欲絕，恨不得把頭往牆上撞。哦，讓這一切見鬼去吧，生活變得多麼艱難。

經過一年的工業和平之後，1915年夏，勞工和資本之間的戰爭重新上演，爆發了一系列的罷工。一開始，大多是因工資和工作條件問題而引起的小規模罷工，但隨著工人們逐漸認識到，解決他們經濟困境的唯一途徑就是結束戰爭和改變政府，於是逐漸發展成為大規模的政治罷工。革命日曆上的主要紀念日——1月9日的流血星期日、2月23日的國際婦女節和4月18日（5月1日）的勞動節——成為全國各地罷工和集會的固定日期。他們通常以要求獲得麵包開始，但隨後又要求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結束戰爭和推翻沙皇的統治。

革命黨在這些罷工中只發揮了次要作用。誠然，1916年一些規模最大、最激進的罷工，例如春天新列斯涅工廠的罷工，主要是由布爾什維克党領導的，該黨的組織正在慢慢壯大。據1916年秋返回俄國的什利亞普尼科夫估計，到1917年初，該党有多達1萬名黨員，僅在彼得格勒一地就有3,000人。高爾基位於克朗維爾斯基大街的公寓是地下革命組織一個“獨特的中心”，什利亞普尼科夫每天都去那裡瞭解最新消息。然而，真正的罷工領袖是車間裡有文化的熟練工人，是像卡納奇科夫那樣二三十歲勇敢無畏的年輕人，不同的是，這些人中的大多數並不屬於任何政黨。雖然許多人的實際工資在戰爭中有所提高，但他們更憎恨雇主巨額的戰爭利潤，【2】這逐漸確立了他們與非技術工人的階級團結意識，其中許多人剛從農村出來，跟隨他們參加工業戰鬥。他們是彼得格勒二月革命期間不知名的群眾領袖。

曾經有一段時間，這些工人階級的英雄們響應孟什維克的號召，加入勞工團體——這是1915年秋成立的軍事工業委員會的附屬機構。其目的是讓工人代表有機會與雇主圍坐在一起，表達他們的不滿，從而結束罷工。這是1915年新興的自由民主希望的完美產物，即一個廣泛的、聯合所有階級的統一陣線可以帶領國家走向勝利，帶領政府走向改革。確實，當時仍有大量工人準備嘗試和解的道路，特別是在孟什維克影響仍然強大的大型國有軍工廠。但在其他地方，幾乎沒有一半的工人願意投票給勞工團體的工廠代表，儘管這可能更多的與他們普遍的冷漠有關，而不是有意識地支援布爾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要求抵制選舉的呼籲。不管怎樣，他們的缺乏熱情被證明是合理的，因為勞工團體從未能從占主導地位的雇主和官員那裡實現它的任何一項主要訴求——成立全國工人代表大會和建立仲裁委員會制度，以調解勞資糾紛——後者正在逐步放棄向工人階級讓步的想法。由於其和解政策在工人眼中信譽盡失，此時越來越多的工人轉向激進罷工，勞工團體發覺自己陷入了工業戰爭雙方日益擴大的鴻溝之中。既然再也無法阻止罷工，勞工團體決定在1916年秋加入罷工，並呼籲成立一個“臨時革命政府”。

10月17日，彼得格勒維堡區的新列斯涅工廠和俄羅斯雷諾工廠的工人放下工具，唱著革命歌曲走上街頭。當他們走到附近的第181步兵團的營房時，員警用馬刀和鞭子襲擊了他們。一直透過營房圍欄觀看並為示威者歡呼的士兵們出來保護工人，向員警投擲石塊和磚頭，直到一支哥薩克騎兵訓練分隊到達現場後，秩序才得以恢復。軍事當局逮捕了130名士兵，並將叛變的軍團趕出首都。但第二天，更多的工人站出來聲援士兵，到10月19日，來自全市63家工廠的多達75,000名工人參加了政治罷工。

對於沙皇政權來說，這是一個不祥的徵兆，表明軍隊不願意鎮壓街頭日益動盪的叛亂。離革命宣傳源頭最近的彼得格勒駐軍比大多數人更不情願。這裡擠滿了年長的預備役軍人，其中大部分是有家室的男人，還有從前線撤下來的傷患，這也許是整個軍隊中最反戰的兩個團體，使得政權在發生革命時幾乎完全依靠他們的決定更加欠考慮。軍事當局顯然對士兵們的感受一無所知。秘密員警在幾乎所有的民事機構中都有報告政治情緒的特工，但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在軍隊中卻沒有一個，而把這一切都留給了小小的軍隊情報部門。在二月革命前不久，當被問及軍隊的可靠性時，彼得格勒軍區司令哈巴羅夫少將向普羅托波波夫保證，他的衛戍部隊會堅決執行命令。他甚至駁回了內政部長關於從首都撤出一些不可靠的部隊的建議。然而，即將取代哈巴羅夫擔任臨時政府軍事委員的國家杜馬十月黨人恩格爾哈特上校，卻將彼得格勒衛戍部隊的預備役軍人描述為“武裝暴徒”。他們更像是“易燃材料，而不是政權的支柱”。維克多·什科洛夫斯基是彼得格勒衛戍部隊一支機械師的教官，他指出，拉斯普京事件最終打破了士兵們對沙皇的忠誠。他們鄙視員警——稱之為“五毛黨”，因為人們認為員警每逮捕一個人就會得到五毛錢——而且所有人都期待著革命的到來，“這是一樁鐵板釘釘的事——每個人都知道”。

彼得格勒衛戍部隊並不是唯一不可靠的軍隊。在北線和西線的許多部隊，甚至在後方的駐軍中，軍隊的紀律正在迅速瓦解。士兵們越來越拒絕佔領進攻陣地，與敵人交朋友，反抗他們軍官的權威，作為急於返回農場的農民，他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楚地看穿了他們的階級世仇——穿制服的地主。只有在距離革命首都一千英里的西南戰線上，才有沙皇政權可以放心依賴的整支軍隊。但即使在那裡，前線指揮官布魯西洛夫也經常收到士兵們的匿名信，警告他“他們不想再打仗了，如果不儘快達成和平，我就會被殺死”。

當戰爭進入第三個冬天，也是迄今為止最寒冷的一個冬天時，士兵們的士氣突然惡壞了。這不再是一場供應危機：如果說有什麼改變的話，那就是由於國內生產和國外訂單的增加，衣服和彈藥的供應比上一年有所改善，儘管糧食狀況依然嚴峻。現在，更多的是權威的危機，是徹底的走投無路、四面楚歌：只要現政權還在指揮，士兵們就看不到屠殺的盡頭。正如一名士兵在1916年11月寫給妻子的信中所言：

每個人都假裝戰爭即將結束，期待已久的和平很快就會到來，但這只是為了讓他們精神振奮。人們是如此的疲憊和絕望，他們遭受了這麼多的苦難，他們所能做的就是讓自己的心不再破碎，讓自己不再失去理智……也許我錯了，也許我不理解人們的心情，我之所以這樣認為，只是因為我自己已經精疲力竭，在過去的幾天裡，我開始意識到，我可能會在這一切混亂中喪失理智……柳亞，我給你寫這些是為了讓你明白，你愛的是怎樣的一個男人。

【1】 齊諾維·彼什科夫（1884-1966）是布爾什維克領導人和蘇聯第一任國家元首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的哥哥。傷癒後，他加入了法國軍事情報部門。他支持科爾尼洛夫反對臨時政府的運動。1918年，他加入了謝苗諾夫在遠東的反布爾什維克軍隊，然後在鄂木斯克加入了高爾察克的白軍政府。1920年，他被派往克裡米亞，擔任弗蘭格爾政府的法國軍事特工，並隨弗蘭格爾的軍隊離開俄羅斯。他後來成為夏爾·戴高樂的親密夥伴和一位傑出的法國政治家。奇怪的是，直到1933年，佩什科夫還與在俄羅斯的高爾基保持著良好的關係，而高爾基也知道他的情報活動。參見德爾馬斯的《退伍軍人與外交官》。

【2】 舉個最極端的例子：在戰爭期間，彼得格勒大型鋼鐵工廠的利潤增長了五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