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酷刑中（被酷刑时）

悲伤是缓慢的，却在每一片肌肤中留下重量。对一个作家来说，流亡不仅是失去祖国的感觉，更是丧失母语的感觉。我不愿意被酷刑，不愿意成为烈士，“我想死”和“我被中国迫害致死”是两种不同的语言游戏。而出卖朋友，则会让我（至少是一部分的我）瞧不起自己的灵魂，道德枷锁伴随一生的可能后果让我不寒而栗。所以我选择流亡。离开我所有的朋友、家人、熟悉的政治制度、以及我的母语，到一个自由的世界重新建立自己的基地。作为移民中的寻求庇护者与政治难民，我知道如果我要回到自己的国家，必须要推动中国成为一个不再有政治犯的国度。然而，代议制民主的成功运行不仅仰赖于意识形态的理念与愿景，更仰赖于每一双握过的手，通过每一张嘴所听取的选民故事。政治于是成为生活。@cris问我业余时间喜欢做什么？我说政治。她说我没有业余时间。于是我挤出“摇滚朋克独立音乐”这些字眼。

这么说吧，我厌倦了当反对派。在中国作为人权捍卫者，成为政治异议者和当局的眼中钉是必然。我这里所指的“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概念，无论这种概念来自苏联、纳粹还是1984。然而我最喜欢的学术语言仍然是阿伦特的心灵：极权主义。在极权国家成为反对派意味着个人付出自由和生命的代价。至于具体的生命经验，我和我的朋友们都经历过这样一种成为公权力的敌人后被公权力抛弃的经验：如果我们成为一般犯罪而非政治犯罪的受害者，我们甚至不敢求助于警察和法院的帮助。这意味着在极权国家人权捍卫者本身的人权比非人权捍卫者还要少。

因此当我决定在十年后参选，就意味着我决定为自由的特权而战。自由一直包括为自由而战的责任。自由的代价是与取消自由的企图进行永恒的战争。自由意味着保护多元，凝聚共识，团结。战争意味着意识形态与策略。在极权国家，一切街头运动和结社组党、公共媒体都被镇压，极权国家的人权捍卫者与政治异议者缺乏这样的经验。当我决心流亡，我就像一个饥饿的孩子，贪婪地与各个尊重基本人权却采取不同策略的政治力量接触。

不同意识形态对人权存在不同的理解。反对堕胎的人认为孩子的生命是基本人权，支持身体自决权的人认为选择权是基本人权。

不同意识形态对不同人群的人权重要性也有不同体认。右派在潜意识里或许认为工人与无家可归者的人权比较不重要。支持肉体消灭资本家的共产主义者认为工人与无家可归者的人权比富人的人权更重要。

于是产生有权者对无权者颠覆自己的恐惧，还有无权者对有权者的愤怒。这里使用“权力”的概念，是一种广义的政治权力，不仅仅局限于现代国家。我们看到以中国为代表的极权国家利用所有手段控制自己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核心目的是维持自己的永续执政与政权安全。中国共产党代表国家和人民，从而取消了所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和人民成为国家和人民的资格。

我接下来还用中文写了很多。但我不敢继续翻译下去。我感觉到一种“太震撼了”的痛苦。

尤其是，我想起我可爱的朋友告诉我，当她的财产被盗窃，她却不敢报警因为害怕警察趁机报复，她只能一个人躲在狼藉的黑暗的房间里哭泣。

那种“太震撼了”的无助感，使我们产生了这样一种自责和想要放弃的念头：我们为什么非要成为国家的敌人不可？

当我们处于另一种心境，我们则会反问国家：为什么国家要成为我们的敌人，仅仅因为我们捍卫人权？

2015年中国共产党展开对人权律师的大抓捕之后，我们逐渐见证了这样的一种逼仄的情况：人权律师们以往致力于捍卫其他人的人权，现在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捍卫自己的人权而且最终失败。正是这种节节败退的感觉导致政治抑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