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在夜裏嘶喊的人

2023年辭職後，對象和我在北京遠郊租了一個房子過渡，我們原本的期待是歇一歇，做一點自由職業，再考慮接下來的打算。

遠郊是一座「睡城」，晚上的時候便萬家燈火通明，卻少有家的味道。小區是2013年建好的，每次從城裡坐車回家，從幾公里外就會震撼與這些高層建築的規整與密集。

剛住進來的時候其實已經發現小區環境很糟糕，隨處可見垃圾和狗屎，松落的台階磚埋伏在小路上，電梯廂裡常常有濕垃圾的汁液，鄰居還會在樓梯間擺滿東西。不過房租便宜，我們把家裡佈置溫馨之後，也頗舒服地躺平了幾個月。

大約從秋天開始，因為我找工作一直不是很順利，這段大隱隱於遠郊的生活顯得有些焦灼，消失已久的睡眠問題再次纏上了我。我的耳朵彷彿一個晝夜不息的雷達，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能將我的神經繃緊，更要命的是，樓上鄰居每天早上五、六點鐘便開始的奇怪噪音——像是剁餃子餡——讓我帶著一肚子火從睡夢中驚醒。白天，當我們在家閱讀、看電影、吃飯時，總會傳來家具腿拖在地板上的刺耳摩擦聲、“噹噹噹”的敲擊聲、小孩子“咚咚咚”的奔跑聲，等等。

作為一個不愛與人起衝突的人，忍到某一天我終於忍無可忍，清早又被吵起來後，披上外套就跑上樓去討個說法。敲響了門，來開門的是一個約60多歲的男性，往屋裏看，他老伴也坐在那裡看著我。我很平和地詢問是否在剁餃子餡，聲音太大了。對方卻非常大聲地（鑒於他們屋裏的電視機音量震耳欲聾，我覺得可能他本來就耳背，而不是故意大聲嚷嚷）辯解起來，説他們根本不知道什麼噪音。

他的嗓門非常大，而且屢屢打斷我的話，我說什麼他也聽不進去，只是反覆重複那幾句話，兩分鐘下來，我既疲憊又窩火，但還是偃旗息鼓，睡回籠覺去了。

躺在床上，我開始幻想一些可怖的事情，比如我手拎一把菜刀，上去威脅他們我精神有問題，不要製造噪音煩我，否則我發病殺了人也不用償命。我幻想得很具體，拿哪一把刀、去了說什麼話、露出什麼表情——我很慫，只敢顱內高潮，我幻想自己歇斯底里、所向披靡的樣子，然後越發興奮與生氣，乾脆就起床，把電視開最大聲，打起遊戲來。

我不是沒有歇斯底里的可能，一個人如果始終處於壓抑情緒、避免衝突的境地，一旦爆發起來也會控制不住，腎上腺素飆升。鄰居噪音這件事讓我想起小時候的一件往事。我家住在一個破舊不堪的家屬院裏的五樓，樓下被租給一家四口，那對夫妻比我父母年輕一些，男的看起來是做體力勞動，黝黑、精壯、沈默，長相有些兇悍；女的更沈默，且帶有一點不自然的肥胖。他們有一兒一女，是一對姐弟。老破小隔音更加差，每晚都能聽見夫婦二人大聲訓斥孩子的聲音、孩子交錯的哭叫聲、那個女人歇斯底里的嘶喊聲等等。

不過，對於童年的我而言，不幸的家庭只是一個模糊的奇觀，它內部蘊含的危險與悲哀，我只能具體到自己的生活中去感知。在一個孩子的眼中，那個深居簡出、生育了兩個孩子的女人只是看上去非常虛弱，她的神經似乎經不起一點刺激，尤其是當我看到她白天的疲憊之後，晚上又能聽到她的哭喊。她對我來說是那種隨時可能發瘋、但又只在夜裏、在陌生人看不到的地方發瘋的女人。

住在那棟樓裏的人大多很貧窮，我家也不例外，樓下那擁擠不堪的一家五口想必更是如此，他們日復一日地沈默著，也從不與鄰居打招呼，我和我童年的玩伴都很害怕那個男人。有一天，父母在家宴請客人，小小的屋子人聲嘈雜，觥籌交錯，每個大人都喝了點酒。宴會進行到一半，樓下的男人來敲門，聲音聽起來大概就像我去樓上討說法那樣，疲憊而氣憤。他指責我家噪音太大，讓他們一家沒法午休。

大概是酒莊人膽的緣故，我那素來溫和平庸的父親聽到指責後，非常興奮（在我的記憶中就是如此）地衝去廚房抄了菜刀，和樓下的男人大聲吵嚷起來。具體嚷嚷了什麼，我不記得了，因為小學三年級的我嚇得哭了起來。哭的原因我倒記得，不是因為一場暴力事件正要發生，而是哭我父親如果砍傷了人，肯定又要坐牢——那件事之前不久，他因為販賣盜版光碟被關押過幾天。

不過暴力事件並沒有發生，我也因為表現出一個孩子的脆弱而被父母責備了一番——這都是很典型的。從那之後，樓下的男人反而變得客氣起來，會和我們家人寒暄一番，偶爾見到那個女人，她也會說上兩句話。可她看起來還是無比虛弱。

這次噪音事件也是我父親少有地表現出驚人的暴力情緒，還有一次是某一年的春節，大年初一早上，我被父母的爭吵聲吵醒，剛清醒起來便看到父親在摔杯子，衝媽媽大嚷大叫。他們吵架的原因從來只有一個：錢。無論幾毛錢還是幾百塊錢，或者不為我所知的幾千幾萬塊錢。只有錢能讓他們如此歇斯底里，相比之下鄰里關係並不算什麼。我父親這輩子過得並不順遂，他從一個嚮往自由的、聰明有才華的年輕人，走上最邊緣的道路，沒能成功實現社會化，逐漸變成了中國最保守、最傳統的那類人。

我性格上的缺點部分就來源於他的平庸溫馴，所以這輩子也只和他吵過兩次。一次是父母還沒離婚時，因為他總在家指使媽媽幹家務，我非常生氣地指出，卻壓抑不住怒火和腎上腺素，最後吵得自己崩潰大哭。

第二次就是這兩天。由於我工作以後就斷了不相干親戚的聯繫，所以非常排斥父母安排的一些人情往來。可我父親非要撞我槍口，讓我給過80歲生日的大伯父發五百塊紅包。我就說我要繳房租，要不你給我吧。我心知沒有工作也沒有退休金和社保、還要照顧一個殘疾哥哥的窮父親大約沒什麼錢，可沒想到他連五百塊也沒有。於是我就告訴他，沒有錢就不要去搞那些人情消費，有必要打腫臉充胖子嗎？他也啟用了他那一套過時、蒼白的理論系統：“你知不知道你大伯父家的哥姐每年過年都給你五大爺（他那個殘疾哥哥）隨禮，都是幾百塊，這個錢你不得還人家？”

我當時既覺得無比可笑——長大後，父母一些言論縣得那樣沒有邏輯——又無比可憐、同時也非常生氣。開始我還反覆講道理，後面我們互相在電話裡吼起來，他指責我“你讀書都讀哪去了”，我說“我不結婚不買房用不著別人給我隨禮，我也不欠誰的”，我們歇斯底里地吼了一會，他終於崩潰了，把電話掛掉。

可我也說不上贏了。我在微信上把我的觀點再次陳述了一遍，又把剩餘不多的積蓄轉給他了一些（畢竟他的貧窮讓我心驚），最後蒙在被子裏，像這二十幾年來每次想到原生家庭那樣，哭了一會兒。

但我發現自己不再懼怕成為一個歇斯底里的人，我也不再懼怕直面親情的真相，即意識到對於父親，我的內心深處也许懷著巨大的仇恨——所謂的「愛」，只是一種摻雜了同情與道德重負的幻象——就像《卡拉馬佐夫兄弟》所寫的那樣，我渴望殺死父親——就像我幻想如何去和樓上的鄰居爭吵一樣，只不過用一種隱密的方式，徹底地擺脫這個夢魘。

我更懼怕的是童年時住在樓下的那個女人，她的眼神永遠透露出絕望。我不想再做一個只在夜裏嘶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