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闾丘露薇：我所理解的世界 | 围炉 · NYUSH

2021 年 4 月 1 日

闾丘露薇，前凤凰卫视记者、主持人。2006年获尼曼奖学金后前往哈佛大学进修，于2018年5月结束攻读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大众传播学博士学学位。现任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助理教授。

“战地玫瑰”，“全球首位进入阿富汗腹地采访的华人女记者“，这些是大众眼中的早期的闾丘露薇；她于2015年离开凤凰卫视，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求学，2018年毕业回到香港，她选择投身学术界。身为学者的她仿佛又与早期观众记忆中的记者形象有些不同。在这次采访中，闾丘露薇谈了谈她做出这个选择的原因，并与我们分享了她所理解的世界。

邹 = 邹思敏

韩 = 韩欣遥

闾丘 = 闾丘露薇

邹 | 可以先谈一谈您是如何看待“战地女记者”这个标签的吗？

闾丘 | 在这个问题上，我其实可以算作是性别不平等体系的得益者之一。之所以会有这个标签，就是因为我作为女性，做了一件社会主流可能认为不应该是女性去做的事情。最早我被贴这个标签是2001年我去阿富汗的时候（注：闾丘露薇在2001年进入阿富汗腹地喀布尔对阿富汗战争进行报道），在那个时期“战地女记者”可以算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标签，也是媒体发布新闻的一大卖点。等到阿拉伯之春（注：2010年年底在阿拉伯国家和其它地区的一些国家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主题的社会运动）的时候，各家媒体都纷纷开始派女记者去当地采访了。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结果来看这确实也给了女记者更多报道的机会，从这个角度来说，算是正面影响。而且这些年下来，我也感受到了社会在性别平等意识上的进步。你会发现观众就很少关注记者本身的性别了，而是开始去关心记者所报道的事件本身。同时我也会希望像“女司机”“女博士”这样前面有女字的标签渐渐地会越来越少。如果这些标签依旧存在的话，我们就需要去关注它们存在的原因，并寻求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

邹 | 可以谈谈您早年辗转多地的经历对您的职业生涯有过什么影响吗？

闾丘 | 我在内地生活的时间是八十年代（注：闾丘露薇出生于上海，毕业于复旦大学哲学系），那个时候可以算是很黄金的一个时代，我很多对于哲学、对于人生的思考其实也都是在那个时代读中学的时候形成的。到了香港之后，就开始做记者。我常开玩笑说，其实我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如果不是得益于两地媒体制度的不同，我在内地可能是做不了电视台记者的，我也很感激当时香港的环境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

2006年我作为尼曼学者前往哈佛学习进修，正好遇上了互联网兴起的浪潮。当时美国记者们对于新闻业现状是很担忧的。一方面是害怕自己被应运而起的博客所取代，另一方面也是担心传统纸媒行业很难适应网络技术的冲击，因为纽约时报这些大报都要求记者要“一脚踢”（注：粤语词汇，指一个人包揽所有工作），你同时要写报道，也要负责拍摄等等。但是当时的我却非常的兴奋，因为当时内地的情况与之不同，正是因为有了博客、微博的出现，我才可以把很多之前无法传达出来的信息用我自己的平台写出来，并与大家分享。我觉得这是对社会、对公众非常有帮助的。可以说，正是因为内地、香港、美国三地政治制度和媒体制度的不同，我才能得益于此，来利用和整合各地的不同的技术与平台，以此更好地服务中文世界的受众。

邹 | 作为一个媒体人，在撰稿时做到客观冷静是一个很重要的品质。但往往在撰稿的背后会有一些不可避免的“动机”，这些“动机”可能本身就与你自身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有关，那您觉得该如何处理由此带来的潜在的报道偏差？

闾丘 | 可以说没有一家媒体或一位记者可以展现出一个完整的事件报道。首先事件就在不停的变化之中，这对于报道的完整性产生了阻碍。另外，对于一个记者来说，自身掌握的资源肯定是有限的，在进行报道的时候，面对一件复杂的事件，往往你接触到的可能也只是一个角度而已。比较理想的状态当然是可以由很多家媒体去报道同一件事情，去提供不同的点和面，这样最终呈现的信息面对我们的受众才是最公平的。最担心出现的局面就是整个报道中只有一个声音，只有一个点或面，那就必定会对大众了解真相产生阻碍。

对于我来说，作为记者可以有两种状态——一种是被动的任务接受者，另一种是主动的任务制定者。从第一种来说，你被分到的任务可能未必是你想做的或擅长的。但完成任务是你的职责，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锻炼和学习的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会选择多做相关调查研究来减少偏见。一旦遇到自己不太懂的领域，我就会搜集很多资料，并且请教一些在这方面比较有经验的人。可以说一个很有效的方法是把别的媒体已经做过的相关报道都看一遍，以免造成偏颇的、不全面的报道。

另外一种状态，像我到后期已经比较资深，就可以自己决定我想做什么。可以说这里面一定是有我自己的议程的。比方说我很关注性别议题，那我就会去尽量多做一些这类话题的报道。我觉得一家真正对社会有责任感的媒体一定要有议程设置的能力，在大部分的人可能还没有关注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不仅要看到问题而且还要把它提出来。2011年开始我们（凤凰卫视）就已经开始做关于性骚扰、嫖宿幼女罪、家暴立法、性工作者生存状况、一胎政策是否合理等等这些话题，可以说是在同行里做得较早的。可惜的是，当时没有太多其他媒体一起跟进，所以结果就如同把一个石子扔进一个大湖，只产生了一点点涟漪而已。因此我一直认为在做新闻报道的时候，需要有很多不同的媒体一起去做，才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对于有责任感的媒体来说，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去思考去关注到哪个议题才是对公众真正重要的。

邹 | 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离开新闻界转身投入学术界的呢？

闾丘 | 我在过去的十几年一直在写专栏做评论员，但自己的能力和知识积累也就是这么多，很多研究方法也没有学过，当时我就觉得再这样下去其实也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会希望通过去读完这个博士，并经过系统的学术与写作的训练之后，我进行大众写作的能力可以得到提升。我不想把大众写作写的太学术，因为这对于大众来说阅读起来太过枯燥。但至少在经历了学术的训练之后，我会采用一些不同的出发点，再运用一些理据，去支持我的一些论点，这就会比以前要严谨得多。在有了与学术相关的思考之后，再回看我以前的或者我同行的一些评论文章，会发现文章里的论点的逻辑关系并不紧密。虽然我以前写专栏的时候对于论据已经很小心了，但还是会轻易的下结论，尤其是把一些观察到的现象普及化，然后就轻易得出一个普及性的结论。经历了过去三年的学术训练，我这个以前的毛病确实是被改掉了，现在我在写作的时候会再三确认论据的准确性，也会考虑到每个细节。

当然我觉得做记者，媒体人也有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写的文章很快就可以与公众见面，所以它触及到的问题非常吻合公众的关注度。然而作为学者想要做到这一点就很难，首先是因为一篇学术论文从写完到发表，耗时就有一两年或两三年；其次是大众未必有兴趣看学术性的文章。花这么长时间写出来的学术文章，可能要到发表之后一段时间再探讨的时候，它的意义才能凸显出来。不过，在新兴媒体上发表的一些大众写作，很快也就会被遗忘。所以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各有所长。

不过我也认为学术界的人不应该太埋头于学术，从而忽略了大众，因为作为接受过学术训练的学者，他们有责任去回馈一些给社会，不论是通过大众写作这样一个方式，还是说通过接受媒体采访，去回答一些问题，分享一些你的研究结果又或是你的一些观察。虽说我不能要求别人这样做，但我是一直这样要求自己的，在我读博士的三年里，我停掉了所有以前的专栏，专心研究学术。现在我又开始慢慢将写大众专栏的习惯恢复起来，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必须要做的事情。

韩 | 近年来社交媒体热度不断攀升，很多群体都把社交媒体当作主要的发声渠道之一。但这种大众普遍参与的发声往往缺少一定的组织、监管。在一定程度上，鱼龙混杂的声音往往会使得一些问题（就比如说中国的米兔运动）更难解决，您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

闾丘 | 首先，米兔在中国有没有成为一项运动，或者说能不能成为一个运动，都是一个问号。因为我们对社会运动的定义是有不同人和群体在同时推动一个目标，但是米兔在中国的出现形式都是一个一个的个案，并且在这之后并没有政策的改变或者系统性的回应。因此我不觉得它是一个运动。

至于从平台的角度来说，在社交媒体上很多事情都是言论自由的，因此可以依赖的事实确实是很有限的。照理来说，给大家提供各方信息事实是媒体的责任，但在国内，媒体在这一块作用上是缺席的：一是可能没有兴趣承担责任，二是也没有空间去操作。因此，在接收正规媒体的信息这一端，受众得不到经各方核实过的信息，就没有办法去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在社交媒体这一端上，可以说，每个人都利用社交媒体为了自己的个人利益说话，这本身就是社交媒体的特点。大家都是站在不同的立场上，所以自然会产生对同一个事件的不同的看法。我们也要去适应互联网的生态，要去接受互联网千奇百怪的声音。

而就围绕性骚扰的各种争议来看，我会觉得这些争议是性骚扰这个话题本身的一个性质。由于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双方之间的事件，即使有记者的介入，也很难去界定它，而在大众的讨论中，也只是看你选择要站在哪一方。目前的社会环境对于被害人来说是很艰难的，我本人会选择站在勇于站出来的被害人一方。在我看来，几乎没什么人会为了诬告或者报复来编造一件事情，并且愿意承受很大的随之而来的压力。我会觉得，如果已经有那么多那么多的细节和作证提供了，大部分受众还是不相信，那这也可能是反对性骚扰在中国发展不能壮大的原因吧。

韩 | 我们都是社交媒体和网络的受众, 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判断事件的真假呢?

闾丘 | 我觉得在面对网络初步资讯的时候，先不要那么早判断真和假。作为受众，你要学会判断这是否是一手信息，或者有没有可以用来交叉证实的信息源。比如说在网络上面看到“根据什么什么的报道”的时候，你可以自己去调查：这个所谓引用的报道到底是什么，它所属的媒体是不是有这个报道。同时也要学会甄别媒体的性质，对于一些经常提供假新闻的媒体，如微博上的一些营销号，就要谨慎对待它所传达的信息。媒体本身当然需要具有专业素养，但作为受众你也不能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媒体身上。作为一个互联网用户，你会转发且推送，那这样你本身也是一个内容生产者。你可能无法要求到别人做到那么的专业，但是你自己的这一关一定要把好。

邹 | 最后可以谈谈您对当代大学生有什么建议吗？

闾丘 | 我一直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是比我们老一辈要厉害。可以说现在这些年轻一代受过系统学术训练的学者们，他们写出来的文章与我这个年纪或者稍微再年轻一点的所谓公知们的观点相比，要为鲜明，更加的准确，也更贴近实事，更为科学。这也证明时代真的在进步。作为大学生，他们利用自己所受到的良好的学术训练，带着提升公众的意识和认知水平的希望，来回报社会，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的。

然而我会觉得你们这一代年轻人也分很多种。有一些是相当的有社会责任感，甚至让我觉得非常的惭愧，这一部分人群不只是在网络上发声，还会身体力行地去扩大影响力，那对于我们较为年长的人来说，我们就需要去支持他们，并且给他们一些空间。相反的，另外有一些学生可能就很精明，在知道发声会带来后果了之后就会选择沉默。剩下的大部分的年轻人是被夹在中间的，可能就在犹豫该不该发声，该如何发声。对于这部分大学生，我就会建议说发声是应该的，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在保护你自己。我们就拿这个性骚扰这件事情来说，如果你自己有了一些遭遇，你不说出来的话，别人是没有办法帮助你的。所以当你自己遇到不公的时候，首先要做到的就是想办法把它说出来。其次当你发现身边的人遭受不公的时候，如果你有一定能力的话，那首先就需要去关心一下，如果你觉得自己能力足够的话，那就需要去给予这些人群足够的支持。

当然你不能去左右别人的选择，但我的建议是，一定要有同理心，这是很重要的。并且如果你没有勇气去那么做，看到了别人在做也不要去批评对方为什么自讨苦吃。我认为能在目前的环境之下做到这两点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了。究其根本是要有同理心，这同理心是对别人也是对自己，你也要对自身遭到的不公很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