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之后，我常常感到不想再管这个世界，爱才是我最迫切想要的
写这篇漫长的流水账主要是为了自我疗愈，它帮助我处理过去两年积压的情绪，记录对我而言重要的时刻，也尝试形成积极的叙事。我从去年年底开始写，但是举步维艰，原因是我常常一写就会被情绪淹没，然后难以再面对。我不断迫使自己捡起来继续写，但是又不断逃避、宁愿就这么放下。
疫情给很多人带来了巨大的创伤，正因如此，我们会暂时失去讨论它的语言和容量。作为公共事务，它没有推动社会的反思和进步，但它给个人造成的影响也同样难以被address. 对于后者，我们私下都有很多的功课要做。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应对创伤的方式。只是我发现，我在表达上的无力感，最后只能靠表达来突破。
Trigger Warning：文中有涉及抑郁、死亡和幻觉的描写
我会一直想到死亡
我会一直想到死亡，想得无法自拔。
我家住在17楼，这其实是这个城市少有的高层公寓。当初选中这间一居室，也是因为它可以俯瞰半个市中心景色，尤其是朝西的客厅落地窗，常常能将满天的落日余晖尽收眼底。
在去年1到2月份的一段时间里，我每次经过这面落地窗，看到窗外覆盖了一半白雪的阳台，脑海里都会浮现自己从那里跳下去的画面。那时正是温尼伯最冷的时候，窗外每天寒风呼啸，大雪茫茫。
我想象过很多非常具体的死的方式，感觉，心境，还有周围人可能有的反应，尤其是亲朋好友可能有的反应。虽然并没有真的试图自杀，但是却感觉正在走向死亡，离死亡很近，近得能看清它的眉目。伴随着这种想象的，是已经破碎的自我，和放眼望去看不到出路的生活。和他人的连接变得遥远、模糊又抽象，其中最牢不可破的关系，就像一根细细的线拉住了摇摇欲坠的我，但随着我在变得更沉重，它好像随时都可能断掉。我经常思念父母，就好像不断去确认那根线的存在。
对死亡的想象引发了强烈的死亡焦虑。我意识到有焦虑是好事，说明我还没有被彻底吸入自我的黑洞，还能从旁观者的角度监视和检查自己，反复将自己拉回现实。但我的心力又仅止于此了。我感到精疲力竭，于是恐惧有一天自己会被那虚无掳去心神，会被它突然抓住，就那样放弃抵抗。
像身在一个密闭的、一对一的谈判现场，被迫赤身裸体地和死亡对峙，与它斡旋和协商。但是又不能离开，甚至无法躲避它的注视。我无处可躲，只能不断拖延时间、讨价还价；不断在死胡同里原地打转，争取拉开一点和它的距离。
而我也确实身在一个物理的密闭空间里——温尼伯的冬天漫长严酷，下午四点就已经天黑。平日我很少出门，没有公共生活更没有私人生活，只能自己和自己呆着。我一直居家工作，一天到晚都面对屏幕，没有除刷社交媒体之外的社交活动，时间一长，感觉自己情感退化，知觉麻木，连话都不知道怎么说了。生活贫瘠到乏善可陈，只是试图挨过日复一日的时间罢了。
当时北美正是奥密克戎肆虐的时期，我那个月就出门了那么一次，坐了一辆除了司机之外只有我的公交车，去了一个空空荡荡的超市，回来就莫名其妙中招了。我发了三天的烧，把症状挨个走了一遍，也有想过会不会一个人死在家里。
抑郁最严重的时候，我有两三天的时间不吃东西，有一个多星期的时间难以动弹，只能终日躺在床上昏睡；之后还有更长时间在暴饮暴食，无法控制地摄入高盐高糖高热量的食物，任由它们变成身体中的垃圾，脂肪堆积起来四处溢出，我发胖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
我总算明白为什么抑郁患者无法求助了。他们深陷在这种自我的缠斗里，被螺旋下沉的精神黑洞给卷入，连这一点点向外的能动性也没有了，甚至连正常行动的神经功能都失去了。我忘记了我所掌握的语言的力量，它们全部变成了利箭刺向我自己，无时无刻不在审查、鞭笞着我自己。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羞耻、自责、悔恨，都在语言的渲染下无度地膨胀，那些极具破坏性的自我贬低，充斥着每天我与自己的对话。
每天早上一睁眼，第一个念头就是自己是个废物，而这个废物又老了一点。
我很难想起自己在疫情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想必我连人格都改变了，自从和死亡有了接触、并打开了对它的想象之后。我并不是突然失足跌落到死荫幽谷里的，而是这三年来我一直在走向它，一直在往下沉，有试图维持但是没有起色。人生竟每况愈下，处处事与愿违，我所能做的全部只是在这坠落的过程里保持体面，但跌到谷底后我连体面都没有了。
抑郁是荒芜的精神，肥胖是废弃的身体。我像个被搬来搬去的垃圾桶，被这个世界随便扔垃圾。我们不是自己的主人，只是这个世界的末梢神经和表皮细胞；当它生病了，我们就传递分担它的痛苦，或是在新陈代谢中被脱落淘汰。
死亡。
死亡是自我边界的消融。我再也无法感觉到我的身体我的皮肤我的心跳了，我和周围的宇宙融合成了无限，所以我再也无法界定“我”在哪里了。外界的信息到底是声音，还是色彩，抑或是气味或触感，都不再有区别。我只是一团真空中的意识，是一堆混乱的代码，随机窜连出破碎的信号。
无数错觉在狂暴的太阳风暴中闪烁，星云的光晕在穹隆上妖娆地绽放，舒展变幻着由粉绿、粉蓝到粉红的娇艳色彩，在静止的时空中形成一轮轮炫目的极光，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炫目的光彩，简直就像进入天启之中。
没有时间了，只有永恒。永恒漫长得就像死亡，在死亡里我被迫清醒着。我被困在了永恒所做的一个梦里，我的一生都是它梦里的一个念头，而我通过死亡看清了全部真相。世界像个彩色的肥皂泡泡般转动着，我忘了自己是怎么进入这个泡泡里的。这里没有前因后果，没有历史，一切的意义都灭失了，我像是一段嘈杂却空白的无线电信号，被放逐在这无穷无尽的虚无里。
如果我在死亡里还有意识，从这样一个终点回想之前盘根错节的来路，就会发现这是一场巨大的阴谋。我遇到的每个人、经历的每件事、自己所做的每个决定，每个偶尔的意外，都是如何把我一步步引诱到死亡这场宿命里的。这真是一场精心计算、旷日持久的诱捕。这个世界原来就是为了这场诱捕而编织起来的。真是荒诞至极。
现在它抓住我了。
我知道一切都太晚了，一切都太远了。我的身体被遗失在一个不知道的角落里了。被压倒性的恐惧夷为平地的记忆下，是汹涌的悲伤，像一条深不见底的地下河。我是谁？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了，但我想起了遇见过的一些人，她们是我曾经存在的证人。我必须和她们做最后的表白，告诉她们我知道的真相。即使我已经拼凑不出她们的模样，即使我不知道她们是否也存在。
我尖叫着粉碎了，碎片随着人格的骤然崩溃而炸开，散落一路。然后，残留的我像个初生的婴儿一样缓慢地往回爬，又循着逆时针的方向把一片片碎片找回来，凌乱凑成镜中世界的摸样。我和这个镜中的世界就这样对望了好久，像金鱼对望着装它的鱼缸，隔着层厚厚的水体或真空。在感官的距离之外，那里一切平常物体都显得无比陌生而新鲜。
我被送去了医院。我以为我醒过来后，就会见到等候已久的父母，我们会抱在一起，电视里不都是这样演的吗？可我等啊等，最后却明白这里只有我，从开始到现在。
我想起了多年前，我和父母大吵后在回家的路上哭了一路的那个深夜。吵架是因为我决意要去纽约。然后一切都改变了，那就是进入这个平行宇宙的分叉口。
我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离开。
我哭得停不下来。我甚至哭着呢喃我长久以来已经耻于说出口的母国的名字。我喜极而泣的是，所有发生在故乡的沦陷可能也是一场噩梦，而现在这个噩梦结束了。
中国人真的是苦大仇深啊
2021年底感恩节的时候，Hari特意从纽约来温尼伯看我。那段时间正是我最忙乱的时候——刚在温尼伯找到新工作，很多新事务需要适应，手上的另一份兼职还没来得及调整时间，下班后又要连轴工作，再加上申请身份有许多繁琐的材料要准备，我每天都处在兵荒马乱的状态。
我曾经委婉地告诉他我会很忙，可能没有时间和精力顾及他，但他说没关系，他只是想来看看我，他可以照顾好自己。我听了后还有一些小感动。
可他的预期总是过高。他在我家住了五天，其中有三天我都是从早上九点一直工作到深夜后直接上床睡觉，其间只有空随便吃点什么。我心里满是疲惫和不耐烦，话都懒得多说，也根本没有更多的关注和情感空间给他，连家里多出来一个人的存在对我来说都是种干扰，虽然我尽量控制负面情绪不表露出来，但也做不到有热情。
他非常失望，觉得我完全不理他，忍不住和我吵了起来，说：“我这么远来看你以为你会很高兴的。”
我当时觉得可笑，委屈的人是我才对。能不能反思一下你的特权？你出生在美国在美国长大，从来没有体会过一个没有身份的人的动荡和挣扎。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人到中年都不用考虑事业和家庭的负担，一心只用追求兴趣和自我实现，当然不明白我迫于生计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困在不喜欢的地方有多痛苦。我每天在网上看到自己国家又出了什么人道灾难，回过头来自己的生活也是一塌糊涂。从里到外，没有一个问题能够解决，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安心。你凭什么指望我进行更多的情感劳动，照顾你的小情绪呢？
疫情期间离开纽约后，我的内心就陷入苦闷之中，但即便是最亲近的人，都常常把我的情绪表达当成抱怨。他们总是说：It’s OK、You will be fine、一切都会过去的、都会好起来的、想开点……到了后面，我干脆闭嘴了。我深刻明白了为什么大多数人想要随大流，因为当你的生命轨迹太特殊，就很少有人理解你的遭遇，共情你的创伤，这种孤立感才是最难受的。
在和Hari最后一次发生矛盾时，我再次为沟通的障碍感到挫败。我无法从头解释我之所以沦落至此的整个语境，这是我们俩无法跨越的鸿沟。我愤怒于这种关系是如此不平等，原本就处于困境中的一方，不但要承担应对困境的劳动，还要承担解释自己困境的劳动。
解释永远都是一种弱者的任务。我不是英语母语者，便更加感受到这种劳动的吃力。
让我更觉得自卑的是，一个人成长在怎样友好、善于回应和提供支持的环境里，才使得他总是自信地要求别人的情感劳动？而我却早已经习惯了无论遇到什么事，都先自己消化自己的情绪。
于是我决定一切到此为止。吵架都是徒劳的消耗，反正也触及不到我真正关心的问题，不如越少麻烦越好。我已经走得太远了，包袱太沉重，心路太曲折，真实的自我被放在层层关卡之中，他没有渠道抵达，我也不足以信任他到可以更加开放。最后两天，我们装作没事一样出去玩。我还是尽量尽到地主之谊，带他去了寥寥无几值得一逛的地方。城市的街道上都覆盖了新下的白雪，怕路滑的时候，我们还会牵着手靠在一起。我说，我还是很感谢你在我最艰难的时候陪着我。
我和Hari是疫情初期在约会软件上认识的。我在纽约约会过不少人，厌倦了总是停留在重复的自我介绍和预热阶段，却难以建立深入的连接。我很久之前就再也不约会白人，因为毫无共情基础，虽然他们个个都很nice，却又均质乏味，交流起来也总有种不搭调的感觉。在严重缺乏公共活动的疫情期间，我又打开APP划到了Hari，他是一个出生在美国的印度裔，有一个同在纽约工作的妹妹，已经去世的父亲是一位跨国商人，而母亲独自住在芝加哥。
我们第一次约会就很顺利，Hari完全没有架子，待人幽默又亲切。我带他去吃了云南米线，他赞不绝口，我们不停地聊天，整个过程都很放松。因为他读书时曾经在清华交换，也在北京工作过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能够讨论很多关于中国的话题，他甚至总是尝试说几句中文。本科从计算机系毕业后，他去读了法学博士，我遇到他的时候，他正打算从一个创业公司辞职，开始攻读数学博士，目标是成为一个研究者。我喜欢聪明好学的人，这种终身学习和跨专业探索的精神也让我觉得很有共鸣。
Hari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尝试新事物的兴趣，而纽约正是探索新事物的最佳场所。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一有空就到处吃喝玩乐，也去了很多地方，留下很多快乐的回忆。但是渐渐地，我便感觉到，我们虽然是很好的玩伴，却很难进一步发展，在某些严肃甚至艰难的议题上有连接，因此他无法触及到我内心最深刻的情感。
这涉及到我所实践的人生意义，其中很大一部分来自公共生活、对社会议题的关注和责任感。相较之下，我的自我实在没有大到能够支撑自己的全部人生。但我在他身上看不到这种超出自我的追求，以及痛苦带来的深度。
我读过一篇王丹阳写的在异乡求学的文章，对她描述的经历非常有同感。作者在温哥华一所电影学校学习编剧，她是课堂上唯一的东亚面孔。她写到她十分不理解她的女同学为什么会在人生第一个长剧本里，写一个无厘头、无中生有的荒诞故事——关于一个想要变成大屁股的富家女。而她却总是在追问意义。
“我的中国朋友说，中国人真的是苦大仇深啊，看什么都不有趣，精神满足的门槛太高！我想是的，一种代代流传的弱族的集体无意识在血液里流淌，所以无法对西方人那种基于无边的自由之上的无厘头有共鸣。”
“我们看任何事物不是就是从追问意义开始的吗？这是中国式教育在我思维土壤里种下的逻辑原点，读书本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一代又一代的人生应有之义，书里的一切无不教会我寻找意义。但当你发现西方人那种意义感稀薄的普遍精神状况之后，不得不反观自己这个族类是不是一直活得太累。但又何以解释，在那种随意、闲散、不自缚的精神之下，他们的飞机和衞星为什么照样升天得比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要快？……”
我曾以为我是一个“中国化”程度非常低的人，对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和文化都无感，比如集体主义。但如今也深刻体会到文化背景对于情感连接的重要。出身于一种高情境文化，在进入西方社会的低情境文化的时候，就像从淡水进入海水那样，有着本性上的水土不服。我仍然很在意对方是否拥有和我能够互相借鉴的经验。正因为有效的沟通都建立在丰富的情境之上，我们才如此在乎事物深层的意义，才如此擅长联想、揣摩语言之外更多的暗示，而那里才是情感藏匿和绵延的地方，如同一个充满历史感的幽深隧道。而低情境文化却需要我能够用精准的语言直接、即时地表达——说出来的就意味着一切。这或许是为什么我在和Hari的互动里，感到被迫要用语言还原出我的所有语境，会让我如此无力。作为一个靠语言谋生的人，当我在语言上无力的时候，就会感到更加挫败。
但我想说，后来我理解了我们双方。当我从泥潭里挣脱出来，开始反思自己和Hari的关系时，我承认他是无辜的，对于我的政治抑郁他没有责任。他幸运生长在一个“历史终结之处”，有权作为一个正常人去自由地探索热爱、拓展人生，也获得正当的情感需求。在我背后像恶灵般存在的，不断消耗我的能量和情感的黑洞是个跨越了几代人的无底洞，任何局外人都不应该被卷入。
阻止我的生活被那个黑洞吞噬，首先应该是我自己的责任。我可以学着不再把我的需求的优先级不断往后推。总是告诉自己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就漠视自己和身边人的情感，不去经营和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否也是我对自己施加的暴政呢？
我早已把她看作抗争的一份子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同一栋公寓楼里认识了一个中国女生Jing。有天回家的时候，我和她进了同一个电梯，她跟我搭讪，随后便很快发现我们住在同一层楼。我们出了电梯后，竟然就站在楼道上聊了起来，聊天内容的一大半都在吐槽加拿大，吐槽温尼伯。
她和我差不多同一时间从美国来到加拿大，也是为了走移民程序，读了一个无比鸡肋的短期课程，学了些也帮不到自己事业方向的东西。我们顿时有了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
人在最失意的时候，能找到一个可以一起抱怨的人都是救赎。
后来我发现她就是传说中的社牛。通过她我认识了她的室友，一个在省政府工作的中国女生，然后还有其他好几个住在同一栋楼的中国人。我和他们没什么共通点，就像逃难路上掉队后随机凑在了一起的难民，互相都没得挑。但那段时间我绝望地想要认识一些朋友，所以大家有活动的时候我都尽量参加。
Jing对政治可说一无所知，也不了解我关心的什么女权和公民社会等议题，她最来劲的事务就是约会和找对象。但也许是出于医护工作者的照护天性，她会非常耐心地听我讲很多的事，真诚地提出问题，并且从不轻易评判。能做到这点着实比无数“一切都会好起来”式的安慰好太多了。
我们经常互相串门，在加拿大冬天的长夜里有过很多次长聊，因为难以打发的时间实在太多，便可以尽情倒出前因后果细枝末节，也不用担心耽误了彼此。
有好几次我说着说着，都冒出来一种神奇的感觉——“我终于能说话了”，好像自己恢复了语言的能力。
有好几次我在聊天的间隙，抬头看到落地窗外深蓝夜幕下覆盖冰雪的城市，感觉自己在一个舒适而安全的地方。仿佛我曾经失足跌落一个偏僻的悬崖，本该就这样自生自灭，却被一个平凡的路人甲搭救。我在这里无拘无束来去自如，因为她不认识过去的我，我是谁不是谁，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无所谓。
Jing就像随身携带佛罗里达的太阳一样，是个能量马达，会在无聊的生活里想尽办法找乐子。她会不断对我发出邀约，要不要去玩这个？要不要去吃这个？如果不是她在坚持探索温尼伯，我可能直到拿到枫叶卡跑路为止，都对这个地方毫无印象。
酷寒时日，公寓附近的红河结上了厚厚的冰。政府把河道上的雪清扫干净，整理出蜿蜒的双向跑道出来，供市民们溜冰玩耍。在Jing的诱惑下，我专程去超市买了一双溜冰鞋，和她们跑去了河上溜冰。这还是我第一次在天然的水域冰面上溜冰，由于冰面不如人工场地那么平整，自然摔得七晕八素。
Jing又极力邀我去滑雪，我以工作忙为名推脱了几次，内心其实有一点对极限运动的恐惧。毕竟我在前一年夏天才因为尝试攀岩摔伤了脊柱，意识到自己早已过了逞强的年龄。后来，因为加拿大的冬季实在没有更好的事做，我便在油管上集中刷了一波滑雪教学视频，心里有了底，才跟着她去了一个初学者友好的雪场。
滑雪真的是很容易上瘾的运动，其迷人之处就是不断挑战恐惧，以及不断摇摆在恐惧和兴奋的边缘之间的刺激。疾驰在满眼纯白色的雪原上，精神世界会被这种强烈而又纯粹的情感占据。在高速滑行过程中，注意力除了集中在观察周围的环境，就是去控制身体的动作，你会忘记其他一切事物。每次滑下来，常常是精疲力竭，浑身疼痛，但是情绪上非常积极、舒畅，脑子里乱七八糟的垃圾仿佛被扫除得干干净净。
关于身体和环境如何互动，滑雪刷新了我在物理层面上的理解和实践；习得这种新技能是身心一体同时受到启示的过程。对于初学者来说，滑雪其实是颇为反直觉的，不想摔倒，就要保持身体前倾，想要转弯\减速，就得把重心往山下一侧的脚上压。但初学者因为恐惧，会本能地身体后坐，或者把重心往山上倾斜，结果更容易摔倒和失控。而且我还很害怕途中撞上其他滑雪者，却发现越怕就越躲不开。因为人在慌乱之中大脑就会停止思考，也无法给身体下有效的命令，恐惧的本能会夺过控制权，而本能的判断往往是错的。
所以学习的过程，就是要不断用自己的理性去克服本能，提醒自己越是害怕，越要冷静，尝试主动思考，用技巧去驾驭，而不是消极逃避或简单粗暴地对抗。随着经验的累积，我便越发能够洞悉到身体和环境的性能，足以预判滑行中的各种情况，理性的作用便不再滞后，而是逐渐变成肌肉记忆，形成新的本能。
Jing的胆子非常大，属于一个可以用犁式冲黑道的狂人。但我有伤在前，非常谨慎，只能在菜鸟坡和绿道上慢慢练，进步也没有她快。
有一次我们去滑了夜场，当晚气温接近零下三十度，我穿了两层羽绒服才勉强扛住，Jing和另外一个朋友冻到中途跑进服务站里取暖。她们出来后看到我都大笑起来，我剧烈运动后的汗气和呼吸扑在脸上又迅速被冻结，于是睫毛、眉毛、刘海上全都是白色冰凌，一摸头发一缕缕都给冻硬了。
在春天的雪季末尾，我和Jing抓紧时间又去滑了几次，直到脚下干燥的雪粉化成雪渣，变得无比湿滑。我狠狠摔倒，撞进雪道旁的树林，扭伤了左腿的膝盖。疼痛之中，竟发现近在咫尺的灌木从中有一只野鸡歪着脖子打量我，顿时又有点想笑。
令人惊讶的是，滑雪让我找回了自己的身体、夺回了对身体的控制权，并大大恢复了我的能动性——这是我在严重的抑郁情绪和死亡焦虑中所丧失的。当我逐渐学会了对身体做出细节的操控，并且越来越多地做出我设想的动作时，我感觉我的身心又合二为一，且牢牢在地了。
原来我没有放弃自己的身体，它也绝不会放弃我。
我体会到了对大自然的敬畏心，同时又感动于人类的理性和技巧的力量，这项运动也唤醒了我曾经一直熟悉的，在这个世界冒险、和这个世界玩耍的热情，于是我竟然从一个预想不到的出口走出了自我的黑洞。
动力一旦恢复就会有再接再厉的惯性。我还和Jing一起去了健身房，并且在我大学毕业十多年后再一次养成了运动的习惯，勤快的时候，我竟然一个星期有六七天下了班就去泡健身房。
运动真是能保命的，每一次运动，对我的情绪改善都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我收拾好了屋子，停止了暴饮暴食，吃更多的蔬菜和低糖低脂食品，发胖问题得到控制，堆积的脂肪也在慢慢消减。
现在想起来，当时那些困扰我的问题并没有找到解决之道。我靠的是把身体强行调动起来，才打破了精神上的困局，但如果不是朋友的介入，我可能不会这样顺利地走出来。
冬天过去后，新冠疫情接近尾声，我的生活仿佛随着转暖的天气一起复苏。我摆脱了不合适的雇主，入职了一份期待已久的工作，移民程序也顺利推进。我频繁旅行，去了温哥华、纽约、加州，恢复了和很多朋友的走动，重新参与到社群活动中去，一切都在越来越好。
秋天来后，有一次我和Jing开车去从温尼伯一路向南，陆路穿越加美边境，去明尼阿波利斯玩了一个周末，互相拍了很多照片。在单程长达7个小时的路途中，我们一直在聊天。我现在都想不起来，这么长的时间里我们都有什么可聊的？怕不是把自己从小到大的破事都倒腾了出来。
她有时会说，我说的话她有些没听懂，我写的文章她有部分没看懂，但她总是一个忠实可靠的聆听者。在四通桥抗议之后，我和另外一个朋友想要去附近大学里张贴声援海报，她什么都没问就用办公室的打印机帮我打印了几十张标语。虽然她从来未被政治化，但像她这样的朋友一直在通过人和人的连接为我提供支持，所以我早已把她看作抗争的一份子。
温尼伯是个乏善可陈的城市，这里是我人生在最低谷的时候流落的地方，藏着太多的屈辱和悔恨。今后我们一旦拿到身份，多半就各奔前程。但是，Jing让很多好事发生在了这个城市。她改变了温尼伯对我的意义，使得幸存的结局覆盖了失败和沉沦的开头，这让整个故事都不再一样。今后不管我走到哪里，当我回想起在温尼伯的日子，想到的不仅仅是创伤，也一定会被这段经历所激励。
I will carry your heart until it feels strong enough to rise again.
2019年的火人节，是我连续去的第三年火人节，我当时认为，我应该再也不会去了。
那一年给了我最大冲击的是夏天的香港运动，以及之后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它们剧烈地改变了我的情感，让我从自己的国家落荒而逃。落地洛杉矶后没多久，我在心神不宁的状态下进了黑石沙漠，我想暂时逃避现实，躲进这个曾带给我巨大启发和能量的庇护所。
然而，即便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也无法将我的注意力从现实中抽离。我总在无数个空隙中走神、心不在焉，想着在中国发生的一切，难以融入当下。看着周围狂欢的人群，我反而感到极为荒谬和可笑——现实中正在发生如此重要的事情，人们在受苦和求救，而我们为什么聚集在一个虚幻的乌托邦里自娱自乐、自欺欺人？
那一刻我笃定地明白了自己的责任从来就在现实中，而不在这些所谓的大型社会实验、身心灵探索活动里。
转眼三年过去，我再也没有回过中国。经历了一场完整的疫情，颠沛去了另一个国家；我和很多行动者一样没有姓名，投入西西佛斯式的徒劳抵抗里，也遭遇接二连三的生活、自我崩塌的时刻，已然感到心力交瘁。
2022年我用了大半年时间来一点点把碎掉的自己归拢，然后再黏在一块。在漫长的修复工程接近尾声的时候，暌违了两年的火人节回来了。我又想起了它曾经教给我的爱，那些人和人之间最纯真、最炽烈的连接。就算它像是一个架空的剧场里的表演，但我们都曾入了戏，动了真情。
我实在太想念、太渴望重温那种爱了。疫情之后，我常常感到不想再管这个世界，爱才是我最迫切想要的东西。
因此，我内心里把火人节当成了这场治愈之旅的终点。我想在那里切断外部世界的干扰，把所有关注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向自己问出那些最重要的问题，去抵达这最后一程。
在准备去火人节期间，我又重新和加州的朋友联系上了——我们在疫情期间几乎没有交流。我还记得那一天，小西打电话和我商量组织工作，我终于又听到了她久违的声音。没想到我们俩一开始询问对方的近况，就迫不及待地把三年来的种种遭遇都倾诉了出来。然后我惊讶地发觉，我们都各自跌入过人生的谷底，而我们的心路历程竟然这么殊途同归。
我们在电话里就忍不住哽咽起来，那一刻我们隔着美国的整片国土，多么想马上紧紧拥抱在一起。不忍想象彼此在最痛苦的时候，都是无比地孤独、无助，但知道原来这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竟然也感到莫大的慰藉。
我们在火人节上见到了一些老朋友、认识了更多第一次参加的新人，但时隔已久，也有很多人失散了。我们聊起他们，于是很多非必要的思念都有了着落。
今年火人节的气候十分严酷，或者是我们太久没回来，早就忘记了吃过的苦。记忆中有一半时间都在刮沙尘暴，单薄的营地帐篷被吹得七歪八扭，铺天盖地的灰尘笼罩整个playa，视野所及都是白茫茫一片，风沙吹打在裸露的胸口和小腿上甚至有些疼。
有一次我们拼命穿过肆虐的沙暴躲进中央帐篷里，衣服、皮肤和头发上都布满密密麻麻的灰白泥点子，早已看不出原本的颜色。还有一次，我们在深夜闯进沙暴里，就像沉入了浑浊的深海，难以辨明方向。循着中轴线上摇摇欲坠的火光，我和小西艰难地骑到了神庙，随即被眼前的景象震撼。神庙在弥散的霓虹灯光中出离魔幻，像一颗巨大的星星坠落在无人的秘境，四周黑暗压境，而它暗自散发着玫红色和幽蓝色的能量。
第四次来火人节，再也不复第一次时的新奇和惊喜。很多曾经震碎三观的活动都不再吸引我们，如今我们看着那些初来乍到的新人，就像看着曾经的自己——年轻人每天都很兴奋，并带着强烈的FOMO情绪想在短短几天内尝试一切。
我回来后唯一想做的事，就是去神庙里待着。神庙是一座流动的死亡博物馆，是一个探索死亡的安全空间，每一年我们都从中看到无数新晋死者的面孔和故事，并在这些死亡群像的围绕下思考自己的人生。它帮助我获得平静，释放情绪，并赤裸裸地面对为人的脆弱。
在我心里，神庙是火人节真正的灵魂所在。如果没有死亡的显形和坐镇，这里的一切狂欢都没有意义。当太多人的情绪和念想聚集在这里，它仿佛形成了一个特殊能量的场域，让我的精神世界变得纯粹，并能和在场所有人产生共鸣。小西说，她每次接近神庙的时候就会想哭，而我发现我只能在这里完全打开自己的情感，有些深藏心底的话，也只能在这里说出来。
当我接近过死亡后，就固执地认为，对死亡的感知是人的分水岭，知道死亡和不知道死亡的人永远无法同频。人只有对死亡有了理解，才能真正理解人，以及人世间的很多事情。
我们到达黑石城的第一天晚上就迫不及待去了神庙，原本以为只是先看看它的摸样，没想到进去了一坐下，我们便不知不觉开始诉说。其间认识我们的人来了又走，但我们完全沉浸在越来越深入的对话里。
我们聊了三个多小时，大半时候都在哭。眼泪不住地淌下，抹也抹不干净。我们竟然积累了那么多创伤，在那个平庸而粗暴的物质世界里迷失了那么久。无法释怀、无法消化，伤害就那样发生了，并且将如附骨之疽般长久蚕食我们，我们至今无可奈何。
后来我们又去了神庙好多次，在烈日当头的白昼，在寒冷瑰丽的深夜，在日出和日落的清晨傍晚。人们来来去去，留下情诗与纸花，我们目睹神庙渐渐被祭奠之物填满。
我对小西说，我想把中国新冠疫情期间那些无名死者的名单放进神庙。我其实在来火人节之前就想准备，却又没有做——像太多我掐灭的念头一样。她说想帮我完成这件事，于是我们特意去蹭了隔壁营地的星链，从网上下载了民间整理的名单，然后她再一点一点用拍立得翻拍出来，郑重放进了神庙里一个显眼的位置。
有天深夜我们从神庙走出来时，沉浸在思绪里的我突然说，我觉得我实在不够勇敢，有太多事情，我都懊悔自己没能做到。小西坚定地回应说，你已经很勇敢了。然后我们停在半路，面对深沉的荒野夜色，借着神庙一点光芒看清彼此的脸，又开始长达数小时的对话。
我发现每一次她都能往我心里靠近更多，她也总是愿意为此等待足够的时间。终于在某个时刻，我感觉她就要碰触到我内心最脆弱的部分，我能够交出那个部分吗？我想是可以的，我是如此信任她，以至于轻松解除了所有防备。
当她温柔地碰触到那个最脆弱的部分，就像累积的伤痛都被抚慰，我感受到了巨大的治愈。人是多么奇妙又可怜的造物啊，必须依靠他人才能确认自己的存在价值。仅仅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打开我的心扉，愿意走到尽头，去看看我的心，哪怕她什么都不做，我也觉得自己被拯救了。
那个时刻是只有天时地利人和时才会发生的，如此顺其自然又不同寻常，我对此充满了感激。每每回想起来，我都忍不住湿了眼眶。这份爱超越了任何我曾经知道的形式，即便它无法时时刻刻在我身边，但是有过和没有过，就是质的差别。
而甚至更重要的是，我知道我也能够为她做同样的事。尽管我是一个被耗竭、被打碎的人，但比起世界上千千万万人，仍然是我能够接住她，给她深得其心的启发和勇气，这让我不再觉得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
我害怕我的无能，但这并不是资本社会所要求的工具的能力，而是回馈这些朋友和社群的能力。我想起第一次来火人节的时候，有个burner说：“不要害怕自己没有能力，你有能力去爱，这就够了。”听到这句话我反而更觉自卑，因为我缺少的正是爱的能力，这么多年以来，我还在试图建立这种能力。
我们在火人节里几乎形影不离。有一天晚上，我们走进了playa上一座炫酷又诡异的荧光色祭坛，祭坛的四壁上写满了英文诗句。我指着其中一段的最后一句话，一字一句地念给她听：
I will carry your heart until it feels strong enough to rise again.
火人节最后一天，神庙被烧掉前，黑石城开始准备大撤离。黄昏时分，burner们都在忙着拆帐篷。我和小西、彤彤和Grace一起最后一次骑车去了playa。夕阳西下，沙漠上热度褪去，温暖的地热混合着迎面一阵阵凉风，是难得的惬意。空阔的playa十分静谧，只听得到我们的自行车轮转动的声音，山背后的余晖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们喜欢在人群退去后再去看望playa上的艺术装置，悠闲地拍几张照片，这变成了我和小西在火人节的保留节目。这次，我们走到了playa的深处，发现了一个之前我们错过的装置，两个巨大的镜面人像手牵手矗立在荒野上，身上倒影着远方地平线上的山脉和夕阳。
更令人惊喜的是，塑像的脚下停了一辆花车，花车旁的空地上，有一个DJ在悠闲地打碟，周围的人在没有边界的舞池里或坐或躺，或随着迷醉的音乐起舞，尽情享受这最后的欢聚，仿佛火人节才刚刚开幕。
我、小西和彤彤也忍不住随着音乐舞动起来。这时我无忧无虑，全身心沉浸在当下，被纯粹、平静的喜悦笼罩，美好到仿佛被神降下的祝福选中。
“太开心了！”我们反复说着，都笑开了花。无意中，我看到彤彤笑眯眯的眼睛里流下了两行泪水，我的眼泪竟也一下子夺眶而出。那时我真切地体会到什么叫“喜极而泣”。我们又哭又笑，三人握着彼此的手，长久地对望。比起第一天在神庙里的促膝长谈，此刻情感的流动不再需要语言。时间仿佛静止了，世间只剩下我们在彼此眼中的存在。
火人节最大的魅力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一切事件都是即兴的，在某个你没有准备期待的时刻，它就会catch you off guard. 而这一次它也没有让我失望。临近结束的时候，我明显感觉我和小西的挣扎平息了，我们的脸上出现难得的笃定，我们卸下了来时背负的包袱。
过去几次，我都抱着诸多问题而来，期待下一年会有转机，却是一年比一年更没有着落。但这次，这惶惶不可终日的惯性总算触底了。在剥除了沉冗的自我、扯断了与过去的羁绊后，我重新归零，也前所未有的轻盈，正被这个马不停蹄的混乱世界裹挟着，无可抑制地上升。
那晚，看着神庙燃起大火，冲天的火光照亮了夜空的黑云时，我感觉自己也随那万千明灭的星火一同升腾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