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史老師：是否一定要記住六四，才懂得走出來抗爭？未必。

早前專訪了用10年時間寫出《六四十問》的香港中學中史老師許偉恆。東家篇幅有限，都未到所謂“未能盡錄”的程度。除了用十年寫書這樣的標準步故事之外，與許老師的討論，對於我而言，更有趣的部分，則是觸碰——並試圖解開——近年香港對六四問題在“記憶與遺忘”框架下、與年輕一代的痛苦糾纏。

不難發現，每到六四，就會有人（媒體也有，政團政黨也有），拿著六四的圖片（比如坦克人、廣場機會照片），做街訪，問中學生，知不知道是什麼事？答不出來、答不對、不敢答、不願答的同學仔很快就有成為一種世代形象標籤：“冇啦冇啦，依家啲後生仔唔知六四係乜”“洗腦/冇腦”“恐懼已經植入”……

如“豬心記者”這樣資深的教育記者一再批評這種採訪和報導手法，並試圖為受訪的青少年呈現一個完整的思考和表述，是難能可貴，也是杯水車薪。

記憶是什麼？要沒有經歷過的人建築起記憶，又是一種什麼想法？沒有一個特定項目的記憶又如何呢？“記憶與遺忘”的框架可以往前走嗎——畢竟它已經面對著一個往前走了的世代了？當我們問其他人為什麼沒有記憶——以及沒有我們期待的、建基於記憶的情感共鳴和道德責任的時候——其實我們是想要什麼？

問：香港市面上多不多像《六四十問》這樣定位是普羅、通識的講六四的書？

答：關於六四的書很多，有幾種，一種是回憶錄、訪談錄，這當然受制於傳主，比如趙紫陽《改革歷程》，集中在高層權力鬥爭，王丹、封從德的，視角則主要放在民運發展。研究專著研究性質、敘事性質比較多，當讀者已經知道很多，再縱深去講，基本的脈絡概念未必會提供。我這樣寫是因為，在坊間，如果我們要了解六四整全的歷史，有太多層次，看一本書只能看一個層次，能否看一本書就把這麼多個層次都包進去？這個就是我這本書的目的。我本書的內文會把我剛才提到那些書的內容原文放進去，幾十到一二百字放進去，等於讀者可以看了我的書，就等於看到那些書的精華。

問：你如何整理出這十問呢？

答：一開始我定了10個問題，當然10年前訂的和現在不同。有一些是一樣的，比如死了多少人，經過如何，為什麼會爆發。有些是這一兩年新加入的。有些則去掉或融入某些章節中。新加的是第三問，分析“426社論”的出台，這個是有些研究性質的，其他九問是歸納，沒有什麼我自己的創見。

問：哪一個是最難的一問？為什麼要特別問這個問題？

答：第三問。那一問，如果那個發現不夠說服力，或者拼不出一條線，就基本上作廢了。官方文獻一直描述說是李鵬帶領政治局常委，先定性學潮是動亂，鄧小平之後認同這個定性，最終社論出。但其實真相是反過來。真相應該是鄧小平叫李鵬去做的。

這個說法不是我先提的。而是趙紫陽的秘書鮑彤，他與一個流亡海外的學者吳國光。鮑彤7、8年前從李鵬六四日記發現一些疑點，之後告訴吳國光，吳國光寫了篇文，試圖推翻官方的說法。我覺得他裡面有些東西是一半對一般錯，有些東西不夠準確和仔細。我的第三問是試圖進行一些修正，但我仍同他們最初的看法，即鄧小平操控、帶領李鵬做這件事。

這對我們認識六四非常關鍵。426社論是中共對六四處理的轉捩點。426之前，胡耀邦4月15日，中間十來天，學生有示威請願，趙紫陽主導以疏導處理，但426一出，整個方針就變成強硬。但為什麼在這裡出？因為當年趙紫陽23日去朝鮮訪問，到5月初才回來，鄧小平就是利用這個時期，奪了趙的權，要整個常委跟鄧，強硬對付學生。

我們明白這一點，就更明白，為什麼之後絕食、鎮壓會發生。因為鄧一直想大鬧一場，想一勞永逸地把所謂資產階級自由化、民主自由思潮壓下去。發現鄧426之前已經有動作，就更明白中共為何最終要用武力、為什麼趙最終要下台。

問：你做這本書前後用了多久？中間沒有找過其他出版社嗎？

答：前後用了10年。中間有2、3年沒有理過這件事。2009年開始寫，寫到2014年已經有初稿，但是有打算出，但出不成。（六四）25週年出不到，就打算30週年出。2015到17年就做了另外一些事，沒有繼續寫。

2014年接觸過一間自資出版社，它表示有興趣，也問了一些仔細的內容，比如打算出多少本。但到年中，出版商說不會出了。我不記得是6、7月還是8、9月，但我感覺雨傘可能是一個影響。他沒有解釋為什麼不出了。

問：雨傘運動和魚蛋運動有沒有讓你反思一些書中的內容，或者有所調整？

答：有一些，一個章節講是否應該平反。我原本寫了一些與國家關係比較大的論述，近幾年開始都一些“切割”的論述，一講那種就是“大中華膠”。本來書稿裡面呼籲大家加入爭取平反行列的時候，是有多一些國家、民族情感的元素的，這一兩年我去整理稿件有刻意刪除，希望爭取大多數，希望盡量不要因為這些枝節的論調而影響了他們看這本書。

問：這是你自己認知出現了變化，還是你純粹希望不影響更多人看這本書？

答：我當然不希望當有些人因為看到有這個章節就已經對這本書卻步。第二是我覺得自己認知也有轉變。這十年八年看著香港的變化，大家對中國的認同和關係都越來越低，我想我自己也有轉變。

但我覺得應該要平反，是因為這件事是錯的。南韓光州事件我也會關心，我也會認同人民是對，暴政是錯。我看其他地方的歷史，比如納粹，屠殺猶太人也是錯的。某程度上是世界公民的眼光。縱然我們沒有了國家民族論述去呼籲平反，但仍然要平反，而且那個論述也不是錯的，對上一代仍然有用。但對新一代，我傾向不在這個點上爭執。

問：你怎麼看面對六四時的世代分裂和對立？

答：我很明白年輕一輩為什麼這麼想。

我當然覺得歷史非常重要，尤其是香港和大陸的歷史在近幾十年糾纏在一起，不認識六四，就難以認識今日香港的政治生態。我明白年輕人出於對中國的厭惡而連六四都不想了解，我明白他們，我當然不會認同，但我也不會斥責他們，每個人都有自由去選擇關心什麼，我覺得這件事對一個公民、對一個香港人是應該知道的，但如果他選擇不想知，也不是錯的。

每個人只要在做正義善良的事就可以了，比如有些人的焦點是動物權益，我覺得他也很好，我不會要求每個人都把這件事放在六四上。比如我，我興趣是歷史、對六四也有感受，所以放了精神下去，但我對很多其他社會議題可能是沉默的。所以我不會blame年輕人不關心六四，我當然希望他們知道，我寫這本書是希望他們盡量有興趣知，至於他們會不會看，看了會不會了解更多，我覺得這要交給他們決定。

問：九十後、你的學生，和你是不一樣的，他們不是六四的“同時代人”，你怎麼去理解他們面對六四時候的感受和需求？

答：我每年都有在課堂上教六四，過去十來年，同學們都是有興趣的，他們是想知道多些的，他們是不會睡覺的，這些他們會覺得切身。雖然他們沒有經歷過，但他們聽過上一輩或老師講，看新聞也知道有這件事，但很多時候是很模糊，所以每次教，他們都有很多問題問，也有很多意見想表達。縱然他們與六四沒有同在一個時空，但他們有求知慾。他們關心死了多少人，為什麼會這樣。他們對某些學運領袖的表現也有評價。這麼多年都是這樣。

問：六四對他們切身的影響是什麼？

答：六四與我們現在是很有關係的，學生能否感受到則不太容易。我教通識，我會講今日的中國，有這些現象和危機是從六四來的。比如貪腐、用暴力治國、面對群眾運動會經常動用暴力，這些都是六四開創或擴大出來的。中國現狀與六四有關。

第一大陸目前政治經濟狀況與六四很有關。而六四能否好好處理，與整個國家民主化很有關係。真正的平反一定要伴隨國家民主化，否則平反是假的。如何處理六四，就是如何走中國的下一步。第二是現在還有很多六四難屬，天安門母親、海外民運人士，這一刻平反對他們仍然有意義，因為這些人仍然受迫害、被監控或被不公平對待，幫他們發聲是有意義，縱然未必能影響大局或讓大陸即時處理，但可以給他們精神力量支持下去。

但（學生們）是否這樣認同，則未必。香港與大陸始終有點分別，香港未到那麼誇張，雖然越來越崩壞。他們聽完我講，如果信服，是會明白，但是否就因此而經常關心、對照香港政局，我就不敢說了，要看他們自己有多願意去深入了。

問：你會不會擔心，六四會發生在一代沒有怎麼了解過六四的人身上？

答：這件事絕對有可能。但是否一定要記住六四，才懂得走出來抗爭呢？我覺得未必。我當然期望，無論是大陸還是香港的人，能認知六四多一些，這樣他們會對對手認識多一些。但關鍵還是他們是否願意走出來。有些人對六四認識很深入，但不願意走出來還是沒有意義的。最重要是公民是否有行動。行動不一定是要推翻什麼，而是看到不公義的事情要發聲要站出來，不要覺得這一刻事不關己就不管。我相信的是，每個人都希望有自由，我很相信每個人都有基本良知。政府越來越打壓，人是會走出來。我們看東歐的歷史，共產主義國家倒台，每一個國家都有很多人願意走出來對抗，我覺得這就是人性。

問：初中中史獨立成科一個很大的爭議是，官方課綱沒有包括六四，你怎麼看？

答：我不驚奇，它不可能列進去。香港教育局如果夠膽在香港中史課程加入六四，那些人都要辭職。但一個國家要面對自己的歷史，我認為課程裡面應該有這些事。德國也不會把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抹走，一個可以從錯誤中重新站立的民族或國家，是要直視自己的歷史。

從老師角度，我覺得課綱有沒有不影響，我無論如何都會教，我也相信有些老師無論有沒有都不會教。我當年在中一教中文，我也會教六四，我覺得有需要講，我就會講。我當然期望教育局會把這件事納入課程範圍，因為很多老師都很跟規矩，指引如何就如何編堂，但如果是洗腦式的就當然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