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罪羊》是Siri Hustvedt新近論文集《母親、父親及他者》（Mothers, Fathers and Others）的最後一篇，卻是我讀的第一篇，它講的是一個極其殘忍的謀殺孩童案，所以，設置了Trigger Warning，閱讀過程中我也需要幾次放下書，深呼吸。

紀念雕像與「一日遊」

紀念雕像是開篇提到在美國印第安納州的Indianapolis的Willard Park豎立著一個小小的Sylvia Marie Likens雕像，為了紀念慘遭虐待致死的Sylvia。雕像離事發地3850 East New York Street並不遠，而這個地址也是Sylvia慘遭殺害的「家」。Sylvia被「家」中唯一的成年人/母親Gertrude和她的孩子們虐待而死，其中包括用警用皮帶抽打、冰水澡、開水澆頭、將Sylvia推下樓梯、傷口上撒鹽、用煙頭燙身體、喝尿、吃嬰兒尿片上的排泄物、用烙鐵在她肚子上刻字、性侵、令她住在地下室並不給她食物及導致她脫水等等。Sylvia死時16歲。

反觀事發地，Sylvia被折磨致死的地方於2009年被拆除，但拆除以前該房子是作為「Historic Indiana Ghost Walks and Tours」鬼屋的一部分接受「參觀」的，尤其是paranormal行為的愛好者。很難想像在Sylvia冤魂縈繞的事發地每天迎來送往，接受著心懷各種各樣目的的人的「朝聖」或者哀悼，究竟這種是探訪還是打攪？

在Sylvia慘死案情徐徐展開的情況下，我沒有辦法理解「組團」前往事發地房子探訪的人的心態。縱然這個案子中的Sylvia死於1965年10月27日，可以算是歷史了，但是在知道該案的極其殘忍的細節下還能夠選擇去案發地「遊覽」的，我不知道是什麼心態。

「烏合之眾」的最小單位

之所以用「烏合之眾」這四個字是因為作者Siri是依照Gustave le Bon在1895年的著名著作《La psychologie des foules》（英譯《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中譯：《烏合之眾：群體時代的大眾心理》）來分析在這個社會的最小單位中犯下的罪行。我們常說，家庭是社會的最小單位，在一個家庭中影射的很多問題也可以放大到社會中去，可能是文化使然，也可能是傳統，等等。另外一位法國同時期的學者Gabriel Tarde更是直接指出「社會是什麼？我有答案。社會就是模仿。」對於Tarde而言，這種模仿是從下往上的，是對領導者的模仿，而絕非自上而下。因此，在Sylvia慘死的案件中，模仿是一群孩子來模仿魔鬼般的母親Gertrude，因為她是唯一的成年人，唯一的領導者。1966年，在法庭的詢問面前，參與折磨16歲的Sylvia致死的Gertrude的幾個孩子中的男孩子負責在用烙鐵在Sylvia肚子上烙下字跡的時候按住她的四肢等等，加諸其他的虐待行為，當被問到為什麼這樣做的時候，他們的回答竟然是「Gertie讓我們這樣做的。」他們的暴行是獲得了那個小社會中的唯一至高領導、唯一成年人允許了的。於是，Gertie的五個孩子形成了一個極小型的暴民社會。

1966年5月19日，法院裁定Gertrude Baniszewski一級謀殺罪成。轉而，Siri將讀者帶到了1966年的北京。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的卞仲耘成為文革中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Siri將卞仲耘的死之於文革用「sacrifice」一詞來形容，「犧牲」，被送上祭壇的犧牲之意，而女學生們之所以如此肆無忌憚的實施暴行，其中一個很大的原因也是「孩子們被允許這樣做。國家站在他們的一邊。」（語自Youquin Yang《Students Attacks on Teachers: The Revolution of 1966》）作為「犧牲」，卞仲耘跟其他教育工作者身上是具有象徵意義的。該象徵意義就在卞仲耘這樣的替罪羊的肉身被摧毀的同時被施暴者嘗試抹去，其實，該象徵意義是施暴者忌諱的，是讓他們無法正視的、幾乎無法忍受的嫉妒的所在，因此，施暴者向下授意，用暴力去「消滅」那種承載著象徵意義的肉身。只有在這個帶有象徵意義的肉身被消滅過後，群情激憤才會慢慢趨於平靜。

在Sylvia的案子中同樣如此。

Sylvia和妹妹Jenny並不是Gertrude的親生孩子。她們姐妹二人的親生父母是馬戲團演員，也是小偷小摸問題重重，在親生父母掙扎著養育兩個姐妹的時候，姐妹二人「碰到」友好的Gertrude。親生父母再找這兩個姐妹的時候，發現她們在Gertrude家裡幫助做家務，「友好的」Gertrude告訴姐妹二人的親生父母，「我自己是一個有5個孩子的母親，多兩個也沒什麼，如果平日裡你們要跟著馬戲團巡遊，姐妹二人就可以寄住在我家，幫助做家務，你們寄一點錢給我cover掉就好了。」Sylvia和Jenny的親生父母答應了這個條件，將姐妹二人留在Sylvia家裡，就離開了，跟著馬戲團四處巡遊。而寄人籬下的二姐妹在Gertrude對自己孩子們的授意下生活在無法保護自己的閉門環境中。其實，Siri也討論了在姊姊Sylvia生命受到暴力威脅的情況下，姊姊Sylvia自己和妹妹Jenny其實是可以自由求救的，並且鄰居也一再因為聽到虐打的聲音而出來干涉。

然而，為什麼親生妹妹在目睹姊姊即將被折磨死的情況下沒有選擇去求救呢，只能落於分析。妹妹Jenny因為小時候的小兒痲痹症經常手術，腿腳也跛，可能在長期的忽略中變成了習得性的無助，而且姊姊Sylvia一直是妹妹的實際保護人，那麼姊姊遇到生命危機，無助的妹妹並沒有去主動求救。可嘆的是，鄰居雖然有聽到，甚至在Sylvia死前一晚聽到她在地下室用工具劃牆求救，依然沒有伸出援手，也沒有選擇報警，讓年輕的生命白白流逝。

學者都談到在社會中形成一種模仿的時候，整個crowd就會處於一種類似被催眠的狀態，這種狀態下的大眾會失去思考的能力，僅僅是在盲目跟從下行事，而在這樣的社會中處於劣勢的受害者們自然會有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恐怖感受了。

要消滅的是「自己」還是「投射」？

16歲的Sylvia乾淨、乖巧，她每次都是第一個回到家，幫助Gertrude做家務、打掃房間。她雖然缺少一顆牙齒，因為沒有錢沒有修復，但她儀容都是整潔的。誰想到，就是這樣的一個女孩子，她所代表的象徵意義——乾淨、純潔、與「塵事」並無任何沾染——激起了Gertrude和她的孩子的嫉妒，妒火到了要消滅她的程度。

而各個施暴者在她們的16歲又經歷了什麼呢？

16歲的Gertrude自己已經成為人母，不斷遭受「丈夫」的家庭暴力、毒打而無法反抗還必須養育孩子；而對Sylvia施暴最厲害的除了「母親」Gertrude就還有她自己親生的、當時也16歲的大女兒Paula，然而，同為16歲，Paula卻未婚先孕，承受著社會嫌棄的眼神。16歲的Sylvia對於Gertrude和Paula而言就是她們16歲時的反面——一個純潔的少女而已。這種象徵意義招致的恨可以是如此暴力，在Paula對Sylvia實施暴行的時候，Paula居然可以講自己的手打斷。

Sylvia非常不幸地處於一個寄人籬下的位置，而她的性別、年齡、自身所代表的一切都提醒著給她提供「shelter」的Gertrude和她16歲的大女兒她們自己淒慘、落魄、被拋棄的16歲。她們的不自愛最終將怨氣完全轉向到Sylvia身上。

本來，Sylvia是愛乾淨、整潔的16歲少女，在Gertrude和她的孩子們的折磨下被極盡侮辱，用盡非人的手段將Sylvia和「不潔」聯繫在一起；本來，Sylvia對於兩性關係並未涉及，而真正的16歲懷孕的Paula才是那個「whore」，她們卻反覆告訴Sylvia懷孕的是Sylvia，並且用燒紅的烙鐵在Sylvia的肚子上烙下「我是妓女」的字樣。諷刺且極具象徵意味的是，Gertrude只在Sylvia身上烙下了「我」字就作罷了，接下去的字句是由她的兒子完成的。Siri指出，這個唯一的烙上去的「我」字正是Sylvia作為替罪羊，作為一個施暴者無法獲得的16歲的象徵而被殘忍地放上祭壇的。Siri寫道，如果Sylvia是個男孩子或者是個黑人，可能暴行就完全不會發生的，因為，這場施暴只在同族（均為白人）、同性的情境下發生，Sylvia代表的是施暴者永遠無法得到的貞潔的16歲才被殘忍地殺害的。

在原生家庭的討論中其實一直有「替罪羊」一說，一般跟「Golden Child」相對，指在一個極具操控性的家庭環境中被父母賦予意義的孩子，被當成替罪羊的孩子往往會承受其他兄弟姊妹並不會承受的壓力，有時候甚至是abuse。致於哪個孩子會被選定為替罪羊，並不是有一個定論的。有時候是敢於反抗父母的那個孩子；有時候是說真話的那個孩子；有時候是跟父母長得不像/很像的那個孩子⋯⋯總之，賦予象徵意義的決定權在父母那裡，而被選定的孩子則會一直背負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標籤和其重量，有時候乃至一生

暴力的傳染性

論文作者Siri寫道，暴力是會傳染的。她說即便是為了Sylvia所承受的暴力而寫這樣一篇論文，也依舊是針對Sylvia的暴力。寫和記錄這場暴行就是對Sylvia的再次暴力。當然，我覺得跟去事發地「一日遊」的暴行不同，以論文的形式記錄和討論暴力不及前者超乎想像的病態，但我能感同身受的是Siri說的，記錄這一暴行就好似又再一次細節性地傷害了Sylvia一樣，很痛。可是，Siri論文中給予的思考更能夠讓讀者深思，而這種又至少被我認為是對暴力的非暴力阻擋，希望這個，可以傳染下去。

我非常喜歡這本論文集，它討論了女性、母職、為人父母等等問題。《替罪羊》這篇對我的觸動最大，因為其暴力也因為整個案子中透出的象徵性意義。書籍的封面讓我想起「inner child」，這個住在每個人頭腦中的那個小孩子，那個受傷的小孩子，它有時是那麼脆弱、受傷，可有時，它的憤怒，足以摧毀一座城池。突然覺得，人與人之間的暴行正體現了人之可怕，父母尤甚，也尤見為人父母之重要和須謹慎。

書評•評書｜Siri Hustvedt論「替罪羊」與「烏合之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