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政治化背後的自戀心理

關於政治論辯的強烈程度，在美國普遍是有所批評─而且很大一部分全世界反映且加深美國文化印象的媒體，也是如此。就此提出的看法是如此相似：我們深陷壁壘分明的黨朋之見，居中並無所理性交換意見的可能，乃至無法得到共識或交流。而只要一出現新的問題，就又馬上陷落如此爭鋒相對的成見當中。即便是發生在烏克蘭的戰爭如此般的危機，也無法稍緩文化戰士跟政治運動者所帶來的爭辯。

然而，如此深陷於壁壘分明的黨朋之見，卻無法為公民提供改變現狀的方案，而是使得我們無法採取真正的實際行動。如此相當收到大量當代危機的訊息，使得我們這般幾近無法消受，然而卻前所未有地無法從大眾政治在歷史當中的體制結構中得到連結。我們從不同立場的兩端，相當地執迷於如此「政治爭端」，而無能為力去處理真實政治議題所需的：將如此對社會的不滿跟訴求，化為重新訂定政策議程的理性論述能力，以及如何重新塑定我們的共同一般生活。

有一套頗引人的解決之道，即回到私密生活去。雖伏爾泰曾告訴我們，要「照顧好我們家園」，可當今我們卻是讓自己對之疏離以遠、如此「歲月靜好」。如此使得我們經常得到這樣的建議，是來自那些網路上自身深陷在壁壘分明的黨朋之見的人們，要我們就此打住。更重要的是，如此保持沉默以對的態度，乃是以為如此高度政治的黨朋之見，是一種個人道德上的缺陷，而非就我們實際社會的某種可知回應。

不過事實卻並非如此。如此我們的實際社會乃是創造出我們時代如此扭曲的政治議題。若能瞭解如此，則有助於避免道德化的誡令，而且或許能返還我們私人生活的清白，跟政治運動的如何有能。

我們相當高度政治的黨朋之見，一方面乃是無法就這些表達出自己的偏好態度跟認同中得到連結，另一方面則是無法就集體構想中得到如何影響政策跟形塑社會的方法。而所謂「政治」也就代表的是，公開展現自我跟選邊站。無論是寇蒂茲穿上「向富人徵稅」的晚禮服，抑或是科索恩打擊樹木，這些政治人物的表態則意指吸引眾人的注意。而這些民選官員的所作所為，正是扭曲了一般普羅大眾對於政治的理解，以為政治就是某種自我展現，而不是就某種共同目標取得合作。誠然，合作需要的是每個人有所節制，克制展現自我的標新立異，將這般展現自我的想法轉為更高的目標所服務。

如此的節制乃至傳統理解的政治所指。早在 1919 年韋伯在「政治為一種志業」的演說中，其堅持政治就與自我展現無涉。他認為，政治活動是某種有其自己一套規則的人間生活。然就倫理或美學，我們乃表達出與良善美奐的價值關係，將我們陶冶自己為靈魂純正或有創造力的個人。然而，就政治事務，我們乃是達到共同的目標而努力論述行動，而如此需要我們去向其他人提出訴求並且使其如此。有效的政治行動需要的，就韋伯認為，那是必要時將自我成見擱置一旁。儘管我們可能厭惡暴力，然而政治的統治意味著或多或少用強施的方式逼公民如此行為。而且我們認為的說謊是不對的，政治人物卻不可能如此完全坦承以對。

就韋伯認為，任何想要涉入政治的，必須知道他們不可能遵照自己的道德想像行事，而是必須接受乃至遵循政治群體的規範，以取得權力完成目的。他警告，政治行動者的最基本不該犯的錯，乃是「虛華」或是投注在自我執念的形象上。如此則會淪為爭取權力，並不是為了客觀的共同目標努力，而是陷落在自我執念的自戀當中。如此的政治人物，將會因為陷落在無法為其言行負責而顯得虛華。而且無有客觀的共同目標下，反而追求的權力，只是為自己添錦的虛有其表。

我們當今的政治領袖卻看似如此虛華，身陷在博取注意卻無所實際能力的問題當中。只要去比較那些政治人物像是川普跟裴洛西如何熱衷於尋求鎂光燈，卻無能領導美國就可得知。然而一般民眾也是身陷這種尋求為自己添錦的虛有其表，而無法共同目標跟責任付出。的確如是，諸多二十世紀的思想大家將如此現象稱之為「自戀」如此我們時代的病態特徵。

佛洛伊德在其「心理分析導論講演集」中，指出自戀乃是自我過分投注在自我形象的病態。他將之連結到抑鬱症狀，認為個體對外在世界的退卻，通常是出自於某些令人不快的經驗，而將注意力回到自己身上。而無法得到令人滿意的現實處境時，他們就執迷於自我形象。

然而如此自戀卻注定是徒勞無功，如西蒙波娃在其「第二性」所說，在壓制女性發展的性別偏見社會，容易導致女性的自戀傾向。西蒙波娃指出，自戀的人看似是退回到自我當中，但實際上則是極度需要外在有效的肯定方能維持飄忽不定的脆弱自我。人們如果無法從現實世界的活動中得到滿足跟自我認同，將無法讓自己找到積極正面的形象。女性從男性中尋求有效的肯定，雖然一時之間會讓女性在男性面前很有吸引力，但不可避免地在無法滿足的慾望黑洞下會讓一切徒然，進而讓自己跟伴侶都陷入愁雲慘霧之中。

西蒙波娃希望的是，如果女性在工作場域有更多機會，自戀這種現象就會不再是問題。然而，拉許 1979 年的著作 「自戀的文化」指出，自戀儼然是二十世紀晚期的普遍情形。拉許認為，面對經濟成長然而文化社會發展的問題，像是工資停滯、工會力量的消退、公民機構如俱樂部跟教會等消逝，個人則無法依賴自己專業跟對家庭與共同體的認同，來維繫對自我的感覺。或許很多人對自我展現跟標新立異的百花齊發感到樂觀，但就拉許看來，同志解放、女性主義、以及普遍號稱自我追尋的療癒如此模模糊糊的口號，都是在現實中的邊緣團體，用某種自我執念的幻想去取代實際社會跟心理帶來的不安，而在如此世界洪流中的不安全感，至少能夠建構能夠向他人宣稱自我的形象。

如此「虛華」如韋伯所批評的，換句話說，並非個人問題而是對於如此扭曲社會的心理回應，如此可以理解的。集體的高度政治化，就此而言，可以視為集體自我執念的唯一宣告，而如此不幸的個人要透過分別之心所展現與眾不同，但又同時需要別人關注。

政治如此領域的崩壞，乃是尋求別人關注的高度政治化。而就此而論，可視為某種經濟不穩定、社會孤立、跟文化失根，所導致的集體心理病態。有些認為 1960 年代的文化轉型看似提供彼時的物質豐富跟中產階級興起，今日的文化戰爭則是陷落在壁壘分明的朋黨之見，是後物質政治如何反映美國的相對上富庶。但事實上，經濟的不穩定跟社會孤立，如拉許在1970年代所觀察到的，卻是如今繼續惡化。無論是左右兩端的極端訴求，都不是一個已經解決基本經濟問題的社會如何消糜，而是某種個人感到無力改善經濟大環境進而逃避，如此創造出某種賦予彼此生活意義的共同幻覺。

而自戀，如今我們或多或少都是。唯有從我們自我執念的虛假政治拯救出來，則必須尋求改善物質條件方能改善我們心理素質。這意味著我們必須著手改變我們處境跟我們自身。如其所是，韋伯說政治乃是緩慢無聊的硬板，但唯有如此才能夠至少照顧好我們的家園。

- Blake Smith, 2022, The Narcissism of Hyper-Politicization | City Jou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