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抗战是中华民族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战区最广且影响最深的战争，共计有22场会战、1100多场大的作战、3万8000多场小的作战，国军在这4万次作战中输多赢少。

1937年8月13日，卢沟桥事变后，常凯申为引起国际社会注意，而在上海主动发起战役。这是常凯申的一次豪赌，将战场从华北转移到上海，将日军侵略方向由北向南转为由东向西。

对中国而言，淞沪会战标志著卢沟桥事变后，中日两国之间的不宣而战，由地区冲突真正升级为全面战争。

常凯申在淞沪会战几乎投入所有的嫡系精锐部队，最后除了惨重伤亡之外还输的一败涂地。淞沪会战的失败标志“背靠列强”抗战路线破产，证明民族解放从来不是靠别人施舍来的。

而淞沪会战后期的四行仓库保卫战是这场战争的一个注脚。

四行仓库保卫战的三张面孔

淞沪会战后期，不仅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常凯申更想借11月3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九国公约”会议之机，争取英美法等列强谴责日本。

为了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在抵抗日本侵略战争上的坚决态度，委员长决定留下一个师留守闸北，顾祝同觉得既然是出于政治目的，那么留守闸北部队，兵力多是牺牲，兵力少也是牺牲，改为一个团，孙元良执行的时候改为一个营。

令88师524团第一营的400多名官兵，固守四行仓库阵地，并亲手将“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交给新晋升的团副谢晋元，然后自己撤退。

谢晋元作战前动员：“这个四行仓库就是我们400多人的坟墓，我们全都要战死在这里。我们中间只要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坚守阵地，和敌人拼死战斗到底！”

10月26日起，留守仓库之中国士兵们开始与日军展开四天拉锯战，10月28日上海童子军杨惠敏向守卫四行仓库勇士们敬献了一面国旗。

后来一直宣扬四行仓库保卫战期间，上海女童子军杨惠敏看到四行仓库上空没有国旗飘扬，便于夜间负国旗一面，泅渡苏州河，将国旗送到守卫将士手中。

长期以来，这一故事早已被当作事实接受了，1975年台湾方面拍摄的电影《八百壮士》就是如此讲述的，《八佰》也照搬了这一情节。

杨惠敏向守军送国旗不假，但过程并没有那样惊心动魄。

租界与仓库的新垃圾桥连接并没有遭封锁，保卫战期间，四行仓库与租界的联系一直保持畅通。上海商会安排童子军杨惠敏等人，乘车通过新垃圾桥。送旗那一天，杨惠敏往返仓库有两次，都很顺利。

29日，守军中只有一小部分人参加了升旗仪式，而苏州河对岸聚集的群众据说超过三万人，纷纷向四行仓库屋顶迎著朝阳招展之青天白日旗招手欢呼。

一连四天的血战，谢晋元率部先后打退日军六次大规模的围攻。

他壮怀激烈、豪情万丈地作诗抒怀：“勇敢杀敌八百兵，抗敌豪情以诗鸣。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倭奴气不平。”

• 一苇渡江唐生智，舍生忘死孙元良

此次电影宣传期间最大争议在于孙元良其人。孙元良出身黄埔，有“飞将军”之称。又名“长腿将军”、“逃跑将军”。

早在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时，在南昌战场上孙元良就曾是逃兵。更遑论其霸占女学生，倒卖物资之举，此人不值一哂。

拍抗战片，描述国军将士舍生忘死抗击日寇的悲壮和忠勇，没有问题。但将这种寡廉鲜耻之徒捧为抗战英雄就不合适了。

• 谢晋元团长被暗杀，士兵四散沦苦力

国军的拼死战斗并没有带来常凯申期望的国际支援，各国反而担心战火波及租界。各国交涉下，常凯申下令撤军，八百壮士撤退至上海租界。

他们刚撤退至租界，就被英军强制缴械，因为英国受到日军威胁：“如果让他们离开就要攻入租界”，这一软禁就是4年。

汪伪政权趁机想拉拢保卫战的大功臣谢晋元，拉拢不成后在1941年4月，谢晋元被受伪汪精卫政府诱降的手下暗杀身亡。

谢晋元的死亡只是八百壮士悲痛的开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被日军占领，日寇将他们送到各地去挖壕沟、做苦工，甚至有一些被送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做奴工。

二战结束后，幸存者只有100多人。

• 从杨惠敏到杨希贤，英雄郁郁而终

淞沪会战结束后，杨惠敏也跟着向后方撤退。

她在1941年日军入侵香港时，帮助梅兰芳、胡蝶等艺术家从香港撤退到重庆，过程中，经杨惠敏之手办理托运的行李不见了（据胡蝶自己说是有很多贵重的珠宝首饰），戴笠为了讨胡蝶欢心，诬陷杨惠敏偷窃，以匪谍的罪名送进监狱。

直到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杨才被悄悄释放。

莫名遭逢牢狱之灾后，杨惠敏就此郁郁寡欢，赴台后隐姓埋名改叫杨希贤，绝口不提往事。

直到1975年《八百壮士》电影上映后，杨惠敏才渐渐展开愁容，后于1992年病逝。到了2015年7月，马英九赠予杨惠敏的儿子一幅签名青天白日旗，给予了她一个非正式的荣誉肯定。

从《血战台儿庄》到《八佰》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句用来描述命运无法预料的古语，某种程度上亦可用来形容《八佰》的命运。

2019年6月9日，红色文化研究会专门针对《八佰》举办了一场电影创作倾向问题学术研讨会。

与会者认为，在新片《八佰》中，如此展现青天白日旗，不管影片基于怎样具体的历史背景，都是令人感到惊诧的。

还有人指出，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清醒的历史感和强烈的责任感，去满腔热情地揭示五星红旗承载的深刻历史内容，而不应该宣染青天白日旗的庄严和神圣，如果我们那样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是对于共和国的严重亵渎。

作为反映国民党抗战的电影，《八佰》受到的待遇具有某种指标意义。

其实大可不必对这面旗帜如此敏感，《八佰》如期上映，大加张扬青天白日旗，更加证明民国只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青天白日旗，就更加沦为“前朝”的旗帜而已了。

上世纪80年代拍摄，反映国民党抗战的电影《血战台儿庄》曾经赢得无数赞誉。

从《血战台儿庄》到《八佰》，前后历时34年，两部同样反映国民党抗战的电影，却遭遇完全不同的评价与命运。

编剧田军利曾经表示：如果没有三中全会提出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血战台儿庄》这部影片根本不可能诞生。

1987年7月，卢沟桥事变50周年之际，《血战台儿庄》录像带由新华社香港分社交给台湾中央社负责人带到台湾。宋美龄、蒋经国和国民党中常委都看了影片。这部电影间接推动了蒋经国开放台胞回大陆探亲。

国民党高级将领对《血战台儿庄》给予高度评价：“看到了两个形象，一个是银幕上爱国将士浴血奋战的形象，一个是银幕外共产党人胸怀博大，坚持实事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形象。”

正是有了这样的历史对比，一些人对于《八佰》的遭遇感到惊诧。

《八佰》描述的"八百壮士"的英雄事迹，的确是中华民族神圣抗战中极为重要的一页，这是毫无疑问的。

既然如此，对于电影不足之处，大可正常反驳和批评，但一些上纲上线式大批判，甚至认为不适宜普遍放映，则未免过于狭隘与意识形态化。

从民族主义角度出发，今日的共和国是“二战中国”的继承者。既然民国已经由今天的共和国所传承，那么当年包括中央军在内所有抗战国军打下来的战果，自然也就可以由今天的人民军队来继承。

《八佰》上映，本应该彰显出我们本身在面对抗战历史时的自信。某些人囿于政党意识形态以及历史解释而有所不同考量，然而站在民族历史层面，应保持明确态度与立场，以忠实、客观的态度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体现对历史本源的回归。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

1949年后，两岸分治的政治现实，使得两岸对抗战的纪念，持有完全不同甚至对立的立场。在此后的政治宣传中，抗战主力之争成为横亘于两岸政府及各自支持者之间长久的政治争议。

在2017年，修改抗战史课纲，将1931到1945视为整体，对抗日战争这段历史的叙述逻辑和认识上更为统一、连续，表述调整具多重意义既是铭记也是尊重。

对于当下时空的我们，与7月7号以及十四年抗战等关键字的链结相对薄弱许多，历史虚无主义下亦是充满不同的论述与历史解释。

2017年几位青少年身着二战期间日军服装，在四行仓库拍摄一系列照片，引发网民分愤慨，直斥民族败类。

精日分子的思维混乱凸显在当下的时空，对抗日战争认知的模糊。

反思和讨论历史不应该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而应该客观地看看待每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

承认国民革命军在抗战期间的贡献，以及修改课纲将抗战发生的时间提前，均是两岸无形政治角力的手段。

现在是历史的延续，尊重历史就是尊重自己，铭记历史是为了不愧对未来。

参考资料 《凇沪会战中杨惠敏献旗真相》（《史学月刊》2009年0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