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政府慈善

当你十分口渴的时候，第一口可乐格外的爽快，第二口就没有那么爽快了。当你喝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继续喝就不再快乐，反而成了一种痛苦。边沁（Jeremy Bentham）指出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某种物品消费量不断增加，其回报则会不断减少，即边际效用递减。同时他认为人和人的偏好大致相同，由此可得出，亿万富翁的财产减少一元造成的痛苦，要小于流浪汉得到一元的快乐。这种情况下，将富翁的财产转移给流浪汉可以提升社会的总体福利，并且这种再分配可以持续直到富翁的财富和流浪汉相等为止。这样边沁的功利主义就成了一种激进的再分配哲学。

边沁的传人穆勒（John Stuart Mill）则削弱了功利主义的激进色彩。他认为每个人的偏好都是不同的，无法比较。当我用一个苹果交换了你的一个梨的时候，只能说明这个梨对我的价值大于苹果，同时这个苹果对你的价值大于这个梨。至于我们个人的效用有多少则完全无法比较。这种情况下，从亿万富翁那里拿走一元钱交给流浪汉也是不道德的，因为富翁损失一元的痛苦和流浪汉得到一元的快乐都是主观的，完全无法比较。这样一来功利主义就陷入了两难境地。或者是支持均贫富的财富再分配，或者是完全不支持财富再分配，即便贫富差距极大。

如果不把政府看作再分配的唯一途径，这种两难也就不复存在。政府的本质是强制，而强制是一种恶。所以政府权力扩大必须有充分的理由。有人也许会问：“难道你忍心看着穷人饿死吗？”我们确实不忍心看到穷人饿死，但政府行为的反义词不是无视，而是自愿。事实上我们可以做如下设想：假定社会中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对穷人的同情心强到无法无视穷人的痛苦，同时这群人的人数足够多，组织力也强大到足以推动立法，但又足够贫穷以致竭尽所能也无法阻止穷人饿死，这种社会在现实中真的存在吗？

如果我们从现实的情况来看，比尔盖茨、巴菲特等巨富无不热心慈善，中产阶级也无不以展示乐施好善为荣。我们也必须记得，当下的慈善水平是在政府福利大规模存在的前提下，假如政府减少再分配的水平，有理由相信私人慈善能填补留下的空缺。认为没有政府慈善穷人就会饿死站不住脚。